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培育世界名城的文化品牌

严格意义上的“广州十三行历史街区”是这样圈定的：广州古城西濠涌护城河以西，20世纪90年代开辟的康王路以东，北至桨栏路、光复路一带，南至珠江之滨，外加人民南路以东越秀区怡和街、宝顺街、普安街残余地带连成一片，即为我们研究的十三行历史街区，面积共约40公顷。以十三行路为一条东西横向坐标轴，位于横轴以南的是当年十三行夷馆所在地及珠江河岸；位于横轴以北的是和平路、桨栏路及众多小街小巷的西关老城区。

要重新亮出“十三行”这张国际名片，首先须充分认知“十三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积极影响。“十三行”为广州树立了国际商埠形象，为中国的发展进步输入了内在动力与能量，铸就了广州千年商都的人文精神灵魂，有利于进一步敞开国门拥抱海洋文化，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广州、让广州全面融入世界。

一 “十三行”为广州全方位树立了世界名城形象

广州古称“番禺”或“蕃禺”。《史记》和《汉书》都称番禺“一都会也”。古代广州的繁荣，主因海上贸易的频繁。南北朝时就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港口，唐代乃“通海夷道”，早在宋代就用上了指南针。明清时期，广州的外贸经济由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世界各地。

翻开世界各个历史时期的航海图，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目的港，世界商品经济贸易网络上东西方的联络枢纽城市或重要交结点（见图1-1）。

“丝绸之路”是个雅称，特指古代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并由此形成有形的和无形的历史文化时空网络。它表达了人世间需要相互沟通理解、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它给各国的进步和发展带来智慧、福祉和创造力。“海上丝绸之路”先于中国丝绸由陆上传往西域，后以中国瓷器、茶叶、丝绸等海上贸易远销重洋为主要途径；它是一个有“泛指”意义的词，一个富有历史浪漫主义美感和想象力的称谓。

清初史学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会城如大舶”一说。意思是：广州的地形地貌，就像一艘巨大的海船。“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犹如大舶的桅樯。不论其比喻恰当与否，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造船业发达。“十三行”时期的广州外贸码头是“船舶文化”的集大成者。透过史书古迹，我们仿佛可以看见，珠江口渔火点点，黄埔外港和十三行码头樯桅毗连、商船云集……，当时作为世界著名商贸大港的繁荣景象，与海、与“船舶”结下了不朽的因缘。这是广州城及其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海胡泊千艘，岸香番舶月”（《清宣宗实录》）。自古人们对此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象都十分钟情。商品的外销，伴随有艺术的外销、文化景观的外销。我国香港曾展出过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的许多文物精品，而其中不少展品来自“十三行”时期的海上贸易。收藏者不仅看重它们的贸易价值，更是对“海上丝路”起始点让人着迷的海口河埠的缅怀。寄碇于黄埔的美国商船“亨利·马克”号，美国米歇尔·费力斯·科尼1804年的外商洋行画，以及大量瓷器上、漆器上、丝织折扇上、彩色屏风上的商馆图，共同印证了一个“十三行”时代。

近来有学者研究指出，“十三行”时代的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都是出超的。偌大的一个“清帝国”，只广州“一口通商”，使之在世界航海图上处于“东方大港”的重要位置。

18世纪的“广货”外销，着实让法国人惊呼并引起制造商的恐慌。法国一篇400万言的博士论文集，深入研究了中国“十三行”时期的对外贸易史，广泛涉及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

中国的瓷碟上，绘有琶洲塔与来往贸易的码德拉斯港及狮子国徽标。风靡一时的外销画，将“十三行”百舸争流、万国旗飘扬的景观传遍全球。当年在“十三行”一带画店出口的通草纸画，现在在国外已作为珍宝而被收藏。

250年前普鲁士商船首航广州，为此专铸的普鲁士银币，正面刻有国王头像，其背面刻有精细的“十三行”商人全身像，足见当时“十三行”的国际影响。200多年后，德国领事、丹麦领事仍在查找十三行时期客死广州的本国商人。

