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正在努力为其过剩的商品寻找市场。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人均消费水平及投资水平偏低，但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融资，其消费水平很可能会大幅提高。事实上，韩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十分注重出口型生产，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行了较高的投资，进口了大量的原材料、资本商品及机械设备。这种做法虽然令它们背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但有助于吸收剩余商品。

结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靠外国融资，来弥补支出（指消费和投资）与自身产出之间的差额，并为其贷款还本付息。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国家或者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国际机构。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中东国家富余的石油美元越来越多地流入西方各大银行，这些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随之攀升。20世纪90年代，向来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距离的外国基金，如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纷纷增持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债及企业债券，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度。因此，私人性质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不幸的是，即便在背负高额贸易赤字的时候，也很少有国家会自觉地以认真的态度来规划本国的贷款与支出。大量的外国融资的确能够刺激人们作出浪费性的支出决定。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增加的支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依靠大举外债来扩大支出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破产现象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巴西和印度由于支出太多而陷入了金融困境，不得不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削减过度的政府支出，以实现更加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破产现象导致举债投资的出口大国（如东亚各国）削减投资，以弱化对外国融资的依赖程度。它们开始干预汇率，增加外汇储备，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大量的储蓄投放到全球经济之中，准备向任何需要扩大支出的国家提供融资。由于东亚各国的进口能力减弱，国际上的剩余产品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找市场，结果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失衡。上一章中所描述的经济断层线因此而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