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闻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
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新闻传播学也越来越关注农民工问题。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视角：
1.农民工的媒介呈现研究
通过内容分析法，评析媒体中的农民工形象，主要针对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这一领域的文献相对最多。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看，2001年以来，此类文献占新闻传播学对农民工研究论文的70%以上。尤其是2004年以后，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比较热衷的农民工研究领域，每年有20篇左右的论文公开发表。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红梅运用文本分析法，对2003年1月人民网部分农民工报道的叙述方式、事实裁剪、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固定成见和潜在倾向，以及事实框选中的悲情主义
。雷涛对2004年沪、鄂、穗、川四地党报农民工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媒体设置农民工议程存在较大偏差，忽视、失真、歧视等情况较为普遍，且农民工报道数量时间分布明显不均，报道数量变化缺乏规律性。李艳红以广州市的四家日报为例，运用叙事分析法研究后发现，城市报纸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进而产制了高度类型化的公共形象，其中得到最频繁再现的形象是“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者”形象。崔婧认为都市媒体对农民工报道普遍存在的误区有：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农民工被书写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的弱势形象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黄达安对《羊城晚报》《北京日报》《新文化报》的农民工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农民工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定型为违法犯罪者、愚昧无知者、肮脏病态者、背信欺诈者、野蛮粗俗者、蛮横凶残者、城市秩序的破坏者、贪婪自私者等与现代的城市文明相对立，对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构成强大威胁的“敌对力量”。
总之，大部分研究都发现，对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媒介歧视，污名化、标签化、概念化、刻板印象明显（乔同舟、李红涛，2005；张诗蒂，2007；孟庆红，2007；许向东，2009，等）；媒体建构的农民工形象不完整、不准确（张鹏，2007；王立洲，2008，等）。
近年来，也有学者试图通过更长的时间跨度研究来梳理媒体农民工报道的变化特点，主要发现有：头版农民工报道数量减少，农民工形象多为模棱两可的中立，农民工在报道上呈现弱化趋势，新闻框架日趋多样，但“表面化”、“脸谱化”情况依然突出；报道数量显著增加，报道体裁多样化，但多从政府的视角审视农民工现状，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声音；报道处于浅层、对农民工的形象塑造存在城市本位倾向、对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过于渲染和缺乏对农民工人格的尊重等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很少有研究通过划分时段的方式，对不同时段的农民工报道所呈现的农民工形象、叙事框架、报道体裁能进行细致比较。
2.农民工的媒介行为研究
陶建杰于2002年对上海地区的农民工调查发现，农民工全方位受信格局基本确立；进城前后电视的接触频率下降，其他媒体频率上升；从接触频率看，电视与市民基本持平，报纸和广播远低于市民，而杂志高于市民；当时网络正值刚刚兴起，因此农民工的互联网接触还非常有限。张雅利对兰州地区的农民工调查后发现，农民工有一定的信息需求，大众传媒是主要信息来源，对电视的满意度最高；尽管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意见领袖，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在农民工中作用显著；农民工对媒体存在一定的期望值，除信息传递外，还希望起到一定社会作用。张靖等针对成都餐饮业的女性农民工调查后发现，媒介接触态度在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中纠结；对媒介及信心内容的选择趋向单一，对传单等形式的广告设防，人际传播仍然是主要的传播形式。郑素侠从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评价、媒介参与四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后发现其媒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媒介使用不均衡，对手机与电视过于依赖，而对报纸和网络接触较少；对媒介的评价呈现矛盾心态，不愿轻易相信媒介，但又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与批判意识；有一定的媒介参与意识，但苦于找不到途径。董迅石将南京市区的农民工媒介接触的特点概括为：接触类型上，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越来越普及，但尚不清楚如何有效利用；对娱乐类节目“情有独钟”，所关注的媒介信息庸俗化倾向明显；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真实性呈现两极分化态度；媒介参与度低，媒介素养现状不容乐观。
总体上看，此类研究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媒介消费行为、媒介素养现状，一般从媒介接触频率、种类、内容、时段、场所、评价等方面展开，发现与市民相比，农民工的媒介消费和媒介素养整体上处于较低的层次，报纸、电视是农民工接触信息的主要方式，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雇佣方式的农民工，在媒介接触方面，呈现细微的差别。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行为。李宁在郑州的调查发现，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普遍受到欢迎。讨薪、就业、子女教育等民生类信息最受农民工关注，对地方政府的活动、决策等最不关心。同样也是针对郑州地区的调查，黄俊华等发现，手机和网络媒体是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时间最长的媒体；其接触媒体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和获知新闻信息；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媒介参与率较低，媒介接触障碍广泛存在。贾毅在广东地区的研究显示，电视、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媒体，喜欢的节目主要是新闻、影视剧、娱乐和知识性节目，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媒介寄予了较高的期待，但现实状况却不能令他们满意。周葆华等对上海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达到很高水平，超过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主要以人际交往、休闲娱乐功能为主，集中于对QQ和百度的使用；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媒体的评价显著高于传统媒体。
总的来说，目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行为的研究，尽管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大多属于低水平重复，基本都停留于“截面”的现状描述，尤其缺少针对农民工不同代际之间的比较研究。
3.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的传播效果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关注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行为、社会适应、城市融入、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影响（陶建杰，2004；李远煦，万荣根；2009；金艳，2013）；也有个别学者分析了新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及其演变过程；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技术采纳，以及新媒体使用如何在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作用。（丁未，田阡，2009；雷蔚真，2010）。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除了上述三类外，也有个别学者从农民工与市民的传播关系（李红艳，2009）、农民工网站的特色及影响（赵莉，2011）、新媒体与农民工意见表达（周葆华，2013）、媒介与农民工利益表达（刘隽，2008；郑素侠，2010）、农民工在农村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张琼，2008）、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生活的民族志考察（黄伟迪，2011）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