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关于信仰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何虎生

毛泽东有生之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的情况，对信仰问题从不同侧面做出过一些论述。他关于信仰问题的思想主要包括什么是信仰问题的思想、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思想、不同信仰者在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对我们今天处理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 毛泽东阐述了信仰的含义及重要性，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生从未动摇，对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信仰是认识一种知识，相信这种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指导实践，进而对一种知识信以为然的状态。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一文中写道：“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使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这就指出了信仰是认识一种知识，进而相信这种知识，并用这种知识去指导实践，是对一种知识信以为然的状态，指明了信仰的实质及信仰获得的过程。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他还指出，信仰自由，要保证人民的信仰自由权。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指出：“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信仰不可缺，一种信仰是不是真正的信仰，要从行动的方面来考察。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口头上的信仰是靠不住的，信仰要有相应的行动，主张要从现实的、实践的、可证实的方面，即行动的方面来考察人们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信仰。他说：“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陈独秀不是也 ‘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 ‘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 ‘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这指明了信仰不是看其嘴上说了什么，而是看其做了什么。

关于宗教与信仰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二者不能等同，可以有信仰而无宗教。他说：“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毛泽东多次使用“宗教信仰”的概念，如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毛泽东指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此后，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论联合政府》《关于今年占领昌都问题给西南局的电报》《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等文章中，毛泽东都使用了“宗教信仰”的概念，提出要尊重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并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他并未明确阐释宗教信仰的含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列宁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阐述其内涵。毛泽东更明确地在正面意义上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概念，他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但同样，毛泽东也未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概念做过明确的阐释。

信仰具有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当前，我国信仰呈现多元趋势乃至出现了所谓“政治信仰危机”现象。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许多腐败分子堕落，首先就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公德图私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信仰意识，始终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这“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共产党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二 毛泽东阐述了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指出信仰上要相互尊重，为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解决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基本原则

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阐述了这一理论。

首先，明确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内涵及其形成原因。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还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与非马克思主义信仰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非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并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意识形态的变革总是落后于社会变革的角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要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角度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等四个角度，分析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

其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方法和原则。他指出，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属于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来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即用思想对思想，信仰对信仰的交锋来解决。他还指出，正确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要符合有利于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民主集中制的巩固、党的领导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这六个原则。

最后，提出要高度重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一是要高度重视，“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二是要进行积极的斗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对待非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特别强调要区别对待，对待少数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要严厉，而对非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则要宽容。

信仰上要相互尊重。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勾画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这个政府是赞成个性的，并说明“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是建立不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个性的解放和发展当然包括信仰的自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信仰上要相互尊重的理论，指出在我国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把不同信仰者划入人民之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为寻找解决它的方式、方法提供了前提。他提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告诫人们：“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对待不同信仰要尊重，并允许不同信仰存在。他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他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概括性地阐明了解决不同信仰之间矛盾的方法。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存在的根源将会长期存在，要充分认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信仰上要相互尊重。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阶级基础，但是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信仰问题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它本质上决定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而“我国生产力水平也还不高，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还不高，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成了不同信仰存在的根源。意识形态的变迁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变迁，非马克思主义信仰“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要充分认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长期性，对待不同信仰者，要尊重，不能要求他们放弃自身的信仰，而是要求他们政治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从事的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各自的信仰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同各民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不同信仰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活动，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做贡献。对待不同信仰，特别是非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能放任自流，要积极引导他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尊重不同的信仰，倡导多种文明的共存，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三 毛泽东指出信仰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政治上的团结合作，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合作是由政治基础决定的，对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团结不同信仰的群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信仰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政治上的团结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指出中国共产党可以和不同信仰者达成政治上的团结合作。

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合作是由政治基础决定的。在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主要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申：“我们共产党人承认 ‘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解放战争时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是“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里讲的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是不同信仰者之间合作的政治基础。

不同信仰者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强调要与不同信仰者“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他认为，对不同信仰者“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对不同信仰者在政治上首先要采取团结的方针。其次，提出了团结的基础，是要“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大政治，是团结的基础。最后，不同信仰者的共存是长期的，监督是互相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但是，能否长期存在下去，“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互相监督能否发挥积极作用，要看能否合乎前面讲的六个“有利于”的标准，民主党派要注意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具有长期性，且具有群众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时期，要充分认识不同信仰之间矛盾问题的群众性，对于不同的信仰者，必须注意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不同信仰者的主体是群众。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共产党员，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在绝对数中所占的比重是较少的，而多数恰恰是不同信仰者。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人们的信仰也趋于多元化，过去在一元化思想掩盖下的不同信仰也呈现出来，人数还在增加。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并确定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进行深化改革。在深化改革实践中，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人们信仰的变化，加剧各种信仰的分化，增加不同信仰者的绝对数。不同信仰的群众，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是可以团结合作的，当前“他们在这种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要充分认识不同信仰矛盾问题的群众性，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与不同信仰者团结合作，充分发挥他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及民族复兴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这就指出了不同信仰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不同信仰者要相互扶持，团结合作，共同奋斗。

四 毛泽东阐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为我们今天应对“政治信仰危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他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这是公认的，是不容怀疑的。其次，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他对知识分子中马克思主义者人数较少的情况非常关注，指出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要增加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数量。再次，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造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最后，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同时，要接受别人的批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点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

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所削弱，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遭受一定的挑战。一些学者依据“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干部队伍中，“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这势必会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信仰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非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所滋长，使不同信仰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也给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带来了挑战和冲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具有复杂性的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从而取得全面深化改革的胜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处理复杂的信仰问题，还要求我们把个人信仰，同与这种信仰有关的活动区别开来，涉及社会公共事务的信仰问题要依法管理，国家“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党章和宪法明确规定的，必须依法执行，毫不动摇。“马克思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 “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