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转换
在政治学、经济学的框架中，所谓“中心”与“边陲”的讨论，往往被置于现代国家体制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进行思考。历史学、中国哲学等学科框架内对于中心与周边关系理论的建构，则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进行探讨，即汉与非汉的文化，以及作为汉族主流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和渗入。在现代社会，这种以文化研究为取向的传统，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但常常容易忽视“社会”的概念。事实上，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的“社会结构”，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走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及受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仅仅讨论文化意义上的儒学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其与社会生活中最具典型性、稳定性和内在深层意义的具体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即把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取向和社会研究的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中国华南社会的研究，恰恰具备了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基础。
因为华南地理位置特殊，海外华人又大多来自这一地区，所以很早就成为海外社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在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海外对于中国的调查，只能集中在海外华人社会以及港台地区。可以说，早期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初步形成，与华南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作为华南研究本身已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方面，华南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华南看中心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弗里德曼呼吁社会人类学要走出一个“中国时期”，以整体社会为研究目标，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的资料开辟各种新的探索领域，从而超越狭隘的微观社区研究的方式。因此，我们的视野应该通过对微观社区翔实的田野民族志模型的比较研究，从宏观上探寻华南汉族社会及其周边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结构模型。只有把人类学与史学或其他相关学科合作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才可能把握汉族社会文化的基本特质以及在不同时空的变异。
一 中心与周边的话语表述
笔者第一次对有关中心和周边的人类学概念的了解，是十年前在东京大学留学时，王崧兴教授开设的“中国研究的中心和周边”课堂上。但非常遗憾的是，王先生在1995年1月就不幸去世，他所创导的“从周边看汉族社会和文化”的理念，还未能在具体、实证的民族志层次上检验。不过，王先生已经把其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周边与中心的理论，即“你看我与我看你”的问题。他的周边概念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事实上涵盖了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冲绳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他特别强调，必须从汉人周围或汉人社会内部与汉民族有所接触和互动的异族之观点，来看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这一理念，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汉族，有着积极的意义。王先生去世后，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人类学、民族学同仁，为纪念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出版了相关论文集。如黄应贵、叶春荣主编《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主要是从周边少数民族如何看汉族的文化来探讨，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日本人类学家末成道男教授在日本主编、出版了《中心和周边——人类学的田野视角》，共收入17篇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强调汉民族内部的多元性及其发展出来的边缘性；二是主要讨论远离中华文化的周边社会本身的独立性及其与中心的关系，也把越南和冲绳归入此框架中进行讨论。以上研究还是以文化概念为核心进行探讨的。此后，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又进入了非常平静的时期。
笔者曾于1989年9月带领学生对广东阳春县一个瑶族村落进行了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瑶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但该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却和汉族社会相差不大；之后又在内蒙古从事农耕蒙古族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笔者曾为此写过两篇文章，提供了两种传统社会族群互动的个案。
第一篇文章讨论的是瑶族进入汉族客家人地区的个案。据调查，广东阳春的排瑶400多年前迁入当地，当时这一带已经有很多汉族（主要为客家人）在此生息，他们来后只能向山上发展，这种居住格局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当地这支瑶族姓麦，遵照同姓不婚的规则，他们一直与外姓即周围的客家人通婚。从血缘上看其自身民族的血统性已经相当弱化，在社会结构上如家族制度、宗族组织等已经与当地的汉族社会几乎相同，但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却与当地的客家人有着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们在填写民族时一直都填汉族，但当地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份。1989年2月，经过瑶民的多方努力，加上广东省民委的民族识别，他们才被正式确认为瑶族。这是一个“非汉”迁入“汉”区，所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典型个案，同时也是在相对的“中心”和“周边”的时空框架下，周边少数民族进入相对于少数民族的汉族中心的一种互动表现，即当地的汉族社会结构的特质如何影响迁入的瑶族社会的。第二篇文章讨论的是汉族进入蒙古族地区的个案。