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德国城市化的启动与持续发展(1840—1871)

19世纪40—70年代初无疑是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德国经济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到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西部莱因与威斯特法伦地区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已经赶上并超过了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经济强国。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城市化也蓬勃兴起，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一时期德国逐渐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的局面。

本书之所以将德国城市化的启动时间置于19世纪40年代，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1840—1871年间，普鲁士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64%、0.99%，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普鲁士的人口增长率；即使在普鲁士经济发展滞后的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率也超过普鲁士的人口增长率 ( 二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与0.99%)；其二，根据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间大致起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结束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般说来，城市化的启动略微滞后于工业化的兴起。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状况 (1840—1871)

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与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家将生产的各个环节集中在一起，现代工厂制应运而生。以机器生产为技术基础的工厂制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生产要素的集聚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

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普鲁士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持续稳步提高的趋势。

从表1-7可以看出，普鲁士城市化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各地区的城市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增长率低于普鲁士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增长率最高。就城市化整体的发展水平而言，西部地区低于中部地区。普鲁士城市人口的密度出现了颇为明显的增长，从1840年每平方公里仅有4103人，到1871年已增加到了6623人，其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的增长幅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虽然普鲁士城市密度增长幅度不太明显，仅从每282平方公里增加到每271平方公里存在1个城市，但是与1815—1840年间相比，城市密度还是有所增加 ( 详见表1-2)。人口密度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从1840年的每平方公里有53人增加到了1871年的74人。人口密度增加主要与人口增长率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普鲁士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说明城市化已经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趋势。不过，就1840—1867年间的普鲁士人口增长率而言，这一时期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并不平衡。

从表1-8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840—1871年间，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这与德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紧密相关。19世纪50年代，德国工业化的重心已开始从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向以煤炭与钢铁等重工业的产业转变，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重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促使了大型企业与股份制公司的应运而生。据统计，仅在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所建立的股份公司就已经达到了107个，与此相比，整个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所建立的股份公司才37个。

另外，1840—1867年间普鲁士总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增长呈现出“凹”形特征。1849—1858年间的普鲁士总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增长率明显低于1840—1849年间与1858—1867年间，这主要与这一时期的海外移民潮有关。据统计，仅1850—1854年间的德国出境移民就高达72.82万人，移民率高达21.26%。这次移民潮成为德意志帝国建立前最大的移民潮，其中农业区是德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随着1858—1867年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可以负担更多的人口，向外移民的人数明显下降 ( 移民率下降至10.23%)，这无疑对普鲁士农业人口的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从城市增长构成来看，各类城市的人口增长也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德国统计资料对各类城市界定与1815—1840年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小城市主要指低于5000人的城市，人口介于5000—30000人之间的城市为中等城市，而大城市则指超过30000人的城市。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整体规模要高于1815—1840年间。

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普鲁士人口负增长的城市数量明显高于1815—1840年间，1815—1840年间仅有10座城市的人口处于负增长，而这一时期人口处于负增长的城市数量高达45座。人口适度增长的城市的数量则大幅提高，从1815—1840年间仅有144座到1840—1871年间已增加到了312座。与此同时，1840—1871年间人口强劲增长与飞速增长的城市数量则略有增长。如果从各类城市增长情况详细来看，大城市增长最快，83.4%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1.2%，中等城市次之，小城市发展较慢。在工业化初步发展时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大城市不仅具有交通、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而且也能够为工业产品的发展提供庞大的市场。随着大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就业岗位的不断增多，周边地区的人口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断涌入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口随之增加，市场也呈现出扩大之势。相比之下，中小城市受人口、资金、交通、市场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较缓，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集聚人口的能力较弱。总的来看，中小城市的发展活力明显弱于大城市。

