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1)
对某些分裂机制[1]的论述（1946）
这篇论文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及其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此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将对生命早期的焦虑与机制[2]的某些假说作一些阐释。
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成人与儿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能在日后加以补足。
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作一番简短的摘要说明，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3]。
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为精神病患者，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回应过这种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半岁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奠定基础。
在生命伊始，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幻想性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oral-sadistic impulses），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恐惧（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恐惧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情绪抑制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最初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命名为“偏执位置”[4]，并指出它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偏执——分裂位置，那么抑郁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恐惧，而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在抑郁位置期间引发的另一个严重病症，可能是后来生活中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虽然我假设抑郁位置的结果取决于能否修通其之前阶段（偏执——分裂位置），但我仍把抑郁位置放在早期儿童发展的中心，因为随着将客体作为整体的内射，孩子的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把完整客体之被爱与被恨的两方面相整合，就引发了哀悼与罪恶的感觉，这些感觉暗示了孩子在情绪与智力生活上有了重大进展，也是个体是否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关键所在。对于上述结论，我至今仍坚信不疑。
对费尔贝恩近期论文的一些评论
在费尔贝恩近期的数篇论文中[5]，也相当关注我现在所要探讨的主题，我认为澄清我们基本观点的异同是有帮助的。我在本文提出的某些结论与费尔贝恩一致，而其他部分则有根本的不同。费尔贝恩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与客体相联系的自我发展，而我则主要是从焦虑及其变迁的角度来切入。他称生命最早的发展期为“分裂位置”，并指出这个位置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成人期分裂人格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他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现象”的描述，是重要且有趣的创见，对于我们了解分裂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有极大的价值。我也相信费尔贝恩认为“分裂或精神分裂症这一组疾病，比以往所宣称的更为广泛”这样的观点是正确且重要的。他特别强调的“癔症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值得多加关注。如果“分裂位置”被理解为涵盖了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那么这样的名称是适当的。
当先谈及最基本的议题，我不同意他对心理结构与本能理论的修订，我也不同意他所认为的只有坏客体被内化。后者在我看来导致了我们之间在客体关系发展与自我发展看法上的重要分歧。因为我认为被内射的好乳房形成了自我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为自我的发展带来了根本的影响——影响自我的结构与客体关系。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费尔贝恩认为“分裂个体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去爱而不会用爱来破坏；然而，抑郁个体的主要困难则是如何去爱而不会用恨来破坏”[6]。这一结论不仅和他驳斥弗洛伊德对原始本能的概念相呼应，也和他低估攻击与恨意在生命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这种观点带来的结果是：他未能足够重视早期焦虑与冲突以及它们带给发展的动力效果。
早期自我的一些特定问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挑选自我发展的某个单一方面，并且刻意不把它和整体自我发展的问题相连结，在此我也无法触及自我与本我（id）以及超我（super-ego）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早期自我的结构知之甚少。近期对此出现的一些主张也并未令我信服；我尤其想到的是葛罗夫（Glover）关于“自我核心”（ego nuclei）的概念，以及费尔贝恩关于“一个中心自我与两个附属自我”的理论。在我看来，比较有帮助的是温尼考特（D.W.Winnicott）对早期自我尚未整合的强调[7]。我也认为生命早期的自我大致缺乏凝聚力，趋向整合与趋向崩解这两种趋势交替发生[8]。我相信这些波动是生命中最初几个月的特征。
