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扶贫方式的探索

一 双管齐下曲线扶贫

受到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的限制，基金会不能直接经办企业。但当时的扶贫思路，是支持县办乡办企业发展，进而带动当地贫困农民改变贫困面貌。1991年，会长会议议定了“双管齐下”和“借鸡下蛋”的工作方针。其中“双管齐下”，一“管”是指利用我会和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服务中心的功能开展工作，二“管”是委托热心人士在香港筹建实体和利用香港新同达发展有限公司外资企业的优势经营发展，待增强扶贫实力后再去扶贫。

我会通过中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服务中心，资助福建福安粒粒橙项目50万元（1989年）和河北灵寿矽线石矿选厂项目50万元（1990年）；直接资助河北平山宝石材料厂高纯硅酸钾项目技改项目50万元进行扩建改造（1994年）和河北广宗县彩釉墙地砖项目50万元（1995年）。平山县的宝石材料厂当年投入资金，当年取得效益，还安排了37名贫困农户的残疾人进厂就业。该厂扩建后，需要从当地购进原料矿石，使1500名贫困农民得以从事矿石开采和运输，年人均增收750元。河北省广宗县彩釉墙地砖项目是我会名誉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考察广宗县后建议我会支持的。广宗县境内有百里沙带纵贯南北，为陶瓷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项目投产后，可年产彩釉墙地砖60万平方米，产值1000万元，利税170万元。该厂320名工人中有300名来自贫困农户，平均年工资收入3000元，可使300个家庭由此走出贫困。当地农民为工厂运送沙料，每年可赚回劳务费8万～9万元。这几个项目在当年都起到过一定的扶贫作用，但最终还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夭折了。

利用香港新同达公司在河北阜平和陕西安康进行石材开发并在河南安阳与安阳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投资兴建了以石材加工和出口为龙头的岩岩石材开发公司。虽然香港新同达和岩岩两家公司都没有几年的生命力，却带动了当地贫困农户从事石材开采和一批小石材加工企业的建设和蓬勃发展。

二 牵线搭桥外引内联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尚无资金实力的时期，利用老领导老同志的社会影响力牵线搭桥、外引内联，就成了主要的工作方法。经牵线搭桥、外引内联，基金会推动和参与实施的项目有陕西榆林60万亩沙地改造；陕西神木府谷为油气田服务的八个小项目；建立河北阜平经济开发区；湖南椪柑种植；甘肃庆阳香豆子种植；湖北大悟县乌桕油系列产品开发；湖北黄梅县彩釉墙地砖项目等。

上述项目资金，均由国家大企业提供。如：由中国华能集团精煤公司向我会提供400万元，用于在陕西神木府谷两县实施畜牧养殖、皮毛加工等八个小项目，于1990年和1991年期间启动实施；由中国石化总公司提供200万元支持的优质柑桔——椪柑种植项目，于1991年8月开始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提供资金450万元，自1991年起在甘肃庆阳组织实施香豆子种植扶贫项目；中国石化总公司于1991年提供85万元无息贷款，资助当地利用丰富的资源开发乌桕油系列产品；由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捐赠300万元，于1991年在湖北黄梅县实施彩釉墙地砖生产项目。

陕西榆林60万亩沙地改造项目，尽管是国家计委投资，中国扶贫基金会没有直接投入，但是基金会领导人与国家计委共同倡议、牵线和督导的。项目目标是，从1991年开始，与当地多部门合作，采取股份制经营方式，分期投入2亿元，以拉沙汲水的方式将60万亩沙滩地改造成水浇地。项目建设规模包括陕西省榆林地区北部风沙滩区的榆林、神木、府谷、横山、靖边、定边等6县/市的51个乡和6个国有农场，覆盖人口69.5万。沙地的综合改造，为陕北的煤田、气田和石油开发提供了商品粮和副食品基地。

建立河北阜平经济开发区。基金会成立后不久，即把阜平县定为帮扶重点。阜平县是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察冀边区和中央机关所在地。当时人口不足10万，就有2万多人参军参战，有5000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老百姓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在阜平战斗生活过十多年的聂荣臻元帅临终前曾含着泪花对项南同志说：“阜平脱不了贫，我死也不相信！”

为了帮助阜平县找到改变贫困面貌的有效途径，项南会长亲自带领基金会的员工十多次到阜平开展调查研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利用下马兵工厂的大片空置厂房创建市场经济、脱贫致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实行贸、工、农、科、教一体化的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个开发区不占用农田，不盖新厂房，不必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花大本钱。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即得到当地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和部门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开发区于1994年6月开始建设，基金会与开发区管理会一同制定开发区管理条例和开发规划，并为开发区招商引资。1993～1996年的三四年间，扶贫基金会为阜平外引内联、牵线搭桥涉及的项目有皮毛加工、藤器制作、石材开发、大枣深加工等加工业，食用菌、七彩雉鸡等种植养殖业和教育设施援建等三大类数十个。

