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学科基础

心理和心态（mentality）是两个使用广泛的学术概念，一般是指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的心态，也有学者特别强调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y）（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 8），而社会心态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则未见使用。在考察与社会心态相关的遗产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是始终相伴的，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社会心理学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上都分了叉，各自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理论。

（一）两种心理历史学

从17、18世纪开始，欧洲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到19世纪末，社会学、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探索也反过来影响历史学，历史学家批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借鉴概念，甚至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彼得·伯克，2001: 16）。

心态一词最早是由历史学的年鉴学派提出的，区别于意识形态的心理集体特征，代表了某个民族、某个人类群体特有的思想和感觉方式（李蓉蓉，2006）。雅克·勒高夫指出，心态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中，是指一个特定集团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心态主要是集体的，不能把它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分割开来（刘向阳等，2011）。20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态，开创了心态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认为心态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陈曼娜，2003）

20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新一代年鉴派历史学家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是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所揭示的是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有的心态史学家认为，心态史是价值观念的历史；有的则认为心态史是人对世界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了心智和情感两个领域；还有的认为心态史触及的是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如习俗、梦幻、言语、时尚等（周兵，2001）。

伯克认为心态史至少有三个特征与传统思想史不同，“它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强调未被言明的看法而不是明确的理论，强调‘常识’或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以及强调信仰体系的结构，包括对那些用以解释经验的范畴以及证明和诱劝的方法的关注”。（彼得·伯克，2001: 111）

除了上述的心态史学外，在广义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之下，还有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周兵，2001）。191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回忆》，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达·芬奇童年经历，以解释其成年的性格，开创了心理史学研究先河。1958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两者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史学的正式形成。虽然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是一种人格理论，其基础自然是个体心理，但心理史学却从个体心理分析发展到集体心理史和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研究，成为一种全谱系的心理研究。也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心理的基础，使得心理史学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有人批评道，“这种理论排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周兵，2001）。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如果说心理史学研究的是“个体无意识”如何影响个体、家庭、集体和社会，那么，心态史学研究的则是“集体无意识”，刻画的是“集体心态”（彼得·伯克，2001: 115）。不难看出，社会心态的研究既要继承心理史学的传统，也要继承心态史学的传统，把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心态的研究框架，才可能全面反映转型社会的心态变动。

（二）两种社会学

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起，就存在两种社会学（two sociologies）：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的整体（social collectivities），或曰“社会”（societies）；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性的个体，或曰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关注社会整体的经典社会学家有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等，他们研究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的性质、运行规则；关注社会性个体的经典社会学家有韦伯、帕累托和米德等，他们研究社会成员、人类个体在独处或集体中的行动有何差别。（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 1～2）

研究个体行动者的社会学渐占上风，在之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双重范式”的转变，表现为在本体论层面从视行动者为理性经济人，到更为复杂的，包含了情感、传统、规范的，特别是文化因素的行动者的转变，由此产生了“两种行动的社会学”。一种是强调动机、意图和态度等心理意义的“社会—心理理论”，一种是强调惯例、价值、规范、符号等文化意义的“文化主义社会学”（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 2～3）。而在认识论层面，则把行动与群体、社区和社会这些社会整体的建构、形塑、改变联系起来，用行动的文化面向来理解和解释。总的看来，这种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转向，认识到了无形的文化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在人类集体行动中，行动并不是个别地或相互独立地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行动场域中相互关联的（被派定的、依赖于他们不同的凝结的模式，比如群体、社区、组织、联合体、机构、国家、市场等），社会学家也聚焦于这些互动场域的综合的文化性质，尤其是他们的整体机能。由于这种综合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难以明了的，难以用经验的和可操作的方式描述清楚，他们经常被比喻为社会情绪、社会气候、社会气氛、集体士气、社会厌倦、社会乐观主义、社会不适应等”。（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 3～5）

什托姆普卡认为这种文化主义转向的学术根源正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或“集体表征”（也译为集体表象）理论，以及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的民主时指出，“社会要生存，要更加繁荣，所有公民的心灵必须通过某种有支配地位的思想凝结并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中每一个人不时地从公共资源中获取他的意见，并赞成接受已经形成的信仰内容，社会将不可能存在”。什托姆普卡认为托克维尔的“心的习惯”是来源于个体心理，通过周围的文化环境内化为人格，而表现在行动中的。托克维尔这里指的是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ies）。（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 7～8）

涂尔干区分了两类表征，个体表征（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个体表征以个体的感觉为基础，集体表征以个体的表征为基础。社会作为集体表征的组成物控制着个体，是外在于个体意识的一种群体意识。宗教、风俗、时尚、语言、道德规范、法律、科学和社会意识的其他特征以及它的情感、观念、习惯，等等，构成集体意识的集体表征。（威廉·S．萨哈金，1991: 34～37）“团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与其单独的个体成员的这些东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迪尔凯姆，1995:119）他指出，“集体意识的状态与个人意识的状态有质的不同，有其独自的表象。集体的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迪尔凯姆，1995: 12～13）。他批评当时的心理学对于个人观念相互结合的方式只是一些十分含糊的联想规律，而社会心理学则对集体观念形成规律全然无知。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应该从研究神话、传说、民间习俗、语言入手研究社会表征是如何相互吸引和排斥、融合和分离的，他甚至认为可能出现一种研究个体表征和集体表征的形式心理学取代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学。（迪尔凯姆，1995: 14）

