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的进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胶片摄影行业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像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发展得如此之快，结果现在不得不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泛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降低准入门槛、减税，然后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条件：政府小而公平、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任何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支持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会终结对外国知识产权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它们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创新的时候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是在有了现实需求的时候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实施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富裕的先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都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复杂组织的。新的产业最初常常是由很多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公司经营较好，创新能力卓越。它们比竞争对手的利润更高，雇用的工人更多，而且逐步建立了有效、稳定的组织架构。起初，这些企业发展缓慢，因为它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建立起能够确保自身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组织规范以及组织程序，而且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利用外部融资的能力有限。最终，有些企业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大量的财富，其中很多都是像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国嘉吉公司这样的家族企业，它们的声誉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银行将这种声誉和财富视为融资的抵押品，这些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并实现更快的发展。然而，一般来讲，它们增长缓慢而稳定，很多公司中途倒闭了，新成立的小公司失败的比率特别高，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先发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这样的意愿。在大萧条期间政府大举增加支出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那时，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国防和法治两个方面，但是要加强国防也需要财富，而且富有的人通常不会滋生麻烦。因此，政府的确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通过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使用。

丹尼尔·笛福是商人、记者和政论家，也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在其著作《英国商业方略》中详细描述了早期政府扶植产业发展的状况：都铎王朝的国王如何将英国从一个依赖羊毛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依赖羊毛制成品出口的国家。玫瑰战争后，亨利七世即位。即位之前，他曾在低地国家地区流亡，当地羊毛生产带动的繁荣令他震撼，于是他决定在英国鼓励羊毛生产。

他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确定适宜生产羊毛的地区、从低地国家引进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以及禁止出口布料半成品，同时促进毛呢服装出口。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向俄罗斯、蒙古以及波斯帝国派出了贸易专使。直到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本国的生产者有充足的羊毛可以使用，而且在出口多余羊毛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允许羊毛出口，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工业的支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和谨小慎微。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竞争导致了低地国家羊毛业从业者纷纷破产。

政府还竭力促进银行业和贸易领域的私人垄断（当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印度贸易的某些垄断权，结果摧毁了次大陆的很多地方），但是，公民们认为这是一种间接的征税，而且随着民主权利的普及，公民们开始反对这些措施。结果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受制约，政府几乎不干预。政府干预的程度高低，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