为了尽快改变阜平县的贫困落后面貌，项南会长倾注了许多心血。自1994年7月推出扶贫行动后，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热烈响应，不少人士捐资捐物。项南会长曾亲自带领基金会一行人冒着弥天大雾赶往阜平，还特意邀请了香港曾星如、云大棉、李钜能、曾少春，台湾周华龙、朱立德，福建省施文雅、林占熺，江苏省王正等五路海内外企业家和专家齐聚阜平，一次就落实扶贫开发项目9个。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简报中，有关于项南会长1994年11月参加阜平大枣节和1995年1月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训中心阜平基地揭牌仪式期间工作实况的记载。

附件9

项南亲自率队参加阜平大枣节

1994年11月18～22日，项南会长率基金会工作人员参加阜平大枣节活动。

18日早8点从北京出发，项南夫妇、王宝琛、孟庆丰、杨青海、华克、盛敏华及福建晋江企业家施文雅夫妇等一行12人到河北阜平参加“大枣节”活动。由于路途中遇大雾，当晚留宿河北定州市政府招待所。

19日早从定州出发，中午到开发区南区检查基础设施恢复情况，午饭后到开发区北区视察。当晚，项南在下榻处听取开发区管委会工作汇报。王宝琛、孟庆丰、杨青海在座。

20日上午，参加县里组织的“大枣节”开幕式等活动；下午，会里几位同志分别陪同台商及江苏王正同志、东海水晶厂同志考察开发区北区及水晶厂；陪同施文雅夫妇参观城南庄、毛皮厂；陪同福建林占熺教授考察当地利用野草栽培食用菌的资源情况。

21日上午，项南召集会议研究开发区今后工作。参加人有：河北扶贫开发协会成志军会长、河北扶贫基金会陈治平会长、河北省扶贫办副主任姬文乐、江苏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正；阜平县县长周国庆、副县长耿文金、副县长周怀钧，开发区管委会张树科副主任；基金会李特特、王宝琛、孟庆丰、杨青海、刘玉梅等。项会长指出：“阜平经济发展，种、养是基本功，加工业靠外引内联。加工业要大胆吸收外资和境外资金。开发区应是阜平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这里的开发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开发区。这里有现成的厂房，这是国内头一家，两三年内县里若能引进100个项目，那就能翻身了。希望大家都要帮助出把力。开发区管理人员要专职，主任是法人。要有现代办公设备、通信设备，要有懂外语会公关的人。管委会手里要有300万元启动资金，建议省、地、县扶贫办帮助筹措，解决一下。资金使用应是有偿的，可否在三个月内筹措好？县里引进100个项目，开发区要有70个。职业教育是个方向。职教中心要能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要请福建三明做老师，与他们搞好关系。县里的石材工业要形成个产业，是一个统一的产业。”中午11时，开发区管委会与香港盈利丝花有限公司签订在开发区内投资设厂的合同书。项南会长、曾星如先生出席签字仪式。

22日，项南等返京。

1995年1月20～23日，项南会长、何载副会长、李敬副会长率张耀宗、杨青海、刘玉梅、江苏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王正、北京农场局原局长刘明、中农信公司彭川陵、晋江施文雅、创新基金林祥雄以及新华社、经济日报记者等共20余人到阜平，出席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训中心阜平基地揭牌仪式等活动，并与当地干部共同规划富民开发区的建设发展。

附件10

阜平二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扶贫行动”的一份时间表

199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正值大寒。太行山深处，朔风凛冽，呵气成冰，这天气温为零下10摄氏度。公路蜿蜒，面包车疾驰。

车中坐了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还有三位老者：项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75岁，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一顶普通的鸭舌帽，一身布衣，目光和祥。何载，75岁，李敬，68岁，两位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均已头发花白。他们都身居高位，如今解甲却未“归田”，又担起了扶贫这个繁忙辛苦却无任何“俸禄”的苦差。

阜平，这个太行小县，当年曾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这里的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革命成功付出了巨大牺牲。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县仍有不少地方贫瘠萧瑟，是国定592个贫困县之一。聂荣臻元帅生前曾找到项南同志，沉挚嘱托，“要帮助阜平”。

于是从1990年开始，新诞生不久的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个并没有多少基金的民间团体就开始边“找”钱边扶贫，为阜平找项目，培训人才，联系物资，促进建立开发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项南等几位会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往返600公里的征途上，已来去了多少回，总数已难以数清了。