可以看到，涂尔干在集体意识、集体表征概念中明确论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变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颇具启发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伯克才认为，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的方法，与涂尔干“集体表征”和列维-布留尔的“心态”概念有关。（彼得·伯克，2001: 111）列维-布留尔在1922年出版的《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一书中，试图用集体表征的理论来研究原始人的心态。列维-布留尔认为人类的心态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代文明人的集体表征就不同于原始人的集体表征。列维-布留尔指出，“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得到理解”。（列维-布留尔，1981）

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用集体表征的概念把个体与社会连接起来，同时也试图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机制厘清，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也正是社会心态研究希望做的。

（三）两种社会心理学

1908年，威廉·麦独孤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导论》，爱德华·罗斯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料集》，两部著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同时，也注定了两种社会心理学的存在，也就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正如心理学史家墨菲所言，“当社会心理学成形时，它趋向于分为两枝，一枝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社会情境中的个人，一枝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团体生活”。（G．墨菲、J．柯瓦奇，1980: 607）

在社会心理学创立之初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就试图构建博大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如社会心理学之父、社会学鼻祖孔德就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寻找社会的法则。之后，社会学家逐渐放弃了宏大体系，各自提出了专门化理论，如库里的社会化过程理论、罗斯的社会过程研究和涂尔干的集体表征，社会学家开始更多关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威廉·S．萨哈金，1991: 3）。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逐渐成为主流，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态度改变、人际过程和小群体三个领域（威廉·S．萨哈金，1991: 11）。虽然也曾发生过关于两种社会心理学的论争和整合的努力（夏学銮，1998: 6～12），但社会心理学体系并未动摇。

麦独孤提出了群体中人的行为的策动理论，在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既包含了个体，也包含了群体，他认为群体心智（group mind）是真实存在的，不同于个体成员的心智，群体心智产生于人们的互动和聚合（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 15），在1920年出版的《群体心智》中指出，“社会聚合体具有一种集体的心理生活，这不仅仅是聚合体中各单元的心理生活，而且具有一种集体心理，或如某些人喜欢说的那样，具有一种集体灵魂”。（威廉·S．萨哈金，1991: 136～137）

这个时期研究群体心理的理论还有塔德、勒庞，以及受黑格尔影响的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在塔德看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发明和模仿（威廉·S．萨哈金，1991: 27～32），有学者认为塔德的发明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缘起，他的模仿，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刘力，2006）。勒庞1895年出版了《群众心理学》，该书1896年被译为英文《乌合之众》，弗洛伊德评价这部著作“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社会学大家罗伯特·墨顿也认为这部著作“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罗伯特·墨顿，2004:1～3）。《乌合之众》通过对法国大规模集体事件的分析得出，个体聚集为群体后暴露出了人类丑陋的本性。他认为，“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他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古斯塔夫·勒庞，2004: 14）

刘力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社会心态的重要理论著作，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社会心理或集体心理（social mind or group mind）的化身（刘力，2006）。黑格尔学派的心理史学家埃德温·波林也把群体心理和集体意识看作是黑格尔“时代精神”的体现。黑格尔学派的群体心理学思想在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冯特通过语言、习俗、艺术、宗教等来研究“创造性的综合”的社会心理学，并视之为“社会灵魂”。（威廉·S．萨哈金，1991: 6～7）

群体从社会心理学中消失了至少20年后（莫斯科维奇，2011: 299），以个体为研究核心，以北美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心理学遭遇了来自欧洲的两个社会心理学流派——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和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有力挑战。面对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社会化”，社会表征理论学派提出了“谁将社会进行了社会化”的质问（莫斯科维奇，2011: 123）；社会认同理论学派则认为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而社会认同路径使得这个传统被倒置过来，关注的是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心理学‘社会化’（或者说重新社会化了）”。（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 22）这两种社会心理学理论为社会心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继承的是涂尔干“集体表征”的思想。涂尔干认为个体表征属于心理学范畴，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范畴，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意在强调社会与心理的关联。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社会表征（莫斯科维奇，2011:31），而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社会思想或意义/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建立秩序，使得个体在社会中得以定向并掌控社会；二是为群体成员提供社会互动的规则和对社会生活进行明确命名和分类的规则，从而使他们之间得以沟通（刘力，2006）。与涂尔干用集体表征探索社会整合的问题不同，莫斯科维奇更强调社会表征的动态性，关注社会改变，希望通过社会表征看到新奇或创新性的现象如何通过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关注社会中集体观念的变化，关注现代社会下的集体思维，关注沟通的手段如何逐渐变成了社会共识。（莫斯科维奇，2011: 7～10）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一个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意指在心理上对于成员具有重要性的群体。该理论试图回答，“个体的集合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和心理群体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作为一个集合体来感受、思考和认识自我的？”（约翰·特纳等，2011: 1～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社会归类（social categories，也译为社会范畴）组成的，这些归类与权力、地位相关，社会归类实质上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 18～19）这一理论讨论以往社会心理学不涉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些概念，但他们这些概念又与社会学的这些概念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类别和群体是自我归类的，是一个社会认同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自我归类使得个体转化为群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实体，对于那些被吸引进入群体的人，群体会告诉他或她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应当遵循哪种规范，集体行动的确切目标是什么。将自我范畴化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过程会引导信息的寻求、与他人情感纽带的建立以及自我规范的融入。”（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 273）来自欧洲的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带来了两种社会心理学整合的趋势，也为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