清代以后，大批华北汉族移民进入蒙古族生活的地区，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得当地蒙古族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经济生活上从游牧走向农耕，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与华北汉族社会结构相类似的特点，特别表现在家族、祖先祭祀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个案反映出华南和华北的汉族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少数民族社会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特征，在周围的汉族社会中某些仪式或组织已经弱化或看不到的情况下，这两个少数民族社会中却有一些传统汉族社会的特色因素被保留了下来。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的《祖荫下》一书成为认识中国汉族社会结构的重要人类学著作，但现在很多国内外研究者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许烺光所研究的大理西镇的“民家人”（现为白族）能否代表汉族？笔者觉得这一担心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互动非常剧烈的社会中，以一种所谓“纯”的观念去理解汉族文化和社会的话，可能很难得到答案。而在“比汉人还汉人”的“民家人”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中，由于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系，已经积淀下了汉族性的社会和文化因子，甚至有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已经消失的东西，仍然保留在他们的文化中。所以对于“民家人”研究的本身，折射出一种理念，就是从“民家人”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这正是从周边看中心的理论的一种早期实践。从周边的视角进行研究无疑对于认识汉族社会结构的整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人类学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周边地域、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往往从儒教、华夏等中原或中心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中国历史上所创导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以及“天下”观念的隐喻等，早已建构了“中国之中的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中国”的“中心”和“边陲”的对应体系。然而由于“从周边看中心”视角的缺失，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因此，我们不仅要从中心的视角认识周边，同时更加强调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看中心”的双重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论。
同在一个中华文化圈内，各个区域文化都呈现迥异的文化格局，把华南社会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放在一个文化体系下研究，剖析不同历史、政治、地理脉络下，社会结构的内在特点及其互动过程，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下面将从这一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汉族社会结构的研究、华南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华人和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二 以宗族为中心的华南汉族社会结构的研究
关于中国的村落组织，通常从单姓的宗族村落和复姓的宗族村落的观点来进行论述。例如韦慕庭（C. M. Wilbur）1933年在有关村落的社会组织的研究论文中，把村落的统治机关从整体上将由单一的clan组成的单姓宗族村落和由两个clan组成的宗族村落进行对比，并讨论两者间的关系。托普利（M. Topley）把“monolineage village”和“multi-lineage village”从宗族的祭祀组织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这种村落形态的两分法过于笼统，不但不能清楚地区分村落的各种形态，而且仅停留在对比血缘的共同体和地缘的共同体的认识上。笔者认为研究的重点在于宗族这一血缘的共同体通过何种方式与地缘共同体相结合，又通过何种适应性的手段，发挥其特有的功能，而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宗族权力本是宗族内部的权力，与国家政权不直接发生联系。这也是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特点。由于近代的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国家政权逐渐向乡村渗透，试图通过民间的诸如宗族之类的组织，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华南的汉族社会，一直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调查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葛学溥（D. H. Kulp）以广东省潮州附近的凤凰村为调查地，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类型说。此后，对华南宗族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这一地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之一。而把这一研究推向高峰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他在中国前辈社会人类学者对宗族和祖先祭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推导出了精致的宗族模式。弗里德曼1958年在伦敦出版了《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对于福建、广东的宗族体系和结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一研究被称为弗里德曼模式，随后出版的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就是对前书的补充和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引入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来分析中国特别是华南汉族社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向。弗里德曼认为，构成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就是地域化宗族。他根据历史文献及田野报告勾画出东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宗族组织的基本特征，试图通过对地域化宗族组织的结构的认识，重构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他认为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为水田稻作，二为边陲地区（frontier land）。前者决定了因为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和维护，在经济上需要人们进行较大规模的互助合作；后者则假设边陲地区的人们需要聚族自保。不过，很多学者的研究并不一定支持这样的假设，如笔者对华北和台湾的汉族移民社会的研究。当然，在边陲或周边地带，并不排除宗族组织的生存性和适应性策略。