不仅各类城市的人口增长不平衡，而且普鲁士各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也相差甚远。这一时期普鲁士莱因、威斯特法伦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处于负增长的城市数量所占城市总数的比重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4%的城市数量所占比重也远远高于中、东部地区。1840—1871年间莱因、威斯特法伦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特点与该地区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莱因、威斯特法伦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波鸿、多特蒙德、克雷菲尔德等工业城市的迅速崛起，进而带动了周边近距离移民向这些新型的工业城市快速集聚；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该地区其他类型的城市诸如行政中心、大学与休闲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下降，甚至这些城市的人口出现了向工业城市迁移的现象。总之，这种城市人口增长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主要与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1840—1871年间，大城市的快速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隆与周边的8个城市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等级体系，其中杜塞尔多夫、波鸿、多特蒙德、杜伊斯堡、埃森等5个城市的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另外巴门、埃尔斐特、克雷菲尔德这3个城市的发展则相对较弱。在中部地区形成了以柏林与布雷斯劳为中心，12个城市为腹地的城市等级体系。柯尼斯堡是东部地区的发展核心，同期波森与埃尔宾的发展明显滞后。总体上看，受产业关联、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各地区的城市体系内，城市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在德国25个大城市中，其中有9个城市属于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城市，西部地区有4个，其余则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到1871年，西部地区成为具有大城市最多的地区。

19世纪上半叶，对城市界定并没有严格标准，因而各国对城市的统计也不尽相同。在1860年伦敦举行的国际统计大会上，以法国城市为样板，从统计学视角界定了城市的概念，认为人口超过2000人的集聚区为城市。1867年，普鲁士统计局第一次将城市与超过2000人但没有获得城市的社区分别进行统计。普鲁士人口超过2000人但并没有获得城市地位的社区有539个，其总人口约占普鲁士人口的7.1%。这些没有获得城市地位的社区主要集中在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行政专区成为这些社区集中的地区，主要因为该地区工业化水平持续快速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人口超过2000人社区的较快增长。

总之，这一阶段的城市化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它无疑为近代德国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起点。尽管这一阶段德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还远低于英国，但是作为“起飞”阶段的城市化也表现出明显特征：与1815—1840年间的城市化相比，这一时期的城市人口显著增长，城市化率明显提高。在30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了中小城市；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二、工业革命与城市发展

1．工业革命与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随着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德意志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工业化也逐步提上了日程。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工业革命开始启动并迅速展开，进而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技术、新机器不断被推广与使用。德国在大力发展纺织业过程中不断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机器织布机被广泛利用。这一时期机器织布机的数量呈现加速增长的发展态势。1846年德国仅有2600台，1861年增加到了23000台，1875年猛增到了57000台。在采煤与钢铁等重工业领域，新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地运用。19世纪40年代，德国引进高炉焦煤冶炼钢铁的技术。到1857年，鲁尔地区焦煤高炉已经达到了30座。1873年，整个普鲁士境内已经有焦煤高炉180座。当然，煤炭开采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新技术的支持，其中蒸汽机在煤炭的采掘、运输和矿井的汲水等方面得到了广泛使用。到1849年，在普鲁士的采矿业中蒸汽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32台，约13700马力。

其次，以铁路建设为标志的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革命进入大规模的展开阶段，即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通过铁路建设来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一时期，德国铁路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德国的铁路建设看，自1835年开通第一条铁路后，其发展速度极其迅速。1835年德国铁路里程仅有6公里，1840年上升到了468.2公里，到1845年飙升至2142.8公里。其二，德国铁路的营运里程也随着铁路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增长。19世纪40年代中期，德国铁路营运里程仅为2300公里，到1865年增加到了14690公里。其三，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人数的迅速增加。据统计，1840年仅有劳动力1648人，到1870年，增加到了161014人，在1840—1870年间的30年时间里铁路的劳动力增加了97倍。其四，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使铁路部门在德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840年铁路创造的价值为229万马克，到1870年已增加到29784万马克，同期德国铁路的价值创造增长了170多倍，增幅惊人。与铁路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对应，铁路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不断上升：1850—1854年为1.8%,1875—1879年则上升到了6.5%。

