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佛教的大乘精神

佛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结出的一朵最为丰硕的绚丽奇葩，也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四大发明等物质文明换来的一份精神食粮，那么它带给中国人的利益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也不妨盘点一下。

首先，从文化体系上来说，佛教成为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与儒教和道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体系。由此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为人处世之道。而就蒙藏民族文化来说，藏传佛教成为其主体文化。

其次，佛教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品质，提高了中国人的思辨能力，使中国哲学从生成论上升到本体论，从二元思维模式上升为辩证思维和多元思维结构。由此中国不仅有了魏晋玄学，还有了隋唐佛教哲学和宋明理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儒释道哲学精粹。而就蒙藏民族文化来说，佛教使高居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原始宗教文化一跃而为具有思辨哲学的民族文化。佛教也使蒙古民族的文化，从一个崇尚武力的萨满文化跃居为兼具哲学智慧的文化体系。

再次，佛教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从民族宗教阶段过渡到世界宗教阶段，也建立了最高存在的宗教观念。有西方学者认为佛教是多神论宗教，殊不知佛教的三身理论早已超越了多神论，多神崇拜统一于最高法身。高级形态宗教的信仰，对于养成一个民族追求完美人生价值和最高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使先秦时期朴素的华夏文化进化成一个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系统。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正是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而大乘佛教在西域得到很大发展，使佛教突破了印度宗教的一般模式，更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孕育了大乘佛教精神。在大小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大乘佛教，由此菩萨精神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质，而大乘菩萨精神契合现代社会，正是中国人走出新时期丝绸之路的法宝。那么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有哪些呢？下文从四点所简要说明。

首先，是普度众生的精神，普度众生就是将个人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人类共业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个人业力的最终解决。马克思曾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这是佛教只有普度众生最终才能自度成佛的现代版表述，只不过一个是讲现实社会的解放，一个是说超世间的解脱，但其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中国人一度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也正是有大乘佛教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也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精神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集中反映，菩萨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众生谋利益。这种菩萨精神是中国走向世界，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共谋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需要发扬的理念和精神。

其次，是大慈大悲的精神，这是大乘实现普度众生的基本态度和主要途径。大慈是给众生以幸福和快乐，大悲则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和烦恼。唐代高僧一行曾形象地比喻说，大慈如同给禾苗施肥浇水，大悲如同拔除杂草病害，与乐拔苦，慈悲兼济，才能使禾苗茁壮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大乘还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关系的众生施以大慈，看到他人受苦受难就像自己受苦受难一样，为其解除苦难，解决问题，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慈悲精神。佛教有焰口施食仪轨，其施食的对象是在地狱咽如针芒的饿鬼，表现菩萨极大的同情性，完全超越任何的亲情、爱情、友情，是菩萨最无私的精神。菩萨精神超越了民族感情、国家界限、政治意识，甚至不同形式的生命形态，乃至无生命体的存在，这也正是“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所必需发扬的精神。

再次，自利利他的精神，这是佛教处理利益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社会互利共赢的思想不谋而合。佛教认为利他是自利的前提，自利的目的在于利他，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是把利益关系看作一个整体。“一带一路”战略中提出通过互利共赢来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完全符合这种大乘精神。

最后，大乘将菩萨精神概括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同样具有现代意义，如布施是佛教慈善事业的源头，持戒有菩萨遵守五戒、十善，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婪、不嗔忿、不痴，既是最基本的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伦理准则，也是建立安全、稳定、诚信、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规范。

大乘精神既是古代印度人民和中亚各族人民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文化崇尚和发扬的伟大创举，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相信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同样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