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国史学科早已突破自我学科限定，从狭义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史，发展成为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广义民国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海外民国时期珍稀档案史料的出版与开放，民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本书从政权建设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民国政治史的学术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

本专著系统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并从新媒体传播规律出发，结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实际，创建了相应的测评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应对新媒体能力之现状进行了量化测评与比较研究，深入探讨现阶段不适应新媒体的诸种状况及其原因，就新媒体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思考。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本书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四川境内的分驻佐杂的分布，及其辖区与正式政区的转换问题。以分驻佐杂辖区为中心，系统梳理清代民国四川分驻佐杂制度的演变和佐杂分驻地、分辖区等要素的变化，考察国家权力在地方治理中的设计与调整，分析佐杂分驻分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驻佐杂是对清代地方府、州、厅、县各级政区下与正印官不同城的佐贰官、杂职官、首领官三种僚属官以及民国县级政区下分知事、县佐的统称。随着佐杂分驻分辖的普遍化，分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从官吏集团的角度考察秦兴亡之原因。在考辨秦自商鞅变法以迄王朝灭亡期间史实的基础上，本书一方面总结了秦国迅速崛起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概而言之，在商鞅主持制定系列驱使上下戮力耕战的法令，让秦国完成向以法治国的转变后，秦国兴于秦法之治下官吏集团的积极效力；在秦法未变的情况下，秦王朝亡于胡亥即位后官吏集团遭受摧残性打击及其在大势已去认知下的土崩瓦解。本书努力让人们真正认

政治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学问，其研究应当顺应历史趋势、围绕时代主题、坚持问题导向、满足人民期待。本书主要围绕先秦时期的廉洁问题展开描述，全书收录了十五章，包括绪论；《尚书》中的反暴政倡“德政”思想；《左传》中的“重民”“尚德”思想；《左传》中的“崇礼”“守信”与“反贪”思想；《管子》中的“重民”和尚“德义”重“廉耻”思想；《管子》中的崇“节俭”反“贪侈”与公正无私的思想；老子以“无为”为特色的廉洁思想

本书所收24篇文章，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论述了秦汉邮驿机构渊源流变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秦汉公文的收发、传递与管理；第三部分为邮驿吏员杂考，涉及郡督邮、边塞部候史和各邮驿机构服役的刑徒及汉化的羌人；第四部分考证汉代武威郡治移徙和居延郡县建置，其内容与邮驿管理密切相关，故作为“附录”置于文末。

本书以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为视角，对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驱动机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灾荒赈济的区域联动和实践效应进行系统地考察，既注重宏观研究也重视微观剖析，深刻揭示了清代荒政制度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互动、官方与民间救灾方式交互、仓储备荒体系与粮食安全、边疆治理模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等多重面相。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作为有效推进西南边疆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