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与中华民族精神

《商君书》始称《商君》，又名《商子》，是一部先秦时期的政治论文合编。书中记载的商鞅之学，不仅为秦国开启了百年帝业，更一举奠定了秦之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形态。本书着重于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呈现商鞅其人其学的思想轨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等。解读国学典籍奥义、寻绎传统文化脉络，为当代的国家治理提供可靠的历史借鉴，为大专院校的教学、科研给予资料参考，为普通读者打开一扇了解法家思想的大门。

本书试图用深邃的反思方式触摸那些深奥的精神秘密—精神、灵魂、价值与诗意的秘密—这一秘密在人类有价值的深度体验中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本书中，信仰、精神、灵魂与诗意本质相同、方向一致，都从某个侧面显露了人类存在的根基。本书独有并具有概括力的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多重之我，神性—精神原型及神性—人对应、感应、顺应与合一的存在结构—这是人的信仰型存在结构，也是人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结构，也是诗意性存在的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研讨会”的论文结集，汇集众多礼学研究大家及学术新锐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等方面探讨相关议题，以推进礼学研究的多维度发展。

本书是以“道德的政治”为核心和主题，在古今、中西的多重视域下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内涵及其思想实质进行的整体性地理解和研究。本书既对儒家“道德的政治”思想之实质内涵、历史传统、构成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又从思维基础、超越根据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梳。一方面回应了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道德与政治关系的某些思想挑战，主张政治应当具有道德性和应当性；另一方面从学理上澄清了对于儒家德治思想的某些误解。作者指出，儒家“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现代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本书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讨论对象，阐释中国古代治理的伦理道德基础，梳理古代政治道德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搭建德治传统与现代善治间的

本书沿循由哲学理路到文学意涵的写作思路，剖析夯筑在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观和科学观底基之上的文学思想。本书将罗蒂的文学思想溯源至分析哲学、欧陆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及浪漫主义传统，将罗蒂颠覆形而上学、重塑科学文化的哲学改造视为他文学观的理论底色，将他对哲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批评视为助推文学文化兴起的路径。罗蒂推崇文学所激发的多元化、对话、想象力、偶然性，他晕染文学的边界，搁置文学的本质问题，以“真理即有用”

《大学》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后经过二程、朱子的提升，最终列入四书之中。因此，宋代《大学》思想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本书对二程、朱子、陆九渊等重要学者的《大学》著述进行了仔细的哲学研究，并对卫湜的《大学集说》进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条《大学》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即从汉唐时期的博学为政之学向宋代修己治人的理学、心学的转变。对宋代《大学》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有一定的补白作用。

越中素称人文渊，明代的越中地区既是阳明心学发端与成熟之地，也是文学发展重镇。王阳明作为越人，其心学思想独步当时，诗文兼有道学与文学之本色，成就蔚然可观。阳明晚年主要在乡邦传播心学，越中文士因地域优势，沾溉甚多，影响至深，由此涌现了以杨珂、陈鹤、沈炼、徐渭、陶望龄、王思任、张俗、祁彪佳等为代表的众多具有心学背景的文学活动主体，共同铸就了明代越中文学的繁荣。本书即以此为学术背景，旨在系统探究明代越中地

长期以来，清代有学术无思想，有思想无哲学，有哲学但很粗浅等看法似乎已成学界定论。本书是重新审视这些似是而非之定见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和新文化史多元写作方法之间自如切换，多维立体地勾勒了乾嘉儒学声音低沉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以此呈现出乾嘉儒学生动丰赡的另一面。第一编侧重于哲学思想，通过重点梳理戴震“道赅理气”的新道论、“血气心知”的人性论和“以情絜情”的伦理学，揭示乾嘉儒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