这一天早7时，天蒙蒙亮车即出发了。近6个小时长途，项南、何载、李敬和同行中青年一样，面无倦意，精神抖擞。中午1时到阜平县“富民经济开发区”之后，用过午饭，稍稍休息即连续作战，参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训中心阜平培训基地”揭碑仪式。面对参加培训的学员们，项南讲第一课，他以“志在富民”为题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讲到，过去一说扶贫就是给钱给物。钱物当然重要。现在用于扶贫的钱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增强扶贫力度，还得增加更多的投入。但也不能单纯依赖国家投入或者依赖别人捐赠。拨款也好捐赠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输血行为而不是造血行为。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增强造血机能，不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永远也脱不了贫的，更不用说走向富裕了。我们的扶贫工作应当坚决地从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从救济型转变为开发型。阜平县号称中国大枣第一乡，还生产核桃、山杏、山楂和多种果品；盛产花岗岩、大理石，其中“一号黑”质量特别好。不能只卖原料，要开发成石板材打入国际市场。全县4亿多立方米储量，每年开发100万立方米可以开发400年。100万立方米可以切割成2000万平方米石板材，一年的收入至少也有40个亿。利用菌草代木代粮来栽培食用菌，是一项当年即可脱贫的新技术，是福建农业大学林占熺教授发明的。职业学校应当根据当地特点开设各种实用技术学科，做到学以致用。“一年收入几十个亿，又能做到扶贫到户，阜平的贫困帽子还会摘不掉吗？”项南很有信心地鼓励这批来自贫困地区的学员。

何载副会长也讲了课，一直到天色已晚。晚6点，夜色茫茫中，驱车30公里到阜平县城，用晚饭后，不休息，又是连续作战。8时30分，项南同志约见同行的几位记者谈扶贫；9时30分，又召集基金会工作人员谈阜平考察的工作细节。近11时才休息。这一天，旅途、开会、谈话、讲课、考察……会长们整整工作了13个小时。

21日，晨7时30分，项南邀集阜平县的领导人讨论《关于加强阜平富民经济开发区开发力度的建议》。项南说：“如何在较短的时间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昨天在培训中心揭碑仪式上讲了一句话：不要把贫困留到下一个世纪。县里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界支持。石材开发，我们是看准了，本县石材储量的万分之一，就能产生5个亿的产值。我认为，石材开发应作为县委书记、县长的头等工作来抓，作为主导产业来抓。抓住了工作重点，阜平县脱贫指日可待。现在石材开采的情况混乱，全县有92个矿点、13个板材厂、46台锯。建议把有关厂家找到一起开个会，大家谈谈怎样开发，办个石材开采学习班。我还可以把建设部的专家请来作指导。抓石板材，抓乡镇企业，包括利用开发区内已迁出的兵工厂的旧厂房，利用外资和境内的技术。第三是开发食用菌，可在职业学校中办个食用菌培训中心。缺乏资金的问题，可否考虑成立个互助基金，采用孟加拉模式，扶贫到户。关于孟加拉模式，社科院已在河北易县试验了一年，很成功。中农信、省扶贫办、基金会都拿些钱，1995年在阜平县搞上几千个食用菌培育专业户。”

下午2时，项南、何载、李敬及基金会一行与副县长耿文金一起，到离县城20多公里的大台乡老路渠村访贫问苦。该村1994年因遭受自然灾害，人均收入从1993年的180元下降到138元。项、何、李三位会长走访了五个贫困户，将从自己家中带去的衣物和600元分送给了他们。

晚上，项南会长与福建晋江大酒店总经理施文雅、阜平县县长周国庆谈在开发区设石材厂一事；会见河北省计委龚焕文主任，谈利用省内贫困县境内下马的空厂房搞经济开发一事，直到晚10时多。这一天又工作了12个小时。

阜平扶贫二日结束了。这即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无数个扶贫工作日中普普通通的两天。

（杨青海）

（本文发表于《中国贫困地区》杂志1995年创刊号）

附件11

一个不占农田不建厂房不搞基础设施的阜平县“富民经济开发区”

中国扶贫基金会领导项南、何载、李敬、孙文芳等同志多次考察过河北省的贫困县——阜平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已下马的兵工厂大片空厂房，创建把市场经济、脱贫致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即实行贸、工、农、科、教相结合的经济开发区的设想。这样，将有可能建成一个不占用农田、不盖新厂房，不必重新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上花大本钱的新型开发区。

在与省、地、县充分协商后，1994年6月16日，在保定市召开了有省、地、县及我会参加的“阜平富民经济开发区”成立大会。会上确定，开发区近期任务是：（1）搞好以人才开发为主的多功能职教中心建设；（2）外引内联，利用外资（包括国内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办企业。

会上成立了开发区董事会，提出了6条优惠措施，并成立了开发区管委会，使开发区成为一个经济实体。从此，基金会即帮助开发区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我会工作人员先后陪同外商到开发区去考察，累计达24人次；与香港扶轮社云大棉先生联系，解决赞助开发区内职业学校开办费。在开发区管委会成立后，我会又及时派人到开发区，与管委会的同志一起制定开发区管理条例，对开发区进行规划、帮助与外商进行谈判，共同研究解决开发区在恢复基础设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检查香港李钜能先生资助职业学校资金落实情况。1994年下半年，孙文芳副会长两次亲临开发区，具体指导开发区的工作。

