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的学术创新

由前文的研究综述可知，目前林语堂研究的成果已极大丰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人们关注点的增加和改变，林语堂研究也会出现新的生长点，并由此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正如前文所提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在当下，关涉文化传播的研究是一个热点，而这方面的林语堂研究不能不说仍留有较大的空缺。真正从传播学的角度，以林语堂的文化传播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一研究角度是被忽视了的。

以中国知网（CNKI）查找的论文数据为证（截至2016年10月14日）。在检索项中，以“篇名”为检索项，输入中文检索词“林语堂”进行检索，在结果里再以“传播”为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1979～2016年的文献中，与本选题相关论文记录共有32篇。最早的是2003年陈才忆的《脚踏东西文化 评说宇宙文章——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该论文概述性地介绍了林语堂几部主要的作品，提及林语堂惯用对比的手法来介绍中国文化。而着力最多、成果最有价值的是学者冯智强，他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2009），另外四篇论文的观点可参见该博士学位论文。这32篇论文中还有一篇是关于该博士学位论文著作的书评。冯著最大的价值是以新颖多维的研究视角剖析了林语堂绝大部分的英文原著，点评林语堂对外传播的是中国特有的智慧：是含有儒家智慧“血统”的“半半哲学”和包含道家智慧“基因”的“抒情哲学”；论者还从语言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林语堂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小结了林语堂著作的传播效果，可谓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其他的论文，除了温儒敏的《传播中国文化不妨学学林语堂》是刊载在报纸上的一篇介绍性文章；覃忠胜的《不同的定位 相同的人格——试论林语堂和余秋雨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一篇简略的评介性论文，没什么参考价值；其余论文主要从三大方面展开关于林语堂文化传播的研究。

第一方面主要是从文化和伦理思想角度谈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对传者主体的研究，直接影响到传者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述，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林语堂的文化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也比较成熟，已形成较为稳定的看法，如陈平原、陈旋波、谢友祥、王兆胜、施萍等学者都有独到的见解。总的说来，因为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林语堂从小就接受了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教育，形成独特而有个性的文化观，具体表现为非功利、幽默、性灵和闲适这四个思想支点，并借助于道家文化而结为一体。在这一文化观的形成中，西方美学家克罗齐，中国古代先哲庄子、文评家袁中郎，以及同代人周作人等，他们的文艺思想对林语堂都有所启发，成为林语堂整合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连接点。然而，大家在关注外在因素对林语堂的影响时，忽视了林语堂主体性自我选择的动因分析。这正是本书的切入点，拟从人格分析角度探讨林语堂诗性人格的成因，阐释他对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说”的偏爱，因而关注克罗齐、袁中郎等，实现了西方“表现论”与中国“性灵论”的美学整合，使由周作人提倡并由林语堂推动的“性灵文学”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双重阐释，亦使由周作人提出并由林语堂继承的“人的文学”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更加丰富和完整。在此前提下，林语堂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民性、中国现代性等问题形成较为独特的理解，才在对外塑造中国形象上有异于他人的表现。而邱志武的《浅谈林语堂英文小说中中国形象文化传播特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冯智强的《林语堂中国文化观的建构与超越——从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陈才忆的《脚踏东西文化 评说宇宙文章——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等论文只谈到了林语堂在小说中塑造中国形象的方法和一些具体的表现，缺少对来龙去脉的分析，不够完善。

第二方面是从语言学理论角度或具体翻译理论、策略角度分析林语堂的译著。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是对传播手段的研究，直接影响到传播效果，关注的学者较多，成果也多。首先是从语言学理论上梳理林语堂的语言学理论渊源，如曾德万的《小论林语堂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传播》（《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主要从历史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吸收和传播。作为一个语言大师，林语堂在语言学理论上是有所建树的，可惜研究者较少，也未能与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化传播结合起来，这篇论文的局限就在于此。其次，借用已有的理论去研究林语堂某一翻译作品所采用的具体策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经常提到的就是互文性角度、异化和归化策略，专研的通常是《浮生六记》，有重复研究之嫌。然而，笔者质疑的是，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中，译著仅占很少的部分，更多的是文学创作；目前有很多研究者仅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去考量林语堂的译著，是否有所偏颇？笔者认为，应该更多地从文学创作角度去考虑林语堂的所有作品。

第三方面是真正从传播学的角度论及林语堂是如何对外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如沈艺虹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试论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吴慧坚的《文化传播与策略选择——从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说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陈煜斓的《林语堂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东南学术》2014年第4期），肖魁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林语堂文化传播研究》（2011）、李岑岑的硕士学位论文《林语堂新闻传播观研究》（2014），还有冯智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沈艺虹和吴慧坚的两篇论文虽然还保留从翻译策略谈传播的痕迹，但难能可贵地把视野扩大到传者的优势、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的分析上。陈煜斓的论文最富有时代气息，从当前热点“文化经济学”角度切入，结合林语堂所处时代出版业的特点，论述林语堂写作与出版的关系，对于时下写作者和传播媒介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肖魁伟的硕士学位论文只有一章文字涉及传播，主要是从文化传播优势、途径、选题三方面论述，可惜在内容上与沈艺虹、吴慧坚的两篇论文相比并没有多少创新。李岑岑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是对林语堂在国内从事编辑及散文写作时期的新闻思想进行研究，例如分析林语堂对于言论自由、新闻法制、公共空间、市场意识等方面的观点，未曾涉及林语堂在国外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冯智强的博士学位论文较为偏向语言学的分析，并不重视林语堂特殊的生活教育背景和其独特的人格特点，论文论述面虽广，但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仍较为薄弱。