在广东、香港新界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中，证实了宗族普遍存在的一定意义，并支持了弗里德曼的一些观点，但并不像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和绝对。有关香港新界的代表性研究有：贝克（H. D. R. Baker）1960年对上水村的调查；扎克·波特（J. M. Potter）1960年对坑尾村的研究；沃斯顿（J. Waston）1970年的新田调查以及濑川昌久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S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所有单姓宗族村落并非像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仅仅为同一宗族成员所居住，除同一宗族成员之外还有其他姓氏或身份的人。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受到了各种挑战，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他的理论，唤起了沉睡已久的华南社会的汉族人类学的研究。如果说第一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研究高潮，是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学者的研究为契机的话，那么第二次汉族社会人类学的高潮应该是在弗里德曼的理论的刺激下，以华南为研究中心（台湾、香港、广东、福建）逐渐发展起来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南汉族社会的研究朝三个方向发展：一为在原有村落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追踪调查，如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对葛学溥（Kulp）的凤凰村的调查、孙庆忠和高崇对杨庆堃的南景村的追踪调查；二为对宗族结构的进一步解读，如濑川昌久的《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与移居》以及法国学者劳格文主编的近20卷“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等，都对宗族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正如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那样，要了解宗族组织不能只从宗族结构着手。英国学者科大卫和中国历史学者刘志伟等，对华南的宗族研究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成果。他们强调要理解宗族组织在社会史上的作用，必须掌握宗族是一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分析了中国传统祖先崇拜自朱熹之后的发展。当然，类似的社会史研究，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相关研究中。
上述的研究已摆脱了纯粹的社区描述，主要思考区域社会或小地方社会的组织系统的存在的独立性，即国家与社会的并行逻辑。对于宗族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功能、结构和系谱模式的分析上所分别表现出汉族宗族研究的内在特色。这些研究，虽然对于弗里德曼的“边陲”或“周边”理论提出质疑或进行对话，但都仅仅从宗族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显然忽略了弗里德曼对于“边陲”或“周边”的空间性考虑，以及弗里德曼试图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周边”的叙述话语，置于中国研究的范式中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重新审视“边陲”或“周边”的概念在华南宗族研究中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华南的宗族或同姓结合与海外世界的有机联系，特别是经济上的互动等。在某种程度上，“边陲”的概念对于华南的民间社会而言，正在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与海外世界沟通或交流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中心”，即来自民间社会交流的中心场域。
三 华南的族群与互动
“中心”与“周边”在不同的历史和空间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华南汉族聚居区相对于中原而言是周边，但却是华南这一区域内部的中心，特别是相对于周边山地少数民族时，又表现出华南区域内部的“中心”与“周边”的对应关系。此外，即使汉族内部，因为分属不同的民系，他们之间也存在“周边”和“中心”的对应。这一点可以非常有效地衍生出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心”和“周边”的转化。华南及其周边区域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与秦汉以来汉人的不断南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华南地区的族群分布和文化特征是汉人和其他各个族群互动而导致的结果。
华南在历史上即为多族群活动的地域，瑶族、畲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及汉族的各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水上居民）都在此繁衍生息，加上近代以来遍布于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侨大多来自这一地域，所以在对华南与东南亚社会及周边族群的研究中，应把从“中心”看“周边”的文化中心主义视角，依照上述个案中的表述那样，转为“你看我、我看你”的互动视角，同时强调从“周边”看“中心”的内在意义，即从汉人社会周边、与汉民族相接触和互动的“他者”观点，来审视汉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学术界对于华南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取得了较多成果，如20世纪30～40年代，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对广东北江瑶人的社会文化现象和体质特征进行的研究，容观琼先生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南方特别是华南民族历史，练铭志研究员等对历史上广东民族关系进行的梳理。进入8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对于广东和海南的少数民族做了很多的田野调查，留下了很珍贵的田野资料。到了90年代，由著名民族学家黄淑娉教授主持的关于华南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的综合调查，可以说在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如黄教授所言：“本课题研究广东汉族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而着重于前者。通过这些研究，清楚地看到广东的不同民族以及其不同文化之间，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和交融，构成了从古至今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的重要特点。”该研究对广东不同地域的族群的历史文化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但其关注的视角主要在历史和文化方面，对于社会结构特质的把握应该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山地社会和平地社会的立体分布过程中不同族群的互动。如潮客族群与瑶族、畲族所表现出来的家族结构以及宗族结构，在山地社会如何体现；作为处于珠江三角洲平地社会的广府人的内在社会结构与山地社会的族群有何异同之处，等等。