几个月来，在有关各方面的一致努力下，按照开发区建设时间安排，开发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获得李钜能先生30万元资助的阜平扶轮李钜能职业学校，利用开发区1.3万平方米旧厂房改建而成。学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边建设边办学，已初具规模。学校设置了13个专业，招收了650名学生，1994年9月份开学。11月25日，李钜能夫妇、云大棉夫妇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了学校的落成典礼。看到学校秩序井然、生机勃勃，李先生十分高兴，当即在大会上表示，再次资助该校10万元，帮助学校进一步发展。

开发区内的招商引资工作由于县里十分重视，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开发区恢复水、电、路供暖等基础工程解决60多万元资金（我会也帮助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由于基础工程的及时完工，开发区内第一个外资企业——香港盈利丝花有限公司已于1994年11月20日“阜平大枣节”期间正式签约。曾星如先生决定投入200万港币，利用当地野生资源创立“盈利（中国）工艺品厂”，可解决2000人的就业。到1995年3月，该厂已招收了150名工人，工人月收入可达210—300元，生产的两个集装箱产品也即将出口。

对开发区内我会资助的水晶厂，为了帮助其提高经济效益，我会请来了专家，对该厂进行“会诊”。使其看到了技术及管理的差距，找到了提高效益的途径。

经我会牵线，1995年1月，福建晋江实业家施文雅先生决定，利用开发区北部空余的8000平方米厂房，投资2000万元兴办石材加工厂，以开发当地的花岗岩。至此，开发区内的空厂房已基本上被利用。基金会开发委员会还将进一步帮助引进更多的企业家到阜平投资办厂。

基于阜平的经验，我会已于近日到河北省其他“小三线”下马的工厂进行考察，以便充分利用这些工厂，招商引资，帮助当地贫困群众获得就业机会，帮助当地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杨青海）

（原文发表于《中国贫困地区》杂志1995年第2期）

由基金会牵线搭桥、资助建设的阜平县职业技术学校，已经发展成功能辐射周边五六个县的职业教育中心。

附件12

阜平职业学校

阜平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察冀边区首府。聂荣臻元帅在阜平工作生活了11年。聂帅于临终前曾深情地对项南说：“阜平不脱贫，我死不瞑目！”项南会长不忘聂帅的遗愿，决定在阜平建一所职业学校，培养致富人才，帮助阜平人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1993年10月20日，项南会长率基金会工作人员刘玉梅、杨青海、华克等到阜平作调查研究。在阜平县的铁岭，有一个刚刚搬迁腾空的兵工厂，项南认为可以利用空闲的场地和设施建设职业学校。正好县政府也有这个考虑。于是，项南找到河北省教委副主任陈逖先同志，商议如何尽快启动筹建职校事宜。经县政府、教育局和学校紧密配合，原在陈南庄的农技中专学校开始搬迁，于1993年12月6日，四个教学班进驻铁岭。

1994年3月25日，项老亲赴保定，联络保定地区的负责同志和省教委、地区教委的负责同志和原北辰集团董事长孙梦兰等一批阜平籍的老同志老领导一起研究阜平的脱贫问题。议定把原前进兵工厂厂区定为“阜平富民经济开发区”，把原前进兵工厂生活区定为“教学区”，建职业学校。项南会长亲自协调，联系一些单位及社会名流为开发区和职业学校捐款捐物。

1994年10月，新兴的职业学校——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落成。

1994年11月25日，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暨阜平扶轮李钜能职业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项南会长因病未出席，特委托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开发委专员杨青海出席。孙文芳副会长在视察了职教中心的建设后，惊讶地说：“半月前我曾来过一次，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他称学校为阜平县甚至保定地区增添了一个人才培养基地。

香港同胞云大棉、李钜能先生不远数千里赶来出席庆典，李钜能先生还慷慨解囊捐资助教，受到师生的欢迎。大会上，举行了香港扶轮社李钜能先生为阜平县职教中心捐款仪式，并聘请云大棉先生和李钜能先生为阜平扶轮李钜能职业学校名誉校长。

项南会长在北京听了孙文芳副会长的汇报后，十分高兴，亲自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不久又建议河北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福建中华职业教育社搞联合办学。

随着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步伐加快，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项南会长决定把阜平职教中心定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阜平培训基地”，并于1995年1月20日举行揭牌仪式。项南会长亲自率刘玉梅、杨青海、华克出席，并发表了讲话，阐述了职教工作的历史责任，给学生们指出科技致富的道路。

到2004年阜平职教中心建校10周年时，该校已经发展为占地600余亩，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有教职工176人，有在校学生3400余人的学校。

1999年，该校被评为省级重点职业学校；2004年又晋升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2006年，该校被国家教育部认定为“全国半工半读试点学校”，2011年，晋升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到2013年，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有平阳、县城校区和北京就业培训基地三个校址；有6个校内实训基地和40余个校外实训基地；有全日制在校生1600余人，有半工半读学生1500余人，还有涉农专业农民学生2200余人。

