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不仅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巨大版图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现代革命和建设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外部的视角来看，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稳定的政治环境，强大的常规与核军事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身份，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具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标志。但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逻辑来看，这不过表明，中国又逐步回到自主发展的轨道上罢了。这种对正轨的回归，使得中国能够更加有反思性地关注自身的发展问题。从1949年到今天，当代中国的发展借鉴了许多现代西方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越来越自觉地把这些经验批判性地融汇于中国儒法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

面对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担当精神和反思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的建国方略有著名的争论，他们思考的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们可以从梁漱溟和毛泽东身上看到儒法传统精神的生动体现。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批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建国方略，说这种发展道路行的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仁政，它学苏联的模式，忽略了乡村建设，忽视了对农民群众的动员，是城市压榨农村。确实，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高积累是用来支持工业建设的，这是建立中国基本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随后还要发展高技术武器的战略威慑能力，这些以工业化能力为中心的战略和农村的发展应当如何协调呢？欧洲人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战争和殖民，而刚刚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外债的中国，就算有苏联巨大的援助，绝大部分的资金还要靠自己从自己身上积累。这个积累过程，在梁漱溟看来，跟他自己搞乡村建设密切相关，梁漱溟想的是典型的亚当·斯密描述的道路，我们农民好好种地，有一点剩余搞一点工业，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才会比较平衡，高积累的模式一搞，城乡的差距会变得很大，农民会付出巨大的牺牲。这就是生动的“斯密式自然工业化”和“高积累赶超工业化”这两个发展道路之争。这个争论不能简单地说，毛泽东就代表法家，梁漱溟就代表儒家，争论的关键在谁行的是真正的仁政。到底谁在真正忍辱负重地行仁政，是让全国人民低消费、高积累来救中国，还是梁漱溟主张的，搞乡村建设，慢慢积累的战略方案是真仁政？在当代世界，面对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交叠的体系性挑战，哪条道路才是真正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的好道路？两个人同岁，关系非常要好，所以争论得也非常激烈、非常持久。因此，梁漱溟和毛泽东后来关于建国方略的主张都有一些重要的调整，他们也坚持了自己的很多东西。其实梁漱溟30多岁之前是一个真法家，而且是西式法家，他一开始对四书五经很不熟悉，他认为“四书”“五经”这些教导好则好矣，但是不强，我们一定要学习声光化电、法律财政。他在北京念的是西式小学和中学堂，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对民国议会道路失望后，为了重建自己的人格与人生根基才转向了儒家，社会政治上则“激进于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毛泽东青年时代推尊儒家，在湖南师范读孔孟、王阳明、王船山的旧书的同时阅读西方的伦理政治著作，自己的人格气象、政治抱负全是这时打下的基础，随后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转向了社会主义。能够看清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儒法之争起点的，不是“要自由、要平等”的权利主体的平庸视角，而是“要担当、要牺牲”的责任主体的高远视野。他们的争论并非西方现代语境下一个有自由无担当的知识分子和一个有权力无自省的政客之争，而是中国文明熏陶出来的，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既有担当精神又有反思能力的英雄豪杰之争，既有理想情怀又有现实经世思考的两个“儒法家”之争。

当代中国在前30年，构建了独立和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塑造了超越民族的“人民”概念，成功建立了核威慑力量，不仅为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奠立了基本的政治和战略安全基础。后30年则在前30年赢得的战略和政治安全环境以及工业技术能力的基础上，深化改革，使社会受到过度束缚的自发经济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的财政能力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加入WTO，在与海外资本和市场建立越来越密切联系的同时，也为中国生产能力的输出开辟了广阔的国际空间。但与此同时，现代世界体系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市场换技术和资金的战略导致了核心技术和知识原创的外部依赖，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位置，给资源、能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贫富差距，也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对中国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从西方的现代历史经验来看，工业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共谋必然导致争夺资源能源和产品倾销市场的世界竞争甚至战争。中国作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后来加入者，正是从西方学习到了把资本和民族国家两股力量从社会中释放出来的方法。今天中国在发展中所遭遇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问题也不仅是中国独有的，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固有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中国能否在发展中克服这些矛盾呢？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崛起的大国以战争方式争夺“生存空间”的老路呢？要解答这个疑问，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世界是否愿意并且能够和中国分享那些解决上述普遍矛盾所必需的资源和技术？其次，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的改革和创新转变发展模式，解决这些不可回避的矛盾呢？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还取决于世界。面对第一个问题，中国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形塑；第二，持续维持保护资源、能源配额的足够军事能力。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国文明有着悠久自足的历史，近代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吸纳了民族国家和市场框架，但市场和民族国家不足以穷尽其全部内涵。中国不仅历史上是，而且今天仍然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与哈布斯堡、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多民族政治体被民族国家所肢解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传统在现代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得到了空前巩固。现代中国不仅在质料上而且在精神上曲折地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命脉。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强大动员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儒法文明对资本军国主义的外来压迫困境的超越渴望。儒法文明的积淀不但使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同于苏联，而且有成熟政治传统的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了第二个30年，中国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未来的第三个30年，中国面临着在更加分化的利益格局的基底上，如何认识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基本矛盾、如何建构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团结、如何开辟中华文明未来的巨大挑战。

首先，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把儒法文明的古老传统和社会主义的新传统贯通起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天命—民本原则。儒法传统认为，人既有庸常的食色天性，又有高贵的仁义天性，文明国家的责任就是要发挥人的自然德性，由人的卓越的天性引导人的庸常的天性，建立起“敬天保民”“隆礼尊贤”的伟大而和谐的秩序；社会主义传统认为，超越高度榨取人和自然的资本文明，建构能够解决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当代中国的新天命就是会通儒法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重建文明—国家的使命。这一使命不仅要把当代中国的三个30年联系在一起，而且要把中国文明—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年、从1949年到2049年的100年和从2049年到2149年的三个100年联系在一起，要把小康和大同的高贵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

其次，要激活民本和尊贤原则，把人民从单一的经济原则中解放出来，焕发他们的创造精神。本质上，当前中国自然科学知识原创的外部依赖、人文社会科学价值和梦想的舶来主义现象，社会腐败现象，政治动员能力下降问题，社会信任危机问题，无不与单一经济法则对贤能卓越原则的支配和夷平机制有关。把单位和国民都化约为纯粹的经济人，也即市民（bourgeois），不但会败坏普通人的社会职业伦理，而且会进一步腐化政治人的公义品性和知识人的担当精神。把所有的创造力都束缚在经济—市场—资本的单一链条之中，不但会使超经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社会建设战略受到忽视，而且会使自主创新和文明复兴长远战略所依赖的人民创造力的自然成长受到遏制。只有通过切实的政治经济与文教方案根本扭转这一方向，民本和尊贤原则才能真正被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创造精神才能更好地焕发出来。

最后，指引改革的“问题导向”思路要与“顶层设计”思路结合起来，政治家必须在文明—国家“社稷担当”自觉的高度上肩负起领导责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表明，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方面，“改革”好像是勾勒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共识；另一方面，这个共识只是一个有限的共识，它的有限性在于：改革主要是给人们承诺了未来会发生转变的可能性，至于人们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转变，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改革共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容性，关于未来改革的方向，“左”和“右”的争论也非常激烈。这个问题与其只放在左右之争，或者是放在纯粹社会中心主义的讨论里面，不如引入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国家和文明中心主义的完整视野里来观照。只有在反思不同文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深入中国文明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