在华南，除上述处于山地、平地的社会外，还存在岛屿社会和水上居民社会。这些社会相对于陆地社会，也存在一种中心和周边的相对关系，甚至还存在上与下的等级或歧视关系。据目前的田野调查来看，在某些岛屿社会中仍然保存着完好的宗族组织、家族结构，而这些特征在某些陆地汉族地区已经不甚明显。中国学术界对海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地理学领域，对海岛进行人类学考察的研究较少。1965年台湾人类学家王崧兴对台湾宜兰县龟山岛进行一年多的田野考察，并于1967年出版我国第一部海岛民族志调查报告——《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该报告对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做了传统性的民族志描述，重点论述了该岛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近年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始重视对华南海岛社会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宋文娟调查了外伶仃岛，其学位论文《外伶仃岛社会文化变迁的符号解读》主要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对海岛居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进行分析和解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范涛在2000年开始对台山大襟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民族志调查，其学位论文《海盗的后裔——大襟岛渔村社会文化研究》主要从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宗教生活三个方面剖析了岛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华南的水上居民是一个特殊的族群。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笔者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听人们说中大码头及其周围如滨江路等为“疍民”集中居住的地方。他们原来一直住在船上，和陆地上的人接触不多，更禁止通婚，直到60年代，他们才陆续迁到了岸上。广州市政府在沿江地带为他们建造了很多安居楼，现在广州最好的地段（包括二沙头、沿江地段）以前曾是疍家人居住的地方。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没有开发的沿江旧楼中，有相当多的水上居民的后代居住。
学术界对水上居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岭南大学伍锐麟教授对广州市沙南（今二沙岛的一部分）和三水河口的“疍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完成《沙南蛋民调查专号》、《山水河口蛋民生活状况之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堪称经典之作。此外，陈序经的《疍民的研究》，罗香林的《蛋家》、《蜑民源流考》等著作分别从社会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对疍民的历史来源、经济生活、政治地位、文化习俗、体质性形态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家祥博士在对三水河口“淡水疍民”和台山冲口“咸水疍民”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广东“疍民歧视”的产生、演变和消逝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水上居民除分布在珠江流域外，还有一批迁到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的潮州籍的水上居民。
以上经验主义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疍民”本身的结构和社会生活方面，如果我们把其置于和陆地居民中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作为原有的处于“周边”状态的“疍民”，当他们上岸定居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那些没有上岸的“疍民”是否还处于原有状态，他们是确实发生了由“周边”向“中心”的转变，还是在心理上处于“永远的周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族志调查。
四 关于华人和东南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在东南亚各国，华人通常借助各类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各国华人企业之间以及它们与华南社会、港台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网络。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血缘、地缘关系的纽带，使得移居海外的人们很自然地与他们的同胞及祖籍国保持联系。同时，他们在其社会内部保持和延续了祖居地的部分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的建构中，华人也不是一个明晰的概念，台湾学者王明柯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等著作中，基于他对羌族的田野调查材料以及历史文献，来解构和追问华夏的族群边界以及汉文化的实质。我们如果运用从“周边”看“中心”的视角，来审视东南亚华人族群如何在中国政治框架之外、在异文化环境中重新建构其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经历了怎样的适应与变迁过程。我们的探索无疑可以回应王明柯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关注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盛有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研究开始虽然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但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各方面工作仍在积极开展，如人才培养、资料整理、侨乡调查、外论翻译等。这些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前半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在殖民世界的地理、社会和经济变迁中，中国人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在后殖民和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华人作为都市贸易的少数群体如何确立他们的族群地位。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家陈达在其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第一次系统运用家族访谈与实地考察的比较研究方法，对华侨社区环境与社会变迁以及华侨群体的生计状况、家庭婚姻、日常生活、信仰观念等做了详细描述。