（华克）

三 东西互助干部交流

（一）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由来和内容

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1年初发起，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从先富裕起来的江苏省选派熟悉经济工作的73名骨干，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陕西南部贫困地区工作两年，充实地区和县、市两级领导班子，运用江苏发展商品经济的丰富经验，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同时陕西也派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到江苏挂职学习。两省之间互派干部开展对口帮扶和交流，重点抓经济发展、东西互助、对口支援、沟通信息、外引内联、培养干部、技术支援。这种东西互助、对口支援的办法，在当时被许多老领导老同志称作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创举，是延安精神的再发扬。

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到1990年，江苏省已经是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的省份之一，工农业产值居全国之首。而当时的陕西秦巴山区，是列入国家和省定点帮扶的贫困县最多的地区。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老同志十分关心陕西特别是秦巴山区的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把秦巴山区定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他们设想，如果能够组织一些年富力强懂经济工作的干部到陕西去挂职，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信息、技术、管理引进贫困地区；另一方面从陕南贫困地区派一些干部到经济较发达的江苏挂职，直接学习、汲取经济发达地区如何掌握商品信息、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经验。那么，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将有可能变为商品优势；贫困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将有可能较快、较健康地发展。这种东西互助、外引内联、共同发展的方式，相信会比单纯投入资金的扶贫方式效果更好一些。

1990年11月中旬，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同志与江苏省前后两任省委书记韩培信、沈达人同志谈了在江苏和陕西两省之间通过交流干部来实现共同发展的想法，当即得到二位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这种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一不靠国家拿钱拿物，二不削弱沿海地区的活力，而是靠沿海与内地之间互惠互利地开展全方位的协作和联合。这种方式，拓宽了扶贫的路子，在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惠互利、共同富裕的桥梁。较发达地区在贫困地区找到资源、市场和企业发展延伸的空间；贫困地区也在交流、联合中增强了自身的活力，跻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议定了干部交流的八项措施，并先后得到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陕西省委以及曾在陕西省战斗过的老同志的赞同和支持。

为落实干部交流方案，何载、李敬两位副会长和理事杨克于1991年元月中旬赶赴江苏南京。经协商，苏陕两省就干部交流问题达成如下共识。

（1）两省同志认为，沿海和内地实行人才和干部交流，对于实现东西互助、外引内联、沟通信息、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具有深远意义。

（2）两省商定，各交流72人，其中厅局级干部各5人，县处级干部各36人，科局级干部各31人。江苏派赴陕西干部工作期限为2年，陕西派赴江苏干部的工作期限为1年。如工作需要，经两省省委组织部协商，可适当延长。

（3）市、地、县实行对口支援，合理组合，定点挂钩（县与县结成姊妹县），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4）双方派出的干部，要求政治素质好、有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热心扶贫事业和奉献，要经过充分动员，认真精选，组织培训。

（5）为搞好这次交流工作，陕西省成立以王双锡副省长为首的领导小组，江苏省成立由顾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牵头的协调小组。

（6）西去干部，江苏省除保证其原工资待遇、补助等不变并给予适当照顾外，陕西省给予一定的差额补助。受援单位负责报销其探亲往返路费，少数厅局级老干部的配偶可以随行。东去干部的待遇和开支概由陕西负责。

（7）江苏赴陕西干部于3月中旬在南京集中，随后到北京培训5天，3月下旬上岗。陕西去江苏的干部，5月中到苏州培训一个月，6月到位。

（8）培训的组织领导，由中组部、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派人参加。具体工作由培训中心、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两省委组织部派人负责。

附件13

李敬副会长日记（摘抄）

1991年1月22日，早7点半，我们刚步入餐厅，69岁的韩培信同志来看。这几年江苏的经济在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搞得很活，乡镇企业的产值1990年1000亿元，居全国各省前茅；而陕西省去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150亿元。他在任书记时与项南同志议定，江苏和陕西干部交流，相互支援。这与七中全会共同富裕的精神完全一致。这是件大好事，完全赞成，完全支持，成为普遍反映。我们此行就是具体配合两省实施这一协定。

上午与陕西省委刘揆楚等同志交谈了干部交流实施意见。这是与江苏同志交谈前的“对表”。下午江苏、陕西同志和我们共同交谈，戴冠镇、刘揆楚同志谈了具体而周密的方案，何（载）、杨（克）和我也谈了大意。大家的“表”都走得准，只是想再快一点，江苏干部三月份最好到位。顾浩同志表示，认真发动，精选七十二变有方、能在不长时间做出一番事业的干部，座谈培训到位后抓好联络管理。

（二）苏陕干部交流活动的启动及成果

首期干部交流的名单于1991年春节前确定，春节刚过，3月26 ～31日，江苏派往陕南挂职的73名有着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北京进行了5天的培训，就走马上任了。