再次，这一时期工业产量快速增加，企业规模持续扩大，工业投资稳步增长。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刺激了对钢铁的巨大需求，从而促进了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1850年，德国的煤炭与生铁年产量分别为670万吨、21万吨，到1870年，二者的年产量分别猛增至3400万吨、139万吨，其间煤炭与生铁的增长幅度高达407%与561%。同期，德国的机器制造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据统计，1846—1861年间，德国的机器制造厂的数量已从417家增加到了665家。在工业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规模也持续扩大。19世纪30年代末，在柏林建立的施瓦茨科普夫机器制造厂，到1871年工人的数量达到了7000人之众。而以生产铸钢起家的克虏伯企业，在1846年时仅雇用了122人，1850年增加到了237人，1870年竟然增到了7000人。到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人已达98000人。在企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工业投资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1841年德国铁路净投资为2250万马克，到1870年已增加到了31980万马克。相关研究显示，1851—1854年间德国工商业净投资为12015万马克，到1870—1874年间增加到了66504万马克，在20年的时间里，工商业的净投资增加了4倍。

最后，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不断完善。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企业基本上仍局限于生产过程阶段。企业筹集资本的渠道主要通过企业主自己，或在其家族的范围内募集。偶尔也会出现极少数通过联合形成的混合型企业。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启动和深入发展，各种新技术、新设备的采用以及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日益显得过于单薄，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一些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企业经营向大企业、股份公司等组织形式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发展趋势在19世纪40年代末以后日益明显，以至到5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股份公司。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和萨克森所建立的股份公司就已经达到了194个。其中普鲁士的股份公司占107个。与此相比，在整个19世纪上半期，普鲁士所建立的股份公司才37个。在股份公司不断出现的同时，股份公司在各个工业领域中，尤其在重工业领域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从而促进了工业资本的不断集中。以普鲁士为例，1826—1850年间，普鲁士共建立了102家股份公司，总资本638万马克。1851—1870年间，新建股份公司295家，总资本达到了4亿马克。这充分说明了股份公司的发展趋势，即股份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集中。

2．产业结构的调整

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生产、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使德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三十多年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高，以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从19世纪50年代到1870年，德国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快增长。如以1913年价格计算，在1850—1870年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07亿马克增加到了160亿马克，大约增长了50%，若按人口计算，人均则增长了29%；同期德国人年平均收入由318马克增加到了411马克。不过，相关研究也表明，这种社会生产和收入增长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差异很大。为了比较详细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就业人数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状况能够清楚地展示出这一时期德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总体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的就业人数有了巨大的增长。1849—1871年间，德国从业人员总数从1481万多人增加到了近1733万人，增幅超过17%。这一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德国人口的增长率。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看出各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的巨大差别。

通过表1-12可以看出，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1849—1871年间德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从829.8万人增加到了854.1万人，仅增长了2.9%；而同期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业在内的第二产业领域的就业人数却从349.1万人上升到了501.7万人，增长幅度高达43.7%。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服务业领域也呈现出较快增长，即由268.3万人增加到了338万人 ( 不包括国防类)，大约增长了25%。各产业就业人数增长幅度的差异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一定变化。1849—1871年间，德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比重由56%下降为49%，同期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业在内的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持续提高，从23.6% 增加到了28.9%，第三产业则从18.1%上到了19.4%。

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反映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这一时期德国产业结构正从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与服务业为主导转变。

第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从各产业所创造社会总价值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德国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与服务业为主转变。

从表1-13可以看出，在1850—1870年间，德国第一产业创造的社会总价值由43.97亿马克增加到了57.38亿马克，增长幅度为30%，而其在社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6.5%下降到了41.2%。同期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创造社会价值由19.54亿马克飙升到了39.97亿马克，第二产业在社会总产业的比重由20.6%上升到了28%。第二产业创造社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增长，而第一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下降趋势。

第三，资本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是衡量这一时期德国产业调整的重要指标。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净投资的增长明显快于社会生产的增长，但每年投资的增长幅度相差较大。

