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国近代传统商业环境的发展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大批西方近代建筑类型和技术涌进中国。旧的商业、服务业建筑环境随着资本主义商业的扩展及外来建筑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里，传统商业环境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1840～1900年）。这个阶段商业营销环境的特点表现为对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商业市场与店铺形式的延续，同时，西方近代商业建筑的形式与营造技术不断涌进中国，开始对近代中国商业营销环境的发展产生影响。

（2）发展阶段（1900～1937年）。这个阶段商业营销环境的特点表现为中西商业建筑在形式上的相互影响、融合、扭结，此时商业建筑内外环境在形式、类型、规模等方面的发展都很迅速，并形成新的商埠城市和城市商业中心。

（3）衰败阶段（1937～1949年）。这个阶段由于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商业营销环境的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已有的商业经营设施受到战火的极大破坏。

在这期间，由于中国城市的商业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软弱性及依赖性，因此在近代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比较完整的商业体系，而是处于一种自发形成、过分集中、畸形发展的状态之中。回顾百余年来近代中国城市商业营销环境的发展，其形式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新型商业建筑形式与营造技术的引入

中国在184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西方商业建筑形式的踪迹，如1552年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建造的商馆、1685年后在广州建造的十三行建筑等（见图2-18）。因为它们是在清政府严控下建造的，所以对中国传统商业建筑环境在形式上产生的影响不大。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沿海通商口岸兴建了大量商业建筑，并将“百货公司大楼”这种“综合大楼”引入中国，如1904年在哈尔滨建造的秋林公司（见图2-19）。1913年在上海南京路、四川路开设号称经营环球百货的惠罗公司，1917年开业的先施公司，1918年开来的永安公司，1925年开业的新新公司以及1934年开业的大新公司等上海四大百货公司，1928年在天津开业的劝业场以及各式各样的大百货商店、综合商场、联营商店、博览性劝业会场等。这些新型商业建筑在规模上从低层向多层发展，甚至出现了24层的高层商业建筑。这在建筑技术和设计水平上，已可与国外同期先进水平相提并论。

（2）中西合璧的新型商业建筑形式的出现

20世纪初，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商埠城市。随着这些城市中租界区的基本形成并逐渐成为城市的主体，商业建筑环境也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新型商业建筑。当时称为劝业场的商业建筑，就是在我国传统市场基础上效仿国外陈列和推销商品的经营手段，采用新结构、新样式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市场。如1903年在武昌旧城区建成的“西湖劝业场”, 1914年在北京前门廊房头条胡同修建的劝业场及1928年建成的天津劝业场等（见图2-20），均属这种商业建筑形式。这类商场多为出租性质，招租多种行业的店铺营业，有的还开设娱乐、饮食服务店铺等，类似旧式庙会改制，以“花钱不出劝业场”为宗旨，把购物、游艺、休息场所统统设在一起，因此颇受欢迎。它的特征是采用新结构及模仿西方古典样式。由于是出租性质，因而多为小间连续串联式组合平面布置（初期还有分散式布局）及利用内天井贯穿大厅等回廊式平面布置，以达到通风采光的效果，弥补设备条件的不足。

（3）城市新型商业中心的产生与发展

在上述新型商业建筑形式出现的同时，外商兴建的银行、饭店、娱乐场所等其他大型建筑也在附近相继出现，形成繁华的商业街区及城市新的商业中心。上海南京路一带在四大百货公司等西方新型商业建筑形式的影响下，逐步建成了旧上海绵延的“十里洋场”，那密集的商店、多彩的店堂装饰、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与银行、交易所、饭店、酒楼等组成了城市新的活动中心；天津和平路以劝业场为中心，在面积约4平方千米的“南市”四周先后建成了25条街道，分别设有商店、饭庄、旅店、澡堂及许多娱乐场，如茶园、戏院烟馆、赌场、妓院等“洋式门脸”的商业建筑环境；武汉的江汉路以百货商场、大清银行、江汉关等欧式建筑为中心加上各种商业店面的沿街排列，形成了武汉的市级商业购物中心（见图2-21）；青岛的中山路、广州的北京路的形成也属于此类实例。