由于此著作对南洋华侨生活方式的形成、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变迁、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因此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南洋华侨社会与闽粤侨乡社会状况的经典之作。可惜这种研究模式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田汝康的《沙捞越华人》一书，是典型的民族志研究，内容涉及当地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在港台人类学对海外华人的研究中，李亦园的《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较具有代表性。他以研究东南亚华人为切入点进而开始其对汉文化的研究。换言之，李亦园是在汉族人类学的框架下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化调适”自然成为研究的理论架构。所谓“文化调适”，即指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在移居地的文化适应。事实上，这也是当时的人类学界东南亚华人研究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架构。正如李亦园、郭振羽在《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总序》中所言：当时研究的理念，是把海外华人社会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室，企图借实地调查以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本土以外的环境下如何适应与发展，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实验室——台湾的研究互为比较，以便在某一程度上达到社会科学方法论所说的控制比较。但这一类研究没有把华人社会放在华人所处的现代国家体系与全球化背景中进行思考。
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华人同化的理论，对华侨华人研究至为重要。他在其选编的论文集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中，分别介绍了对新加坡和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华人的极具开拓性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这些论文把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海外华人的研究领域。这些论文显示出社会科学家可以从对“边缘中国”（residual China）的观察中理解中国文化重要元素。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研究存在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推向文明社会的潜能，将对以原始部落研究为主的传统人类学的方法论提出挑战，从而把社会人类学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聚焦于“传统的创造”。对于“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以及文化的生产的研究，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的传统主要指与过去历史上静态的时间概念相比，更为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集团的记忆”。而霍布斯鲍姆（E. Hobsbawam）关于在“国民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所发挥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的分析，以及对于传统的复兴和创造的再评价，无疑对于我们的分析有着直接的参考意义。
在历史学对于宏大的国民认同、国家历史的宏观把握过程中，如果脱离了来自不同社会和地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的研究，也很难达到对于社会事实的真实性的认识，反之亦然。而人类学的研究，就要在这一背景之下，去研究地方社会的变动过程与整体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地域的不同，其“传统”的创造方式和所表现出来的机制和功能也不一定相同。东南亚的华人研究也不例外。欧爱玲（Ellen Oxfeld）反驳了贝克（Baker）关于中国人亲属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structural paradox）导致分家的论点，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华人可能会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坚持整体主义和家族取向的价值观念。还有学者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的社团组织的作用与地位。最近的人类学田野报告，已不完全局限在传统的社会组织本身，而在思考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如有的学者通过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华人商业公司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原则，强调人际关系网络在决策中的作用。作者集中讨论了个人控制、人际关系和人际间的信用等三个方面的因素，认为公司的决策不仅仅出于对市场的考虑。
事实上，珀塞尔·维克托（Purcell Victor）曾在1965年出版的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的导论中总结华人研究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科学替代旧的历史或政治科学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方法。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海外华人的双重认同：既是中国人，也是东南亚人；城市中华人社区的资源、职业与经济活动、族群关系、华人社区结构/组织、领导与权威、学校与教育、宗教和巫术、家庭与亲属关系，进而提出关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还有研究讨论了华人社会的权力问题：底层是大量华人农民与劳动力；中层是小商人和中间人；顶层是少数富翁，他们控制了乡村。此外，一些具有人类学倾向的学者，通过调查分析出海外华人社区的聚居特点：华人社区按照各种方言形成相对独立的各个社区，而从同一个村子迁移来的人们组成了最小的共同体，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规模社区的各种组织形式，如会馆和秘密会社。还有学者探讨华人的崇商和崇尚家族主义以及华人的怀乡情结，并试图解释华人经济成功中的文化策略，如家族企业行为、信用及关系，为东亚发展做出文化解释，分析华人如何成为亚洲现代化的革命性力量。
