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史（修订本）

本书整理和研究了作者在日本发现的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是首部系统研究林稿的学术专著。研究篇考证了翻译底本与历程，回答了林语堂未直接出版译稿而在日本转译出版的疑问；指出林语堂的翻译与研究相互映射，翻译《红楼梦》既是其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毕生追求之体现，亦是其呼应而又有别于主流的红学主张之呈现。林稿情节整合衔接自然，译文简明地道，重视再现日常细节、传统文化与诗意等，保全了核心的文学性。其中的叙事

本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概括地论述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俄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详细阐述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潮、流派、团体出现的前因后果、各次论争的内容与背景、各种观念与主张的基本含义。对于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以专论形式阐述其学术精要。该书还对俄国文学批评的各种思潮、文学创作倾向、社会运动方针的紧密结合，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它是俄语语言文学界由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

本书围绕四卷本“科学院版”《俄国文学史》的翻译工程如何全面呈现苏联时期一流学者所描述的从10世纪至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梳理展示了这一千年间俄国文学的历史演变、艺术成就、思想价值、文化蕴涵和美学特色；在和国内外同类著作的比照中，揭示这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主导思想和编撰原则，发现其结构方式、方法论特点和话语特征，探明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本书以伍尔夫文本的原创性研读为出发点，研究伍尔夫关于小说创作的非个人化诗学，剖析其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探究伍尔夫非个人化诗学对莎士比亚等作家非个人化诗学的继承与创新，挖掘其与艾略特等同时代作家非个人化诗学的区别，探讨伍尔夫非个人化创作理念在其小说中的实践，以及分析其对陈染等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深刻影响。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知青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哪里？本书跳出革命、政治、阶级等视角，全面梳理知青作城乡经验，立足于对知青作家私人经验与社会历史、地理空间的驳杂关系的考辨，沿着“空间迁徙—城乡经验—文学书写”的思考路向，探寻“社会—文化—审美”的研究路径，从文化诗学和审美诗学两方面激活知青文学的潜在价值。通过绘制知青文学的“时间—空间”研究谱系，破解了既往知青文学研究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的困局，提出并论证了知青文学的场域学

本书内容涉及古文献学理论研究、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海外汉籍与汉学研究等中国古文献研究等相关领域。收录了《夏禹剑考》《洪汝奎刻书及相关文献整理活动考论》《宋代江西诗派诗集合刻考》等文章。

当代西方文论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定式，重视边缘话语，彰显诗学正义，拓展了空间理论与文化媒介研究领域，充盈着语境交叠与观念流转的理论旨趣。本书以跨语境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星罗棋布的话语星丛，重点论述其主要范式转向、理论代表人物、重要学术话语和对话关系，注重理论话语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凸显了对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及其中国化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激活新的学术思考与话语实践，促进当代语境的文艺理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