由此看来，虽然有研究者涉及了林语堂文化传播的研究，但目前主要以林语堂某一作品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仍过于简单、片面。与林语堂的巨大成就相比，尚有深入研究的巨大空间，这远不是单篇小论文或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就能完成的。如何进一步做更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正是今人努力的方向。要想在林语堂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要么有新的视角，要么有新的研究方法。尽管对于林语堂文化传播的研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这已不属于崭新的研究领域，仅仅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是不够的，必须在其中找到新的生长点。以此考量本书，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书是从人格角度切入研究。林语堂曾称自己是“一团矛盾”，他的作品却是中外文化兼容并包。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的巨变期，他身上有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更有因其先天禀赋，后天家庭、教育、信仰、学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格和魅力。知识分子的人格研究，已是近年来的显学，林语堂的人格更具有其他作家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极为遗憾的是，该角度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以中国知网（CNKI）查找的论文数据为证（截至2016年10月14日）。在检索项中，以“篇名”为检索项，输入中文检索词“林语堂”进行检索，在结果里再以“人格”为检索词进行二次检索，1979～2016年的文献中，与本选题相关的论文记录仅10篇，而且主要还是以林语堂作品里的人物为研究对象。例如最早一篇是阎开振的《理想人格追求中的生命形态——论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人物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另有谢友祥的《道家哲学的阐释和道家人格的建构——论林语堂〈瞬息京华〉的文化意蕴》（《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施萍的《快乐天才：林语堂对苏东坡人格的现代演绎》（《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肖百容的《“放浪者”：林语堂的人格乌托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等，无不如此。真正具体地研究林语堂本人人格的，仅有施萍一人，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2004）在林语堂人格研究上具有开拓之功。但她的视角仍停留于当时大家关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问题上，更多强调了林语堂人格的现代性。本书有别于施萍的视角，在兼及林语堂人格的现代性之余，更偏重于林语堂人格与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另外，王卓亮、曾天德、黄李静雯合著的小论文《林语堂人格的心理传记学分析》（《教育评论》2014年第6期）以问卷调查的方法，从读者的角度去归纳林语堂的人格特点，研究方法新颖，可惜未能深入，并未研究林语堂人格与其作品及其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第二，本书紧紧围绕林语堂人格的主要特点——诗性，大做文章。相较于当下文化市场上的造星运动，文学作品的格式化使得大家、大师级人物和经典作品的诞生成为遥不可及的远景。鉴于创作者及其作品都类型化，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化名人日渐稀少，而林语堂的诗性人格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即便在当下也实属罕见。林语堂的诗性人格有与生俱来的基因影响，更有对东西方传统文化中诗性部分的认可和传承，他的人格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包容性和变通性，这一点正是林语堂得以较好地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先决条件。从该角度看，林语堂的诗性人格重视的是“延续”，而非夸大“变迁”。研究林语堂人格的论文极少，关注到林语堂人格的诗性特点的，本书当属首例。

第三，本书以林语堂诗性人格的研究带动其文化传播的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而林语堂最大的贡献正在于此。古往今来，在文化传播中有所建树的，不止林语堂一人；但在东学西渐中，影响如林语堂之大的，却尚未有第二人。英语表达或可通过强化训练提高，翻译技巧、传播策略也可学习仿照，但至今未有第二个林语堂。时代变化是一个原因，最关键的还是林语堂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诗性人格。诗性不仅是林语堂的人格特点，而且是他选择、吸收、阐释东西方文化的标准和原则。鉴于该领域的研究尚不完整、系统和深入，本书以林语堂独特的诗性人格为切入点，以文化传播为核心，剖析两者之间的特殊联系，尝试在目前众多关于林语堂的研究中打开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本书总结出林语堂跨文化传播的两大特点：一是诗性演绎，二是文化融合。林语堂的人格是独特的，他的文化传播也是独具特色、自成一统。无论是在国内倡导“幽默、性灵、闲适”的小品文，还是在国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解读都带有极为明显的主观性。林语堂偏重于吸收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颇具诗性的部分，在文化演绎的过程中，无论采取哪种体裁形式都饱含诗意、亲切可人。这一特点使得他的作品个人印记十分明显，也获得了读者的接受和喜爱。作为跨越东西文化的传播者，林语堂一边进行着文化传播工作，一边尝试着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不仅影响着林语堂的思想、文化观，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流露出他不同阶段的思想痕迹，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林语堂的文化融合思想史。林语堂秉持“以长补长”的原则，即融合不同文化的优长处来面对、处理东西方文化，此过程艰难而漫长，这正是林语堂“一团矛盾”的根源，也是林语堂别具魅力之所在。

第五，通过对林语堂这一跨文化传播成功个案的深入分析，发现感性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林语堂的诗性人格、文化传播中的诗性演绎以及不同文化间的融会贯通，其实都与感性息息相关。感性的文化传播更为亲切感人、平易近人。此外，本书还发现一些被研究者所忽略的方面，予以了一定的补充研究。比如林语堂在小说创作中对成长小说模式的偏爱；在传记文学方面，不仅提携新人、大力推动该文学体裁的发展，更亲自撰写了好几部传记作品。诸如此类，都值得后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