200多年过去了，瑞典人至今不忘“哥德堡”号商船十三行时期三次远航中国的经历。2007年复制的“哥德堡Ⅲ”号（见图1-2）特意沿当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造访广州。此一事件同10多年前阿曼“苏哈尔”号木帆船从马斯喀特至广州的纪念性航行、联合国“和平方舟”号的广州海上丝路考察行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2014年8月，美国波士顿举办的“广州月”活动，也与当年来华经商史有关。

华人世界对“十三行”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却的。因为正是这段历史，中国人才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密切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二 “十三行”为世界局势进化线路上的重大拐点

“拐点”常常是最引人关注的。这“点”正是事物或运动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十三行”的时空标志就有“拐点”作用，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经过“鸦片战争”这一国际事件，我国由封闭型的农业时代进入商品货物流通时代，经受了一段社会阵痛，近代史上的各种先进的政治改革思想主张皆由此而生。

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三行”存活了156年。十三行“一口通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85年，上承唐宋市舶、下启五口开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特别而重要的角色（见图1-3）。

《广东十三行考》（1937）的序言中提到，“十三行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而言，“十三行”常为皇朝政府官吏之代表；以经济而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此等特殊制度，无论中国外国，皆蒙不利，鸦片战争，即为击破此种外交制度及通商制度而来”。

蔡鸿生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1999年版的序言中指出，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是在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展开的。它的浮沉既受官僚的掣肘，更受“夷务”的牵制，具有既显赫又悲凉的独特面貌。这里的“夷务”，应该理解为外国人从事的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国际事务。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商”是长期受抑制的一种行业。“官不能护商，反能病商。”广州十三行行商以广州口岸为地盘，处于中西方经济、文化、制度关系冲突的风口浪尖，长期受着来自“官”、“夷”两方面的高压而发育不良。走在社会文明前列的外国列强，与之经常发生碰撞；处在社会文明后端的集权集团拼命掣肘它的前进。随着岁月推移，其依附性和软弱性有增无减，而且这种后遗症还向后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维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生产很低”的超稳定封建社会，是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附庸执政思想也是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梁嘉彬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中开篇明义：“国人研究中西交通史，每以葡借澳门以前之交通史为界；研究中国外交史，每以鸦片战争而后之外交史为基；其介乎两者间之澳门问题与十三行问题，则几若无人过问焉。余不敏，窃欲著为专篇以补此阙漏。先作十三行考。”

这个延续了一二百年的问题，其实就是怎样对待不同社会制度下商业外贸与文化体制互动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许多历史教科书往往忽略了或回避了对这一关系的研究。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明确，不仅对待有政治色彩的历史文化，而且对待历史街区、对待有关的文物遗址保护利用都会出现某些不应有的态度和做法。克服对待“十三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开发上的思想障碍及政策偏差，是今天的国人应有的意识。

事实上，鸦片战争结束后，封建社会制度已开始瓦解，“十三行”便是最前沿的目击者。“十三行”所在的这片土地同时也滋生出中国最早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桥头堡。进入21世纪，“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的确立与开发即为上述思想认识的结果。借旅游保护历史文化、认识历史文化，有利于创造出新的文化。落实到具体的物质行为上，就是对“大拆大建”破坏历史街区之错误建设方针进行纠正而开展的一场保卫战。

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历史地理人文之特殊性，在“十三行”之后的岁月中，100多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又在“十三行”所在的这块土地上首先演绎出新的历史剧。历史的一个轮回，能推动社会前进一大步。难怪美学家克罗齐认为，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留存至今的历史文化遗产都与当今的生活密不可分，近代历史街区更是如此。

三 “十三行”深刻地铸就了广州千年商都的灵魂

如果把古代中国大陆画成一个大（陆）圆，把东洋、西洋、南洋整体画成另一个大（海）圆，这两个圆（大陆文化圈与海洋文化圈）的契合点就应该是广州了。这里是清王朝接受“朝贡贸易”、拒绝“叩关贸易”的唯一门户，这里也是中国有识之士最早冷静看世界的窗口。当年“十字门开向二洋”，全国货物集中广州出口，世界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在此登陆，北上、西进、东运销售传播至中国内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特区”政策，使“十三行”成为一个具有时间概念、空间概念、经济社会学内涵的综合性学术名词。

