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政 筹擘抗战国防设计与经济建设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政治上的动荡和国难的加深，翁文灏“内心极为震惊”, “深恐大好河山竟归破裂，为国家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他遂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一批身处北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份政论刊物——《独立评论》，期望能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 ‘治标’、‘治本’之道”。

1932年6月，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就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展开了讨论。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认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翁文灏也指出：“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我们不应该破坏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坏自己……我们需要好政府的迫切，正像学生需要好教师一样，而且过之”。

其实，参与讨论的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留学生，他们深受英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影响。尽管此时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是要采行独裁还是民主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争执，但并不表明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改变了自由民主思想，而从根本上赞同极权主义。他们只是认识到在面临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实现民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外环境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意识还不够。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统一意志，统一国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因此，他们赋予了专制新的内涵：“这所谓专制决非野蛮专制、非法专制、无限专制、权力专制、禁止言论自由的专制，而乃是开明专制、旨趣专制，以公共福利为前提的专制，不似旧日以个人为目标的专制，不似旧日摧残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权中心的专制，更不是吃粮不管事的无为专制。”这场独裁与民主的讨论，并不标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理念追求的破灭，而是他们在民族国家面临危机时的忧虑和抉择。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再三邀请北方知识分子名流到南京“共商国是”的谦恭姿态，最终使得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选择了同国民政府合作。而作为在国际国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地矿学家，宁波籍的翁文灏便成为蒋介石延揽的首选人才。

1932年6月，翁文灏在钱昌照陪同下，应邀赴庐山牯岭为蒋介石讲学。关于这次讲学，《蒋介石日记》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均有记载。

6月16日：“下午翁詠霓、钱昌照来见，相谈甚洽。”

6月17日：“上午翁文灏、钱昌照来谈。翁谓：‘中国煤铁矿产之质量，东三省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我国铁矿为倭寇所占约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公叹曰：‘东北煤铁丰富，倭寇安得不来强占？吾人誓必恢复我宝藏之区也。'”

6月18日：晚，“召翁文灏讲中国矿产。翁谓：‘中国矿产所缺者为银与钢，而最富者为煤、为铅、为钨、为锰、为铝，各占世界之第一、第二、第三位。’公曰：‘国家之经济财政必先从开发矿产入手。'”蒋介石当日称“翁詠霓诚今日中国需要之人才也”。

6月19日：下午，“又召翁文灏来讲东北与西北之农产。翁谓：‘农产土地应注意于气候与雨量，故西北土地虽广，只可移民数百万人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谓可容八九千万人移垦。'”当日，蒋介石对翁文灏赞许有加：“翁詠霓者，始可谓有学有识之人，真不可多得也。”

蒋介石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让翁文灏大受感动。据翁文灏《年谱初稿》记载，蒋介石向翁文灏表示：“中国失败之由在乎历来工作只对内而不对外，以致内部事多而对外力弱。彼反躬自省，当以保全国家为己责。欲尽此责，深愿物色全国贤才，竭尽所能，同心戮力。而当实行之时，则不宜与他人虚争政权，而在自身确尽责任。愿以三日时间请翁当面为陈说。”

蒋介石对翁文灏先生的学识、人品和能力均相当满意，认定其为可当大任之才，决定将国家的资源开发交由翁文灏负责。他请翁文灏担任拟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6月20日，他让毛庆祥致电钱昌照，曰：“（国防）设计会开会时间不必过速，当先物色人才以多备约谈时间，然后再定期召集会议，则更能见效。”他要求钱昌照“与詠霓兄先确定人选，再约定次序，请其各个来谈”。他请钱昌照与翁文灏“能于暑假时来汉浔常住一处，以便接洽前约”。他同时电询陈布雷：“翁文灏先生之学问、品性、能力，兄知其详否？请详告。”6月25日下午，蒋介石写道：“今年得刘建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皆才贤也。而翁为最有阅历，尤绝有能力，可喜也。”

对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翁文灏几次推辞，但蒋介石坚持原议，并屡次电催其到任。同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在南京三元巷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翁任秘书长。从此，翁文灏担负起筹划国防资源、进行对日抗战准备的重任。

由于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全面抗战时期，翁文灏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工业设计委员会主任、战时生产局局长、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承担起战时经济建设的重任，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

本史料汇编选辑的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收录的主要是1937年以后翁文灏同蒋介石来往电文，包括签呈、电报等重要档案。这些档案文件一方面显示了翁文灏为战时经济、外贸与财政金融殚精竭虑，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翁文灏的信任和支持。

国防工业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是战时工业建设的重要一环。翁文灏在1940年3月21日所拟定的签呈中，对1940—1942年度“三年工业计划”精心规划：三年之间，国、民营工厂的钢铁产量要达到58800吨；制造业方面，每年生产军用卡车1000辆、工具机2440部、汽车轮胎4000套；化学工业方面，年产硝酸630吨、硫酸370吨、硝酸铔3000吨、硫酸铔1500吨、阿莫尼亚200吨，增设小规模水泥厂3所；能源工业方面，每年生产汽油346万加仑、柴油420万加仑、润滑油1.5万加仑、酒精304万加仑；电器制造业方面，1940年度生产电线660吨、电子管5万只、电灯泡30万只、军用及商用电话机共8000部、交换机5000门，而至1942年度，上述各项产品大都增产五六倍以上；金属冶炼业方面，每年生产精铜3100吨、铅2500吨、锌1500吨；发电量可增至58547千瓦。该三年工业计划经费预算为法币20454万元、美金1079.3万元。

为了解决外汇的不足，翁文灏建议：“外汇之来源，悉赖财部筹发，自属不易，计惟有提出一部分出口矿产，以资抵付，或以出口矿产作抵，筹借外款。”他认为该项计划每年仅需要外汇400万美元左右。“每年矿产产量除供易货外，尚有余数。如能提出钨砂或锡三千吨、锑三千吨，再益以水银四百吨，专供现款外销，所得外汇，指定专为建设国防工业之用，于国库既非直接负担，对易货仍照常供应，而于工业建设则获有基础”。翁文灏同时指出，国内运输实为“目前建设最大之困难……运输不灵，则所购器材无法内运……倘运输能力不能增强，运输路线不能增多，则外汇即有着落，器材即已订购，不能运入，亦属徒然”。他批评“以往内运吨位几全为兵工器材及汽油所占有，其它一切物品所占运输总额不过一成，杯水车薪，困难万状。兵工器材及汽油固属急要，而国防工业所需之器材为制造或生产兵工器材原料所需者，似亦不容忽视”。

此外，他于1941年6月拟定《国防工业三年计划》、1942年拟定《西南国防三年计划》。1943年筹备的工业建设计划会议于同年4月20—29日召开，与会者128人，处理议案140份。会议拟定了《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战后重要工业建设计划》、《培养经济建设干部人才及训练技术员工计划》等。这些都为战时国统区国防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