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温和复苏与深沉隐患

2014年1月22～25日，第44届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在瑞士的一个小镇达沃斯举行。与会“精英”们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正进入温和复苏期，但风险犹存。这个估计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IMF 2014年1月7日经修订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继2013年步入3%的低速增长后，在2014年、2015年将进一步分别提升到3.7%和3.9%。同时IMF还下调了一些经济体和地区之间的增长幅度，表明全球经济还有下行风险，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十分明显。

一 美国

据IMF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在2013年增长1.7%的基础上，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提升至2.8%和3%。主要依据：一是2008年危机后，美国推行量化宽松（QE）和再工业化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就业状况已逐渐有所改善，失业率从2009年10月的峰值10%降到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的依次各月分别为7.3%、7%、6.7%、6.6%。因而居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有可能继续增强；二是页岩油气开发，使美国油气产量不断攀升，2013年国内油产量首次超过进口量，以致油价大大低于其他国家，既增强了国际经济竞争力，又加快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三是房地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截至2013年9月全国房价平均已恢复到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年10月各类旧房售价每套约20万美元，同比增长12.8%。这些说明，美国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历经5年之久，现已逐渐地走上温和复苏的轨道。

然而，美国的危机隐患尚存。这首先表现在它的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属高位水平。按民间广义失业率计算，美国目前实际失业率高达12.1%。即使按官方狭义失业率来看，目前也高达6.5%以上，远高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常年份的4%，也高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4.75%，就连美联储新任主席珍尼特·耶伦也表示这是“高得出奇”的失业率。这种长期维持在高失业率状态的直接后果之一，乃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即使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也没有停止这差距继续拉大的进程。数据显示：自2009年中开始的经济衰退结束后，收入增长量的95%都落入占全国人口1%的富人腰包。这1%的富人占美国税前总收入的20%，而同一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只占10%。另外，还特别表现在政府严重的债务拖累。尽管2013年财政年度财政赤字已较上年的1.42万亿美元下降51%，即只有6800亿美元。但若加上历年累计的16.9万亿美元的国债余额则是一个庞大惊人的天文数字。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官方大大缩小的数字。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詹姆斯·汉默尔顿说，如果加上政府的一些短期负债，实际“政府的总债务就达到了惊人的70万亿美元”，而美国应偿还的债务上限，到2012年度只有16.69万亿美元，即使再加上2013年12月国会两院为避免再次出现政府关门而不得不紧急同意提升620亿美元的上限在内，总计上限也只有16.752万亿美元，并不能满足实际应偿债额（16.9万亿美元）的需要。而国会同意财政部为延缓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上限所采取非常措施握有的资金，预计到2014年2月27日即可用尽。尽管在快逼近债务违约的时刻，即2月12日国会通过了将上限提升至17.2万亿美元的法案，从而暂时免除了爆发债务违约危机的厄运；但是，在美国，由于现行制度决定了其未来财年的预算赤字将难以避免，债务余额则会不断上升，从而必将突破上限，债务违约的危机就如埋下的“定时炸弹”，到时仍将爆发。最后，美国为维持世界经济霸权而创导签订横跨两洋的TPP、TTIP协议，并不处处称心如意；而且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中国动辄就施行“双反”保护主义，逆世界潮流而动，加剧贸易摩擦，不得人心。这些都再明显不过地说明，美国经济模式受其固有的周期性发展规律的支配，纵然危机后会出现复苏，甚至繁荣，但总的却是日趋于下，帝国主义任意为所欲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二 欧洲

据欧盟委员会2014年初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欧盟和欧元区2013年12月经济景气指数（ESI）分别升至103.5点和100点，环比上升1.4点和1.6点。其中欧盟经济指数已连续8个月保持上升势头。这表明欧盟的经济衰退趋势已基本结束。以英国（未加入欧元区）为例，据英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英国全年经济增长1.9%，创2007年危机以来的最高增速，而且有逐步加快之势，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5%、0.8%、2.2%。这虽然是一种缓慢增长的形势，但相对于其他欧盟国家来说还是复苏较快的。这主要是它得益于因未加入欧元区因而受其债务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因央行放宽信贷条件，市场信心增强，过去外迁的中小企业，近年纷纷迁回经营。据首相戴维·卡梅伦2014年1月透露，2013年超过10%的外迁中小企业，已将部分产能从新兴经济体迁回英国。