附件14

千方百计动员干部赴陕西

实施干部交流的方案是确定了，但一开始实施就遇到难题。起初，江苏的干部对于去陕西贫困地区挂职工作两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自愿报名的干部则更少。离过春节就剩5天了，江苏派去陕西的干部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劝何载他们先回北京去，说过了年再办。何载、李敬副会长他们可没有回家过年的意思，说：“如果名单定不下来，我们就在南京过年了！”拗不过何老他们的坚持，江苏省立即召开了有各地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会上，何老语重心长、满怀激情的动员打动了与会者的心，当天，就定下了派往陕西省的干部名单。

1991年春节刚过，江苏派往陕南挂职的73名有着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北京进行了5天的培训，就走马上任了。

（华克）

在北京举行的赴陕挂职干部培训会上，项南会长向江苏干部明确了到陕西工作的重点，共有八个方面：一抓治山治水、改天换地，旱涝保收；二抓种植养殖、粮食森林、发展栽桑养蚕；三抓从市场出发开发项目，救活现有企业；四抓组织劳力转移；五抓科教扶贫；六抓人口控制、计划生育；七抓横向联合、对口支援；八抓长期作战，团结奋斗。在江苏干部派往陕西的一个月后，陕西派到江苏挂职的73名干部也到苏南任职了。江苏和陕西的干部交流，第一批互派干部146名，其中省级干部4人，地（市）级8人，县级62人，企事业干部72人。

交流干部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任务，因此在通过经济协作带动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苏陕干部交流活动启动仅仅一年，即取得明显成效。从1991年初到1992年初的一年时间里，苏陕两省双方洽谈的项目达到1200个，协作项目200多个，其中100多个已经开始取得效益。两地区还开展了近1亿元的商品交换。从最初的县与县的协作发展到乡与乡、村与村、企业与企业间的协作。协作单位达69个乡镇、115个企业、18个部门。

1991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报道《江苏赴陕干部工作有声有色》，反映了苏陕两省之间开展干部交流对口支援的情况。文中用事实说明，东西互助干部交流使“观念新起来了，物资流起来了，人才用起来了，企业活起来了”。

继苏南和陕南的干部交流启动之后，山东潍坊、济宁两市与陕西省的榆林、延安地区也开展了干部交流。他们采取“一人挂职，全方位参与”的做法，不到半年时间，已在物资交流、技术转让、扩散产品、开发资源方面达成59项协议。这项干部交流活动，推动了沿海与内地的横向联合与经济交流，促进了贫困地区乡镇企业的起步和发展，使贫困地区有可能逐步建立起自己特色的产业体系。

（三）国家领导人对此扶贫方式给予高度评价

1991年3月26日，宋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吕枫（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志对江苏与陕西扶贫地区进行干部交流问题上批示：“江苏向陕西省贫困地区派送大批干部，进行扶贫和干部交流的作法应予重视。这是先富帮后富的有效办法，应予推广。宋平3月26日”

1991年10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载3期《苏陕干部交流情况》，宋平在上面批示：“向西藏、新疆能否派出一批干部前去（不要分散），干上几年，闯出一条路子，带出一批当地干部来。”

1992年4月，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同志在听取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汇报后，给予这项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苏陕干部交流以积极肯定。他说：“组织部分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干部交流，是扶贫工作的一项新内容，这对于促进东西互助、沟通信息、培养人才、发展经济具有深远意义。这项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要进一步总结推广。”他提出，在“今年（1992年）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的经验。请国务院扶贫开发办会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商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

在陈俊生同志的倡议下，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2年5月联合召开“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推广了苏陕干部交流的经验和做法。

1992年5月2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李先念向“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发来贺信。信中说：“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贫困地区，通过干部交流，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希望你们协同中央组织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把这项工作做好。并望开好这次交流干部工作的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以便逐步推广。”

李先念同志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还专门为干部交流座谈会题字。李先念同志的题字是“扶贫济困，共同富裕”。李鹏总理的题字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四）苏陕干部交流发展成全国范围的东西互助、对口支援

“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共有27个省份组织部副部长、省扶贫办主任和筹划、支持、参与领导这项工作的老同志、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同志148人出席。会议期间有20个省份协商了干部交流的形式、方法和交流时间，有的还草拟了协议。

1992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告）”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于1992年5月28～31日召开的干部交流工作座谈会情况。报告中称，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工作是1990年从苏陕两省开始的，此后，北京、天津、山东、广东、福建、湖北、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自愿结对相继展开了干部交流工作。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对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干部交流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

1993年4月7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二次（届）理事会上，陈俊生同志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苏陕干部交流的成绩：干部交流从苏陕两省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24个省市。这是由基金会发起组织的，进行了人才、智力、技术和经济交流，效果很好。这是基金会的一大成绩。这项工作还在发展，去年还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党中央、国务院都发了文件，肯定了这种做法。仅从以上几个方面讲，就是对扶贫工作的重要补充。仅靠国家的渠道是办不了这么多事情的。有了主渠道，有了这个补充，就把事情办得更好了。