我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来假定：某些我们从后期自我中所得知的功能从生命伊始就存在，而其中较显著的是处理焦虑的功能。我相信焦虑来自于有机体内死亡本能的运作，感觉如同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被害恐惧为表现形式。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随时可以依附在客体上——或者被体验为对无法驾驭、过于强大的客体的恐惧。原始焦虑（primary anxiety）的其他重要来源，是出生创伤（分离焦虑）以及身体需求受到挫折，这些焦虑的体验在生命初期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造成的。即使这些客体被感觉为外在的，但通过内射机制，他们便成为内在的被害者，并因而加强了对于内在破坏冲动的恐惧。
由于个体迫切需要处理这些焦虑，促使早期的自我必须发展一套基本的机制与防御；破坏冲动被部分向外投射（死亡本能的转向），而且我认为它是附着在第一个外在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破坏冲动的其余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体内在的力比多（libido）结合。然而，这些过程并不能完全达到个体需要的目的，因此内在被破坏的焦虑仍是活跃的。在我看来，与凝聚力缺乏相一致的是，当处于这种威胁的压力之下，自我常常会支离破碎[9]。这里所说的“支离破碎”似乎是精神分裂症中崩解（disintegration）状态的潜在原因。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自我中的某些活跃分裂过程不会发生在生命初期？正如我们推测的，早期自我以一种活跃的方式来分裂客体及与客体的关系，而这可能暗示了某些活跃的自我分裂。无论如何，分裂的结果是：被感受为危险来源的“破坏冲动”被驱散了。我认为：害怕被内在破坏力所消灭的原始焦虑，以及自我对于支离破碎或分裂自身的特定反应，可能在所有精神分裂症的病程中都是极为重要的。
与客体相关的分裂过程
向外投射的破坏冲动，最初被体验为口腔攻击，我认为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在生命初期是活跃的，虽然食人（cannibalistic）冲动随着长出牙齿而又有增强——这是亚伯拉罕所强调的一个因素。
在挫折与焦虑的状态下，口腔施虐与食人的欲望被增强，于是婴儿感到他已将乳头与乳房咬碎吃掉。因此在婴儿的幻想中，除了将好乳房与坏乳房加以区别之外，还有挫折他的乳房（在口腔施虐的幻想中收到攻击）也被感觉为碎片；那个满足他的乳房（在吮吸力比多的主导下被婴儿摄入）被感觉为完整的。这第一个内部的好客体在自我中作为一个焦点（focal point），它可以反作用于分裂与消散的过程，营造凝聚力与整合，而且有助于自我的建立[10]。即便如此，婴儿对于内部有一个完整的好乳房的感觉，可能因挫折与焦虑而动摇，结果是好乳房与坏乳房的分离可能难以维持，于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好乳房也支离破碎。
我认为，如果没有在自我中发生一个相应的分裂，自我就无法将（内、外）客体分裂，因此关于内部客体状态的那些幻想与感觉则对自我的结构有重要的影响。若是在合并（incorporate）客体的过程中，施虐冲动越多，那么这个客体就越可能被感觉为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自我也越容易陷入与内化客体碎片有关的被分裂的危险。
当然，我所描述的过程是与婴儿的幻想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激发了分裂机制的焦虑，同样具有幻想的性质。婴儿正是在幻想中分裂了客体与自身，但是这种幻想的效果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导致了感觉与关系（以及后来的思维过程）的真实割裂[11]。
注释：
[1]（1952年版本的脚注）这篇论文于1946年12月4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在稍作修改后（只加上了一个段落和一些脚注），基本维持原貌出版。
[2]在完成本文前，我曾与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讨论其主旨，并且非常受惠于她启发性的建议，让我得以完成并阐释本篇文章的许多概念。
[3]参见我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1932）与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
[4]当本文在1946年初次发表时，我使用“偏执位置”这个术语，与费尔贝恩（W.R.D.Fairbairn）的“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有相似的意思。经过深入思考，我决定将费尔本恩的术语与我的相结合，因此在这本书里[《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1952），本文首次发表于此书]采用“偏执——分裂位置”这一措辞。
[5]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the Psychosis and Neurosis），《以客体关系观点思考内在精神结构》（Endopsychic Structure of Considered in Terms of Object-Relationships）以及《客体关系与动力结构》（Object-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Structure）.
[6]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1941）.
[7]参见温尼考特《原始情绪发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1945）。在这篇文章中，温尼考特也描述了未整合状态的病理性结果，例如一个女性患者无法区分自己与其孪生姐妹的案例。
[8]生命初期自我凝聚力的多少应该被视为与自我忍受焦虑的能力有关，比如我先前所主张的（参见《儿童精神分析》），这种焦虑是一个体质因素。
[9]费伦齐在《注释与片段》（Notes and Fragments，1930）中提出，每个生命有机体都极有可能通过碎裂化对不舒服的刺激进行反应，这可能是死亡本能的表现。或许，复杂的机制（生命有机体）只有通过外部条件的影响才能作为整体存活下来。当这些条件变得不利时，有机体则裂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