在欧元区，就总体而言，现已逃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除少数重债国尚未摆脱危机阴影而外，其他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缓慢复苏的轨道。首先是德国，其经济增长速度在继2011年的3%、2012年的0.7%之后，2013年又增长0.4%。这虽然在历年递减，但仍属持续增长态势；IMF预测2014年、2015年还将继续分别增长1.7%和2%。原因是居民消费力强，政府财力相对较厚，虽然2013年也出现了17亿欧元的财政赤字，却只相当于GDP的0.1%，远低于欧元区设定的不得高于3%的上限。同时德国出口的后劲较强，尽管在2013年出口有所萎缩，其出口增速由2012年的3.6%降至2013年的0.6%，但其外贸盈余在2013年却未降反升。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测：德国2013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将达2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法国，据2013年8月14日该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GDP初值环比增长0.5%，好于预期，正摆脱轻微的衰退，创下自2011年初以来的最大涨幅。同期，整个欧元区经济也增长0.3%，标志着长达18个月的欧元区衰退期的结束。第三是意大利，在2008年以后到2013年的6年间经济总共下滑近10%，债务率高达134%，失业率12.1%，情况是严重的。但到2013年末，财务状况已稍有好转，不再继续恶化；企业景气指数也显著回升至98.1，达到了201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第四是西班牙，在经历长达两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到2013年末已出现好转迹象，数据显示，当年第三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1%，政府财政也显得有了底气，一个原来债务缠身的国家已宣布将于2014年退出欧盟的救助机制；据预测2014年、2015年，经济将分别增长0.5%和1.7%。种种迹象表明，西班牙经济已开始缓慢复苏。其他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经济恶化状况也稍有缓解，经合组织预计到2014年，葡萄牙经济将增长0.4%，并将于一季度后决定退出救助计划的最佳方案。此前，爱尔兰在退出国际救助方案后，已成功地重返市场。

目前欧元区经济最困难的当数希腊和塞浦路斯。经合组织预测，希腊经济2014年还将降0.4%，即将成为连续7年经济衰退的国家。希腊在2010年、2011年曾先后两次接受“三驾马车”1100亿欧元和1300亿欧元的资金救助，迄今债务危机虽已稍有缓解，但仍深陷重债拖累，难以自拔，IMF预计2014年仍有40亿欧元资金无着落；而且为了偿债还面临通货、财政紧缩的风险。居民福利下降和失业率高达27%，直接威胁政局稳定。塞浦路斯作为又一个接受救助的重债国，预计2014年GDP将继续下滑，主权债务率仍在上升，预计一两年内难有改观。

总之，在欧洲，经济衰退与主权债务危机在总体上目前虽已基本结束，但并未摆脱危机阴影，不仅少数重债国仍深陷经济困境之中，而且普遍失业率居高不下。据欧盟统计局2014年1月8日公布的数据，2013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为12.1%；同期欧盟失业率为10.9%。特别不容乐观的是，欧元区在2009年以来，为拯救债务危机而厉行紧缩政策，到2014年1月，通胀率已降到0.7%的危险水平。这不仅使物价和投资收益下降，从而使企业被迫减少生产或停产；而且还会使重债国的债务负担隐性上涨。目前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主权债务率分别达到171.8%、132.9%和128.7%。这反过来又将阻碍经济增长。因此，紧缩政策将可能使复苏脆弱的欧元区经济重陷衰退困境。

三 日本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长期处于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状态。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首相上台，除政治上急速右倾不得人心外，经济上则抛出“拼经济”的路线，企图借以重振日本经济，被媒体生造为“安倍经济学”；其基本内容有三，被称为“三支箭”：一是提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央行每月购买国债7.5万亿日元（约合750亿美元）；二是突破前任首相预算总额70万亿日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三是研究制订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中包括不顾国内反对，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安倍在最近达沃斯论坛上自我吹嘘这“三支箭”已获成功：“人们现在更有活力，也更乐观，日本正迎来新的黎明，而不是黄昏”。这“三支箭”，特别是前两支在短期内是有一定成效的。例如，由于增加了流动性和政府投资，日本经济从2012年第四季度走出低谷后，2013年仍保持持续增长，一至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3%、3.8%、1.9%，全年同比增长1.7%。IMF报告预计2014年、2015年还将分别增长1.75%和1%。但应看到，在2013年持续增长中的增速呈减趋势本身就表明日本经济仍藏隐患。加之，近年来日本外贸逆差加剧、政府债务陡升，到2013年6月底已高达1008.6281万亿日元等，都是日本面临的难解之题。2014年2月4日东京日经股指暴跌610点，也给“安倍经济学”泼了冷水。因为安倍推出量宽政策就是以“实现日元贬值，股价上升为目标”的，如今却出现股价下跌的局面，无怪乎美国媒体也评价说：“安倍经济学行不通”。