1993年10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中央组织部提交《关于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情况报告》。报告了苏陕干部交流的成绩：促进了干部转变观念，思想更新；贫困地区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引进了技术、人才和资金，培训了人才，转移了劳动力；激活了一批乡镇企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开拓了市场，搞活了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随即，国务院向全国各省份转发了《关于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情况报告》。

到1993年12月，省际的干部交流已经发展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7080名干部参与了挂职交流。1996年3月，基金会副会长何载再次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报告《东西互助的一些探索》，总结了自1991年以来干部交流取得的成果。此后，东西互助干部交流的扶贫模式已经扩展到全国，成为至今仍在实施的重要社会扶贫模式。

四 科教扶贫 培训人才

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人才培训，一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十分重视的扶贫方式。“给技术”所产生的扶贫效果，有时胜于给钱和给物。

（一）组织贫困地区县长、扶贫企业家去日本考察学习

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日本世川日中友好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1年从贫困地区选派3名县办企业的厂长参加中国中小企业家代表团访日；1992年和1993年两次组织贫困地区县长代表团出访日本，以农业经济发展考察交流为主要内容，通过对日本一两个县的实地考察，了解当地农牧林果业在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管理技术、发展经验及成果，以及“一村一品”的经验。

1992年的赴日考察团共有12人。团长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载，副团长为贵州省扶贫办副主任徐起枝；秘书长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高季良，副秘书长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宣传教育委员会专员华克。代表团成员有：云南省宁蒗县副县长陈顺红、云南省彝良县县长陈家朝、贵州省务川县县长程孟仁、四川省苍溪县县长李文元、四川省秀水县县长王光四、广西壮族自治区秀山县县长黄克、广西西林副县长张廷登。另一名为翻译。

1993年的赴日考察团共有12人。团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李本，副团长是基金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孟庆丰，秘书长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高海宽，副秘书长是基金会对外联络委员会专员盛敏华；成员有云南、陕西、河北三省县长代表。

（二）实用技术培训

教贫困农民掌握种菇、养羊、养猪、养牛、养鸡等实用技术，是使他们增加收入改变生存现状的有效途径。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或以基金会的八七扶贫培训中心为平台，开展了多种种植养殖业实用技术培训。其中，邀请全国“扶贫状元”林占熺、龙成祥和“扶贫贡献奖”得主陈济生为教员，开展龙氏养猪法、菌草技术和高腿多羔小尾寒羊饲养技术培训，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1．“龙氏养猪法”培训

龙成祥在部队是饲养员。他刻苦钻研养猪技术，并在养猪实践中研制了“龙氏中药饲料添加剂”并总结出了一套快速养猪技术——“龙氏养猪法”，是全军养猪模范。八七培训中心安排他到山西、陕西等6省多个贫困县传授“龙氏养猪法”，共培训养猪技术骨干1000多人。“龙氏养猪法”在养猪农户中反响热烈，而且农户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仅山西左权一县，就有2000多户农民采用“龙氏养猪法”，生猪的出栏率高出传统饲养方法的2倍以上，许多农户靠养猪增收并稳定脱贫。这些农户又当上了“二传手”，使更多农户运用这项实用技术养猪脱贫。

2．菌草技术培训

福建农大高级农艺师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以各种野草和作物秸秆作为培养料替代段木和粮食栽培实用菌药用菌，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经基金会协调和组织，林占熺以他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技术研究所为培训基地，两年中培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420名。其中，陕西汉中地区将菌草技术作为扶贫的支柱产业来抓，并通过示范栽培取得很好的成效，很快在全地区推广。

3．高腿多羔小尾寒羊饲养技术培训

全国“扶贫贡献奖”得主、北京农学院副教授陈济生老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他选育的鲁西高腿多羔小尾寒羊。基金会在了解到他的饲养特色和优势后，举办了有9个省25个贫困县80多名畜牧技术人员参加的养羊培训班，请陈老先生亲自授课，并组织学员到他的扶贫点现场参观学习。这些培训和饲养技术普及工作，使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找到了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路子。基金会还将陈先生授课的内容摄制成5个小时的培训讲座录像带，分送到有需求的贫困地区，以满足群众对鲁西高腿羊的鉴别、饲养和疾病防治等项技术的学习要求。

4．开展乡土人才培训

继组织贫困地区县长出访日本之后，日本世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又出资，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贵州施秉县开展乡土人才培训。该项培训以传授果树、花卉、蔬菜种植和畜牧养殖技术为主要内容，从1995年开始，每年一期，共开办5期，培训乡村种养业技术骨干300多名。