从以上国内外对于华人社会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大多都包括被研究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其中，又以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同化、族群关系、移民与网络等作为中心议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东南亚有很多华人社会的方言社团（dialect group）。了解方言社团的组织形式、发展状况、成员组成，是进入华人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组建宗亲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地所建构的已不是祖籍地的宗族或家族，而是以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方言群为基本结构的帮群社会。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得脱离祖籍地行政管理系统的华人社会必须透过各社团间的“执事关联”关系来建立内部的交往频道。在漫长的华人移民、定居过程中，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统治者、本地原住民都对华人进行过驱逐、限制和迫害。在全球化移民的背景下，华人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当地本土社会，积极在东南亚政治社会谋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然而，如果把华人的流动置于中国人的跨国主义意识的背景下思考时，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作为资本主义积累新策略中的独特文化领域。
“中心”与“周边”在不同历史和空间的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对中国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典型的社会结构的实证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讨论在以大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中心”与“周边”在社会结构上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原有海外华人社会研究是站在传统的汉人社会结构框架下思考的，这种思考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学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判断进行研究，忽略了华人社会所处国家的社会文化特质；华人社会的研究缺乏在全球化以及世界体系框架里的比较研究，即使有少部分比较研究，也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来考虑华人的异质性问题；如果把越南的华人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我们可以讨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华人社会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华人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所表现的异同问题。此外，以往的研究较少注意到海外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的复兴，如家族主义、宗族的复兴，祖先祭祀的盛行，同姓的社会结合，这与海外华人的故乡情结、寻根意识，特别是华人在中国的投资等，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华南社会，这种“传统的复兴”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反哺的表现。
五 作为区域网络的华南与东南亚
广东省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诸国在现代产业体系中联系十分密切，地区之间商品、资金、人口、企业流动频繁，深入研究本区域内的社会机制、族群关系、市场网络以及风俗习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在东南亚各国，华人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各类组织、各国华人企业以及它们与华南中国社会、港台之间的经济关系，存在一定的网络，也正是这一网络奠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优势。
从华南到东南亚的联系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人的流动建构出了各种形式的网络，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体系性。事实上只有把从华南到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或国家之间的合作的空间整合来考虑，才能达到新的高度。从纵向看，这个体系涵盖了华南移民从祖籍地到海外移居地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而就横向而言，这个体系则显示了源自同一祖籍地的华南移民，因移居地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类型的调适形态。换言之，结合华南移民在东南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调适形态这两个面向，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地域的华人社会进行比较，特别是华人社会与祖籍地、不同族群的华人之间的互动等，是本课题探索华南和东南亚互动的重心所在。
（一）市场网络与区域社会
近代华南与东南亚的华商跨国网络在区域的空间结构主要由华南的厦门、汕头、广州、海口、台南、高雄、金门和马来亚的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垄、坤甸、马辰、望加锡、巨港、日惹，菲律宾的马尼拉、宿务、三宝颜，暹罗的曼谷、清迈和印度各地的沿海口岸为节点构成。华人跨国网络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而流动中的人和事物，在跨境进入移入地后，移出与移入两个区域的社会文化都会发生变化。两种力量在促使发生这种现象，一是不断追求资本利润的力量，二是人们面对新的文化交融现象进行调整而产生的应对力量。
区域是指由一些层级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这种“地区所组成的系统”，以及“交换关系的模式”反映的就是区域网络。从形式上来看，区域网络既可以是有形的交通道路、市场网络，又可以是观念层面的宗族谱系、族群认同、信仰网络和风俗习惯，其基础是功能差异导致的社区间的相互结合，如信仰、贸易、婚姻、亲属关系等社会体系的构成要素在空间上的扩展。
区域网络自身也体现出一定的时间性，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的，所谓的社会结构也只是某一时空条件下社会形态的稳定因素而已。所以区域网络研究不是局限于具体的时空条件，而是考察一些重要的关系、结构、网络在时间上的演化和空间上的流动。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网络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流动”和“扩散”。“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叠的和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
区域社会内不同的社会网络有不同的运行周期，不仅市场、信仰仪式、人口流动的周期不相同，而且不同地区进入市场网络和信仰体系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间内也不断变化，社会网络的这种复杂的时间性质表现为一系列的流动现象。这种时间关系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口、宗教、民俗、商品等事物，以及更深层次的市场体系、信仰网络、社会组织都在一个区域的范围内流动。也正是这样持续不断地流动，区域的网络才得以形成。