四 新兴市场经济体

这主要指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砖（BRIC）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今，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6%、人口的43%、经济总量的20%强、对外贸易的17%和全球经济成长贡献率的50%。2011～2013年，金砖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11%，其中中国历年增长率分别为9.3%、7.7%、7.7%，而发达国家同期仅为1.3%。可见，金砖国家在近些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明显地起着“引擎”作用，功不可没。金砖国家为了进一步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除经常不定期地举行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会商协调外，2013年9月5日五国首脑还在圣彼得堡G20峰会的开幕前举行非正式会晤，协议共同创建千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基金”，继续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抵御外部冲击，防范金融动荡。在当前为应对美国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QE）政策而带来的金融冲击和动荡，就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量化宽松（QE）政策救市。据巴西媒体报道，到2010年为止的三年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为救市而注入的资金约8.8万亿美元。拿美国来说，仅2008年就注入9000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又连续推行三轮QE政策，到2013年底，美联储每月仍要购国债850亿美元，总计4万多亿美元。发达国家依靠其经济和货币的霸权地位以及与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利差，迫使这新增大量资金的相当部分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但又基本未进入其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市场或股市、期货、房地产市场等投机套利，从而推高了后者的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引发通胀，货币贬值，汇率上升。到2013年5月，美联储放出将逐步退出QE、收紧货币的信号，特别是在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正式宣布从2014年1月起每月购债从850亿美元减至750亿美元后，自然会迅速引起新兴经济体逆向金融动荡。即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美退出QE的背景下将随着“热钱”流出，外汇储备减少，通货紧缩，汇市、股市下跌。据国际资金流向监测和研究机构（EPFR）统计，2013年5月以后两三个月间，新兴市场债券基金累计损失240亿美元，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股指都纷纷下跌，随之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下滑。2014年1月开始美联储正式启动每月减购100亿美元国债的形势，更进一步刺激新兴市场金融动荡，据EPFR统计，截至2014年2月5日前两周内，投资者从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撤出的资金达120亿美元，迫使阿根廷的比索、土耳其的里拉、印度尼西亚的盾、南非的兰特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进而促使1月份全球股市大跌4.1%，其中以阿根廷的动荡最为严重。

当然，阿根廷的金融动荡由来已久。2009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外贸顺差不断萎缩，政府为维持经济增长，继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仅2012年、2013年两年，年均通胀率始终维持在25%以上。这势必引起比索汇率下降的预期增强。2013年5月以后，在美联储预告和实施将逐渐退出QE政策的刺激下，“热钱”外流、比索贬值之势便不可阻挡地爆发出来。据阿官方的数据显示，2013年阿根廷外汇储备流失高达120亿美元，所剩外储仅够支付2014年到期的约98亿美元外债，从而比索被迫大幅贬值，2014年1月就累计贬值20%，创12年来单月贬值历史的最高纪录。其间竟然在1月23日一天之内就暴跌12.4%，使比索兑美元的比例从2001年的1∶1跌至目前的8∶1，有预期2014年还将继续下跌至12∶1的水平。为了遏制外储外流、比索贬值，政府先是加强外汇管制，继又放松管制，但都无济于事。这真像是病急乱投医，自相矛盾，不知所措。好在近日形势已稍有好转。

以上说明，包括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日益明显地展现出它在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引擎”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受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量化宽松及其退出政策的制约影响。2013年5月以来，美国将逐渐退出QE的预告和实施便引起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经济的剧烈震荡，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正视的现实。当前我国经济虽然仍能继续维持7.5%以上的较高增长水平，金融动荡也相对较小，但毕竟还正处于大调整、大变动时期，头绪繁多、问题复杂、隐患不少。因此，对美联储退出QE的冲击，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沉着应对，严防“热钱”外流，或者采取相应的对冲化解措施，以确保国家金融、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发展。从长期来看，为了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国家金融、经济的安全和稳定发展，从而顺利实现两个100年的“中国梦”和最终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首先坚决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而切实地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便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创造最根本的条件，同时也为抗击国际金融经济波动的冲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否则，若走上新自由主义邪路，当发达国家退出QE的冲击袭来，则有可能陷入像阿根廷那样“不知所措”的困境。

（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