1851—1854年间德国的净投资为8.9亿马克，到1870—1874年间增长到了20.4亿马克，大约增长近1.29倍。社会净投资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9.4%增加到了14.4%。但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本投入也是不平衡的。其中，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的社会净投资从1851—1854年间所占社会总投资的25.3%到1870—1874年间下降为10%左右。同期，铁路建设投资所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一直较高，由1851—1854年间所占社会总投资的19.7%到1870—1874年间上升为23.8%。相比之下，非农业住宅建设投资波动较大，但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比例。而工商业的投资则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由1851—1854年间所占社会总投资的13.5%到1870—1874年间上升为32.6%，增长幅度约为1.5倍。

从各产业部门之间净投资变化反映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产业结构日益优化。19世纪50年代以后，工商、铁路、非农业住宅等产业部门已经逐渐成为德国主要的投资领域。

3．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德国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1840—1871年间德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制造业内部的分工细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作能力加强，引起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现代化大生产的工厂制应运而生。经济组织的变革使个人与企业专业化程度提高，使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制造业内部的各产业之间的分工演进加快，中间产品增多，迂回生产经济产生。由于工业生产的不可分性，以及产品与产品之间的运输成本与固定的交易成本，要求制造业的生产集中在某一范围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聚集经济效益，从而形成生产性的集聚经济。生产在空间的集聚，往往形成工业城市。譬如19世纪中期以来，采矿、冶金、机器制造业在鲁尔地区的集聚造就了多特蒙德、埃森等重工业城市的强势崛起。另外，由于制造业内部分化，引起了产品之间交易次数与交易成本的提高，于是专门从事产品贸易的中间商人出现了。专业中间商人的出现，可以提高个人与企业专业化水平，带来专业化经济，以抵消或者降低交易成本，产生市场中心。专业中间商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内部出现了分工细化，可以提高专业化经济程度，形成服务性经济。这种交易集聚经济产生的结果，往往形成商业城市。布雷斯劳凭借发达的图书贸易与博览会，成为德国中部重要商业城市，不来梅则受惠于烟草、大米、棉花等产品的期货交易，逐渐发展成为德国重要的商业城市。

需要指出的是，大企业作为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新组织形式，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1858年，在金属加工、机器制造以及纺织业企业的平均职工仅有50人。机器制造、金属加工等综合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近郊迅速发展，诸如柏林波尔锡希机器制造厂、埃森克虏伯机器制造厂、杜伊斯堡霍德矿山机器制造厂。1869年下诺因基兴施图姆的兄弟钢铁公司在工业化进程中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几年的发展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推动了城市发展。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如下西里西亚的博伊腾和格莱维茨，莱因阿恩斯贝格地区的波鸿、多特蒙德、哈根、哈姆、萨尔以及伊瑟隆。

这一时期以原材料为主的初级工业在企业规模上明显低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工业。在当时，员工超过1000人的分销加工企业已经成为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在埃尔伯菲尔德、朗根比拉、北豪森周边有4个大企业，其中一个大企业人口规模达2000名职工，其余的纺织企业规模相当。格拉德巴赫纺纱厂有851名职工，纱锭36130个，织布机473台、蒸汽机2台。

其次，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蒸汽机的功率是衡量一个地区机器大工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为了适应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蒸汽机在德国各行业普遍应用，同时德国蒸汽机的功率迅速提升。但是，各地区以及各产业的蒸汽机功率的增长幅度差异较大。具体资料见表1-15。

从表1-15可以看出，1849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在矿业、金属加工等产业的机械化程度明显高于中、东部城市，中部地区的城市则在机械制造、纺织业、碾磨等产业的机械化程度略高于西部城市。1858年西部城市与中部城市在矿业、金属加工等产业的蒸汽机功率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849年西部城市在矿业、金属加工的蒸汽机功率分别为中部城市的3.17倍、2.88倍，到1858年分别增加到了4.74倍、10.35倍。1849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在纺织业的蒸汽机功率也远远超过了中部城市，到1858年，该地区的城市在德国纺织业中居于主导地位。普鲁士西部地区城市织布机的数量也呈现出快速的增长趋势，1846年仅有4143台，1849年上升到4419台，到1858年飙升至7486台，1861年则达到了11697台。1858年，普鲁士新投资生产设备的2/3分布城市，其中一半的生产设备在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杜塞尔多夫成为普鲁士的工业中心。东部地区的纺纱业的数量则处于急剧下降趋势，1849年该地区纱锭有22396个，到1858年已降至8548个。同期中部地区织布机的数量也出现了大幅下降，由1849年的3009台到1858年下降到了2658台。这一时期，西里西亚与萨克森的纺织业也具有较强的优势。

