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冯永琦同志的专著《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问题研究》一书就要交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作为他曾经的硕士、博士生指导老师和现在的学术合作者，应他之邀为本书作序，由衷地感到高兴。首先，我要向永琦第一本专著的面世表示衷心祝贺！

2018年5月20日早晨传来消息，中美两国5月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正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于当地时间5月19日上午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相互加征关税。中美双方将在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贸易合作。这既可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有利于美方削减贸易赤字，是双赢的选择。”他强调：“中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取份额，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让中国人民愿意买。中国不仅愿意从美国买，也将从全世界买。中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由此，近期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争端”暂时告一段落。自2018年3月下旬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发起咄咄逼人的“贸易战”攻势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让问题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均集中凸显出来。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讲话及其提出的四个领域的扩大开放措施，被认为是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受到举世瞩目。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过是两国漫长的大国博弈进程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美双方都本着合作务实的精神，暂时并未触及双方博弈的难点，而是以相对最为简单的市场开放为核心取得突破。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则体现出成为开放的全球市场提供者的新姿态。这对中国和世界不啻一个重大改变，是关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转变。

永琦的这部专著恰逢此时出版面世，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十分重大。

二十多年前，虽然当时中国经济崛起尚待时日，但从其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和东亚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问题出发，我提出了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这个研究命题，并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关注东亚经济发展问题。1995年末，经过近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东亚后发展经济进程与“强政府”》通过了答辩并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随后，该论文以“东亚奇迹与 ‘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为题，1996年被经济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文库”的首发卷出版发行。本书的问题逻辑是这样的：在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某些采取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那些采取集权体制的国家？比较分析的结论一般是，像印度那样的被缪尔达尔称为“软国家”的政府强度较弱，导致治理能力低下，而东亚各国、各地区政府的强度很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一般更大。但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采取集权政体甚至“政府强度”更高的拉美各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却远不如东亚各国、各地区？寻着这一思路，我的研究结论是：“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仅在于“政府强度”（它具有“发动”和“减压”两项功能），更在于“政府质量”即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的目的性、经济施政的效率以及政府的自律性。这些是构成“东亚模式”的核心要素。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反响，核心观点被写入了国内编撰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但在我看来，相关研究始终有一个缺憾，就是所谓“东亚模式”除了各国、各地区内部的制度特征及其共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域产业循环机制的存在，这从外部环境构成了“东亚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只有对二者进行充分的研究，才能构成一个系统、全面的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等研究领域。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也只是对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问题进行过一些粗浅的研究。2000年，我曾主编了《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与中国工业振兴》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并发表了《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中韩产业关联的现状及其启示：基于2000年亚洲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世界经济》2009年第12期）、《东亚产业关联的研究方法与现状——一个国际／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的综述》（《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和《东亚产业关联与经济相互依赖性——基于AIIOT2000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等一系列论文。其间，我曾在1995年提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将会成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日经济关系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期），并在此后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当时的考虑主要是，东亚地区虽然区域内贸易增长迅速，但主要以中间产品、资本货物为主，由于缺乏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不仅对美欧等外部的发达国家市场产生极大的依赖，而且不得不将本币牢牢地钉住美元，使得本国或本地区货币以及经济发展成为“美元体系”的附庸，且由于缺少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安排及其机制，它们又被迫地独自承担该体系带来的风险与成本。因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国有希望成为东亚地区内部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这不仅将促进东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也将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

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研究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博士研究生都持续性地关注并研究过相关问题，发表了许多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冯永琦副教授的这部专著不仅是对这些研究的归纳、梳理与总结，而且是相关研究的高水平成果，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研究课题系列中填补了一项空白。

这部专著分析了中国作为东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研究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对东亚区域的贸易模式转型和推进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探讨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对中国贸易模型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论述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部专著得出的相关结论能够为现阶段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口贸易政策和结构优化、对外国际关系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经济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同时，在我看来，这部专著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相关文献、资料、数据归纳、梳理得比较全面，足以使得该项研究具有深厚的积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例如，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东亚地区展开，探讨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及其前景等问题，而这部专著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关注中国作为全球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等问题。二是研究思路系统、全面，不仅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市场提供者地位对东亚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的结构变化与中国进口贸易模式转型、中国最终需求对不同行业产品的进口诱发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分析了中国对外市场提供者地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对不同产业部门进口需求的拉动作用。三是研究方法比较先进，不仅运用了定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而且采用了GMM估计方法、误差修正模型、变系数面板模型、变截距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诸多模型和分析方法进行了定量研究，使得研究过程及其结果更加科学、规范和可信。

当然，这部专著同任何学术成果一样，也自然存在一些不足。我相信这将成为永琦继续做好研究的动力。依我对永琦的了解，我对此充满信心。

永琦2001年至2005年就读于吉林财经大学，于2007年9月考取了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学习了两年，并于2009年被推荐免试攻读博士研究生，继续在我的指导下进行了三年的博士课程，在2012年7月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永琦为人低调、谦虚，勤奋、认真。他由一所省级地方院校考入国家重点大学并取得优异成绩本身，足以证明他的才华。但我更看重的，是其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和乐于助人、善于与人合作的优秀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使他在毕业仅仅两年后即2014年9月被聘为副教授，2017年9月又被聘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更有助于他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希望今后永琦能够产出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李晓

2018年5月20日于长春净月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