（4）传统商业建筑形式的衰落与变迁

传统店铺经历了长期的变迁后，小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大部分进行了改造，扩大了建筑容量，以接待、容纳更多的顾客和陈列更多的商品。在商业建筑的处理上极力强调广告效果，建造了一大批“洋式”店面，表现出民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特点；同时，突破旧的独立式布局，变露天商业街巷为盖顶棚的室内商业店街，形成聚集成片的大型商场，如北京的东安市场（见图2-22）。

1）行业街市的消失。随着机器的日趋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业个体生产方式。原有的作坊不少倒闭、衰落，同时，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使原有少数行业地位下降，以致原来传统的行业街市逐渐解体、消失，包括后来的珠宝市、骡马市大街、纱帽胡同等。

2）临街商店的改造。原有传统的临街商店，为了模仿新型商店，常在原有的“前店后宅”的基础上，把后面四合院打通两厢改建楼房，为营业厅扩大空间，而在中间天井与庭院上盖钢架采光天棚，下面形成纵深连贯的商店平面。为了通风、采光而留出局部天井，在外立面上标新立异，增加了许多烦琐的装饰。北京前门外谦祥益绸缎庄就是这种改造的典型实例（见图2-23）。这幢建筑前部为外院，在上面加盖钢架天棚，作为人流集散的空间；入内为三开间的纵深大厅，在二楼上部做三个色连搭屋顶，并增加一列天窗；三进为天井和后楼，均为三层，故在天井上部加顶盖。这样，通过改造就形成了从大厅、天井直到后楼的两层营业面积，增加了商业建筑室内的经营空间。

3）庙会的变迁与大型市场的出现。庙会是在寺院宇内定期举行、具有鲜明特色并为异众所喜爱的一种传统集市，如京城的隆福寺庙会、地方上的河南浚县庙会等均为历史上的盛大庙会。后来随着国外新型商业建筑内外环境形式的引入，加上城市商业中心的转移，这种定期举办的庙会逐渐演变成为经常性的市场，并最后固定下来成为营业店铺，但在经营上仍保留一定的原有特色。建于1903年的北京市东安市场（见图2-24）就属于此类商业建筑，它在原有3亩多的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处包括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糕点糖果、土产副食、古旧书籍、特种工艺、珠宝钻翠等行业和南北风味的饮食业，以及杂技、相声、大鼓、杂耍、摔跤、“拉洋片”、听“话匣子”、看相、算卦等五花八门在内的“游艺”场所。市场共占地22000平方米，聚集了600余户商贩，其中包括20多种行业，70多种类型的极富特色、具有独特形式的各式小店。这些小店密集排列分布在几条纵横交错的通道内，上架采光顶棚，内部不受风雨侵扰，终年顾客川流不息，热闹繁华。

4）“洋式”店面的产生。为了适应顾客人流增多和商品陈列的需要，旧式商店，特别是新行业和经营“洋”货的商店，像百货店、西服理发店馆、照相馆、“洋布”行、钟表眼镜行等，修改门面成了必然的趋势，普遍扩大了出入口，突出招牌、广告，采用新普及的材料——玻璃开辟橱窗。同时其为了展开商业竞争，标新立异，迎合某些顾客的崇洋心理，形成了一股追求“洋式”门面的风气。这种“洋式”店面，不仅在一些被辟为通商口岸的中等市里多有所见，而且影响到内地一些大城市，如天津老劝业场、武汉江汉路商业中心（见图2-25a、图2-25b）。作为对商业建筑形式的创作，“洋式”店面崇尚风气与扭结，并随意堆砌，造成建筑形式与装饰、形式与功用的极不统一，出现许多纯为展现、炫耀的虚假做法，充分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畸形发展特点。这种做法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和内地一些大城市十分普遍，并影响到中小城镇，形成近代城镇商业干道的一种普遍面貌，对其他类型的建筑造型也有明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