（三）组织全国劳模支持乡村干部培训

经中国扶贫基金会联络并组织，全国劳动模范吴仁宝、仉振亮等，都根据各自的特色和扶贫经验，提出帮助贫困地区培养人才的计划并付诸实施。

（1）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出资，于1994年3月邀请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份100名乡镇干部到华西村培训学习半年，学习华西村管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参加学习培训的乡镇干部普遍感到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取到了办企业、闯市场的“真经”，增强了回去后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本领。随后，湖南湘西贫困地区的40多名干部也慕名而去，吴仁宝又为他们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像这样的培训班，华西村1994～1996年共举办39期，培训中西部各省份的乡镇干部3100多名。

（2）199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总结了华西村办干部培训班的经验，并向其他全国劳模做了推荐。先后在厦门市、张家港市、成都市等地为来自中西部陕、甘、宁、晋、滇、川、青、黔、冀等9省份的干部举办培训班12期，培训县/市级干部270余人，培训乡镇级干部500余人。

（3）北京的亿元村窦店的党委书记、全国劳模仉振亮，自1994年起，就有计划地吸收甘肃贫困地区的100名男女青年到窦店村的制衣厂当工人。他们经过3个月的培训实习，全部能够顶班上岗。其中一些人因掌握的技术全面，不久回到家乡开办起了自己的制衣厂。在仉振亮的带领下，该村一方面走出去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养牛事业，同时还从晋、陕、甘、宁等省份招募多名畜牧技术骨干到窦店本村的养牛场学习肉牛饲养技术，并无偿提供饲料配方，深受学员和所在省、地区的好评。

五 直接资助的援助型扶贫项目

（一）引进以色列节水灌溉技术落户河北涞水

1991年5月，宣传教育委员会主任孔灿东陪同以色列社会科学院驻北京代表沙和伟博士到河北省太行山区考察，商定与以色列合作，引进以色列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在新疆、兰州和青岛举办三期培训班，为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培训节水灌溉技术人员，并由以方捐赠一套滴灌设备，安装在河北省涞水县东垒子村北山果园作为示范。这套节水灌溉设备于1993年5月经海关免税放行进口，于当年6月由华克陪同以色列节水灌溉工程专家阿姆隆．格林伯格到现场亲自安装。这套节水设备实际灌溉面积为178亩，如管理使用得当，可发挥效益20年。这套设备的使用，大幅度提升了灌溉区域内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直接使农民受益，并且在北方干旱区农林业生产中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援建

1991～199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无偿资助兴建学校、卫生院以及修桥筑路等项目42项，共计投入资金1400多万元，遍及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江西等省份。直接出资兴建的小学都命名为“富民小学”。

（三）物资援助

（1）1993年8月，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梁先生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纺织品61万码（约127吨），请基金会代为分赠给贫困地区。基金会研究决定，将这批布料分送给河北省平山县和阜平县、山西省左权县、陕西省山阳县、甘肃省宕昌县、宁夏固原县、四川省苍溪县、河南省洛宁县、云南省镇雄县、江西省瑞金县以及广西、贵州、山东等省份的一些贫困县。经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兆国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免税进关报告，又经朱镕基副总理批准，中国扶贫基金会于1993年10月28日办妥全部布料进关手续。1994年1月办理提货手续，请驻军部队无偿提供34辆运输汽车，用两天时间将61万码重约127吨的布料从天津港运到北京，存放到解放军无偿提供的400平方米仓库里。根据会领导确定的对布料“不留、不送、不售、不谋利”及“一定要跟踪监督到底”，“一定要尊重尹先生意愿将布料用在贫困地区群众身上”的原则，拟订了布料发放要求，与11个省份的12个接收县确定了发放地点。3月底，全部布料送达发放点，5月中旬，全部分发到贫困群众手中。

（2）组织旧衣被等物资捐赠，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较大量的衣物捐赠有两次。1993年11月，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过冬衣物不足的问题，基金会在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开展了向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捐献衣物的活动。公安部、农业部、中组部和全国妇联十分重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筹集过冬衣物和被褥7万余件，分别送到了河北省的平山县和阜平县，甘肃省的宕昌县和临夏县。1994年1月，经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常务副部长胥光毅同志联系，总后勤部同意批拨总价值63万元人民币的1万套罩衣、1万套棉衣和1万顶军绒帽，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转赠给贫困地区群众。基金会经研究决定，将这批衣物送给了山西省临县和陕西省大荔县等两个贫困县。

（3）1996年初，南京金蛙集团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金蛙牌农用车100辆，基金会将这批农用车分送到山西省的五台和偏关两个贫困县的100个贫困户手中。为使这批车发挥更大的扶贫效益，山西省扶贫基金会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要求，向得到农用车的农户收取5000元使用费，再用收到的车款为两个县各建了一所小学，又拿出其中的20万元扶持这两个县的200个贫困户上扶贫到户项目。这种滚动扶贫的方式，深受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山西省为表示对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车扶贫的响应和支持，向得到农用车的贫困农户提供了免收牌照税、养路费、附加费等多种优惠，为贫困农户脱贫创造条件。

（4）其他捐赠的物资还有农用复合肥、医用诊疗仪器、学生用课桌椅、图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