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对中国服务业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状况，因为这与关于中国改革研究的丰富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服务业在中国日益提升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针对这种情况，李勇坚、夏杰长（2009）认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第一，服务业是使用排除法定义的，即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将非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经济量定义为服务业，这样使得服务业没有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其内部各个产业之间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同点；因此，很难使用一般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服务业进行整体研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服务业也缺乏统一的制度变革模式。第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经济学家、经济工作者、政府官员等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附庸。只有工业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点在我国的外资产业政策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第三，与农业及工业领域快速而急剧的体制变革相比，服务业的体制变革是琐碎而具体的，其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的过程只有在一个长时段里进行研究才能发现其中的规律与特征。这三个原因都能够解释服务业改革的研究文献较少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身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例如，国内外关于服务经济学的教科书屈指可数。由于服务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不完善，对其改革进行理论研究也相应具有一定的难度。

从现有的文献看，对服务业改革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基于服务业改革的历程，对服务业改革的绩效或者改革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徐芦、赵德昆、杨书兵（1993）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大体上是沿着三次产业的顺序向前推进的，即起始于农业，尔后逐步扩展到工业、建筑业以及商业和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特别是交通、邮电、物资、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以及一些公共性、福利性行业，明显处在体制改革的滞后位置。他们还关注了服务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及服务消费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改革背后的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李勇坚、夏杰长（2010）系统研究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与历程。他们认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是动态变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就业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财政压力，到2000年之后变革为国际化压力，在一些后续的研究中，他们还对此观点进行了细化（李勇坚，2015）。本文基于服务业改革的历史，通过对改革模式进行总结，进一步深化前文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从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来进行服务业改革方面的研究。例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瑞安·卢特考斯基（Ryan Rutkowsi, 2015）认为，造成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对于工业的倾斜性政策，国有企业在服务业的垄断地位也是造成就业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开放有利于促进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产效率的提升。钟春平（2015）认为，服务业改革过程中，没有太多地关注人的需求的变化，没有确定“以人为本”的目标，这限制了服务的价格，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因此，应将“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服务业改革的目标。谢慧、黄建忠（2015）认为，服务业管制对制造业生产率形成了制约，尽管对于某些敏感的服务部门而言，管制确有必要，但是，不合理管制使在业者免受来自外国或国内潜在服务的竞争，阻碍服务业及关联行业的效率。尽管各国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优势不同，但服务业管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这一结论却具有一般性。李勇坚（2007）研究了体制变革对中国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这项研究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体制变革对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具体数量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至少有3个百分点应归功于制度变革。汪德华等（2007）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计量检验了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一国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一国法治水平来衡量的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其中，法治水平对服务业比重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更重要。进一步检验表明，统计上无法发现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对服务业比重的显著影响，而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投资规模对服务业比重都有负向的影响。陈志武（2004）认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不同，制造业对信息真实性与逆向选择的要求与服务业不一样，因此，制造业能够在一个很弱的制度环境下快速发展。但是，服务业对制度要求很高。实证研究表明，新闻自由度及法治水平（以及相应的合同结果可预期性）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徐建国（2011）认为，中国服务业的停滞与人民币贬值有着直接关系。1992～1996年的服务业停滞对应着1990～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2002～2008年的服务业停滞对应着2001～2005年的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一方面促进了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使服务业相对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也使流向服务业部门的资源大幅度下降。江小涓、李辉（2004）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服务业发展有一个补偿性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由于供给不足产生了增长的动力（李慧中、李明，2008）。胡晓鹏（2015）认为，在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体制病”，其原因来源于四个方面：全球化陷阱，即外资对服务业的排斥效应；市场化陷阱，即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化严重，存在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与制度性垄断；工业化陷阱，包括低价工业化抑制了生活性服务业需求、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导致了服务业发展动力不足、对工业的偏爱与政策引导，弱化了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联系；城市化陷阱，中国服务业的低端早熟和高端不熟，城市空间的扩张导致人口密度不够，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户籍制度对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王治、王耀中（2009）认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不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没有带动中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所以，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不构成服务业进行改革的动力。李江帆在为魏作磊《中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所写的“序”中明确提出，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水平低，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部门”，并在实践发展中存在歧视；二是发展战略偏差；三是政策失误，尤其是长期的低价战略，挫伤了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

从整体来看，关于服务业改革的文献较为琐碎，对服务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或政策关注较多，而对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模式关注较少。本文拟从服务业改革的历史出发，对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进行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