“十三行”作为一个官商组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财政、税收等经济生活，俗称“天子南库”。作为一个外交活动组织工具，行商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国际财团，“十三行”中涌现出了四大家族及世界级的首富，在封建地主经济的机体上萌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也是十三行地区出现丝织业作坊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文化集团”，它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它拉动了广州西关及海珠城区的建设。十三行时期的广州，实乃“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埠文化世界名城”，为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吸纳了一些海洋文明。

因此，塑造“十三行”的空间地标旅游景观无论怎样评判也不为过。世界上知名的事物，总要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视觉景观的实体形象。“十三行”的废墟形象之隐含性早已逝去，今日开发过渡期的招徕性（无形价值）却让房地产商独吞了，今后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的行销性形象，应该实实在在地还给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十三行”的地标景观作用，就能号召人们重拾被丢弃的那段历史。

一个城市的有机构成绝不只是一片孤立的“蕃坊”驿馆。与“十三行”相关的城市要素还有许多，是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全面而完整的铸就了商都广州的形象。这一点正好符合史迹文化旅游的特质。落实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上，有必要围绕主题加以整合。如十三行夷馆区、西堤、沙面、沙基涌、六二三路、人民南路、桨栏路、怡和街，以及琶洲、黄埔、长洲岛、海幢寺、芳村花地等就是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大舞台，上演过一部中国社会转型变革史。广义“十三行”的研究，其意义就在这里（见图1-4）。

十三行商埠文化旅游区应该成为国际性的品牌。它是千年商都、千年港城的重要代表形象之一。它不仅是“十三行商人”、“广东商人”，还是外国商人、水手后裔、研究人员重要的关注对象。瑞典国“哥德堡Ⅲ”号重访“十三行”，就是有力的证明。通过文化名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名城城市景观环境艺术设计等，让“十三行”的历史轴连接起世界各国的“帆船时代”，让“十三行”的景观轴贯穿起广州历史街区的文化艺术空间，营造有国际影响的商都形象氛围。

四 让广州与世界在十三行历史街区再次交融互动

2013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复兴之路”的展览上，展出了一幅“十三行”历史图画。由此可见“十三行”在全中国、全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多么重要的影响。“十三行”原本只是广州的一个城市地标，即今十三行路以南与之正交的三条“涉外街”，是与十三行夷馆平行一同向南延伸的。夷馆区之东为西濠涌及几家行商总部，馆区以北是洋行集合会所及其商埠新城区，夷馆以西是由围墙相隔的商行及关税机构。“十三行”主要指的就是这片“历史街区”。

十三行历史街区地处广州中心地带，乃当年清王朝唯一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文化窗口，是许多中国文化哲人走向世界、又从海外归来的家国门户，也是西方进步思想首先登陆中国的桥头堡。十三行历史街区让具有数千年传统形态的广州古城，首次出现了一道靓丽的异域风景，即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西洋建筑景区，由此构成了千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商埠大港的核心（见图1-5），持续了100多年的“经济特区”，是使广州古城首次得以明显拓展的一个城市“能量聚集地”或“增长极”。无论作为怎样的文化冲突点、无论上演什么样的历史悲喜剧，作为人类社会制度进步的新事物——十三行历史街区，总是应该加以纪念的。

今天的十三行历史街区，它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从古代进入近现代的转型标志，作为闭关锁国的封建制度被拉入开放的世界商品经济制度的转型标志，作为一个数千年封建礼教帝制的文化向科学、民主、开放、法制的文化转型的起点。十三行及其历史街区，不仅是一个具有超越时空的国际品牌、一张具有多民族全国性意义的名片，也是一个具有全方位思考价值、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课题。它是广州的，更是全广东、全中国的。它不仅应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应该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三行及其历史街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得以重视，被认真加以保护、修缮、提升形象、完善配套设施、创建优美环境，成为中国国际旅游项目中的知名品牌。让十三行历史街区告诉人们，100多年前，这里就是一个国际商埠；100多年后这里仍可发挥中西方商贸、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积极作用，让广州与世界在此再次交融互通，在此共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