区域网络体现的是社会网络的空间化和过程化。多种社会网络以及由此而生的象征体系共同构成了区域社会的复杂体系。从目前的研究看来，大多数学者集中于将区域网络作为一个场域或情景，但是忽视了将区域网络本身作为一研究对象，考察社会网络如何在地理上扩展，时间怎么发生作用，通过社会网络来研究区域社会如何形成，考察网络结构与文化流动之间的关系，才是回应更大理论问题的方向。
（二）从华南与东南亚互动的角度看区域研究的方法
在华南与东南亚互动这一大的具有张力的框架内，诸如妈祖信仰的传播与华人社区的流动，穆斯林信仰的网络与人口流动，以丝绸、瓷器和香料、橡胶为代表的商品双向流动，华人由中国华南逐步迁移与华商网络的扩张等方面都是民族流动与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要理解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边，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的脉络，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所以华南与东南亚区域网络研究不是局限于具体的时空条件，而是考察一些重要的关系、结构、网络在时间上的变迁和空间上的流动。
文化研究为取向的传统，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但常常把“社会”的概念置于不顾，忽视了在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的“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发展走向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中国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仅仅讨论文化意义上的儒学概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其与社会生活中最具典型性、稳定性和内在深层意义的具体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即把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取向和社会研究的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本课题不仅从中心的视角认识周边，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从周边来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并进一步思考作为“过程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内涵和意义。
把华南与东南亚的文明交流、周边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东南亚与中国华南交往体系以及东南亚区域内部社会放在一个体系下研究，剖析不同历史、政治、地理脉络下，区域文化的变迁和人群的互动过程，应该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地区共同面对的环境、生态和人口问题，以海洋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这些都是需要做长期持续性的基础研究的课题。上述研究可以说是解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差异明显的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趋势的历史与人文基础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性也有现实性。
六 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认为：作为华南研究本身已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方面，华南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人类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从华南看中心与周边社会的关系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们不仅要从中心的视角认识周边，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从周边来看汉族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看中心”的双重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理论。
华南汉族社会结构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会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果将其置于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和研究，讨论在当地文化脉络中，为适应居住地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汉族社会结构在其中的延续、变异和调适的动态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海外华人社会中，经常在一个“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式”之下，隐藏有许多不同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范式。这些范式在特殊时期能适应不同的情况并做适当的调整。因此，模式越多，适应不同情况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华人社会结构的关键。同时，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汉族社会影响的杂居和聚居的华南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在继续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征的情况下，汉族社会的文化因子的嵌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导致其社会文化的变迁和调适也是我们今后将要解决的难点。
同时我们还要挑战这样的学术观点：华人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是中国本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相反，我们认为这是经过“文化调适”的华人文化逐渐趋向于当地化的结果，东南亚华人社会并非祖籍地社会的“移殖”，而是一个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再建构的历史过程。
事实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华南地区，是全球化背景下认识现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只有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或国家之间的合作的空间整合来考虑，才能达到一新的高度。从纵向看，这个体系涵盖了华南移民从祖籍地到海外移居地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就横向而言，这个体系则显示了源自同一祖籍地的华南移民，因移居地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类型的调适形态。换言之，我们要结合华南移民在海外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调适形态这两个方面，对不同地域的华人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华人社会与祖籍地、不同族群的华人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