最后，工业化推动了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相关数据显示，1849—1871年间德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所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6% 下降为49%，同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从23.6%、18.1%，增加到28.9%、19.4%。1849—1871年间，整个非农产业的新增就业人数为222.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64%，而该期德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99%。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人口的年均增长率。

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德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各类城市受产业结构、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制约，城市人口增长幅度也相差甚远。

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工业城市率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世纪50—60年代，德国钢铁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造就了以钢铁与机器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重工业城市的迅速崛起。相关研究显示，在1858年所考察的11个重工业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4%，其中西部地区素有钢铁城之称的埃森、霍德、多特蒙德的增长率高达6%, 而仅有伊瑟隆 (1.4%) 和阿尔特纳 (1.5%) 的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低于4%。与重工业城市相比，其他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则略逊一筹。对1858年的24个工业城市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8%。其中勃兰登堡地区的12个工业城市的年均增长率为2.15%；西部地区的8个城市的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7%；而同期萨克森的4个城市米尔豪森、布尔格、艾伦堡和布莱谢罗德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2%。

这一时期德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交通枢纽城市的迅速成长。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铁路、开凿运河以及扩建海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交通运输网络，造就了铁路城市、港口城市的蓬勃发展。据统计，德国的赫尔绍、卡尔斯鲁厄、林顿、埃斯林根、卡塞尔等铁路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6%。波罗的海的港口与商业城市诸如什切青、但泽与梅梅尔的年均增长率为1.3%, 这些沿海城市主要依靠转运内陆的粮食。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有关。汉堡与不来梅则是同期发展较快的港口城市。1850年汉堡的城市人口仅有13.2万，到1870年已增加到了24万，同期不来梅的人口则从5.3万上升到了8.3万人。汉堡与不来梅的快速崛起与它们在德国对外贸易中地位的快速提升有关。19世纪30年来以来，汉堡成为德国与英国双边贸易重要的中转站，不来梅则是德国与北美贸易的重要港口。

柏林、科隆、柯尼斯堡、波森、布雷斯劳、马格德堡等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的综合性城市的人口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高达2%。这些综合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其区域中心功能的提升紧密相关。作为普鲁士首都的柏林是该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资金、技术、信息、交通以及人才等优势日益凸显，往往成为大企业、重要银行的首选之地。据统计，1846年普鲁士131家机器制造业，其中33家落户柏林。1850—1870年间德国新增169家机器制造厂，13家企业分布在柏林。莱比锡作为德国东部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被誉为德国重要的商业城市。1836—1854年间，莱比锡博览会交货量从11325吨增加到了18564吨，位列德国五大博览会之首。受区位优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莱比锡成为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最大工业产品交易中心。

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城市人口增长率相对较低，47个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城市年均人口增长率仅为0.8%。这类城市在各地区增长率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29个城市的年均增长率为1.0%；中部地区12个城市的年均增长率为0.8%；而西部6个城市仅为0.1%。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当时德国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引起的。西部地区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区，主要以矿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等产业为主，而农业处于附属产业。与矿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等产业相比，农产品加工业在该地区并不具备比较优势，集聚人口能力明显低于工业城市。因此，西部地区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城市发展滞后。东部地区作为德国典型的农业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具有比较优势。在工业化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东部地区，农产品加工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城市在东部地区集聚人口的能力明显增强，因此获得了较快发展。

总之，1840—1871年间城市发展主要与经济增长，尤其是与产业战略调整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德国在重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成为德国城市持续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尽管城市发展并不完全是由工业化推动，但城市经济功能却在逐渐增强，城市化也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此后，随着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不仅压缩了原来的时空距离，也加快了社会流动，为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化发展，进而城市的经济功能与中心功能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