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清代中期，学术界颇多留心边疆史地，但注重西北者较多，其能全面研究西北、西南者，当推姚莹。姚莹，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幸翁、展和，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年（1785）生，咸丰三年（1853）卒，年六十九岁。鸦片战争时任台湾兵备道，颇留心世务。后以抗英获罪，道光二十四年，方释出，以同知、知州至四川补用。曾多次奉命至乍雅、察木多地方处理藏僧纠纷。道光二十六年二月返成都。乍雅者，在今西藏自治区东境与四川接界的宁静山一带。察木多即指康藏地区的“康”。撰者在此期间，著述不辍，撰成《康纪行》十六卷。有自序概述其撰述缘由及主要内容：“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嘛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清人为姚氏撰传铭者颇多，如吴嘉宾的《求自得之室文钞》、徐子苓的《敦艮吉斋文存》、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及陈衍的《石遗室文集》等均记其生平，子浚为撰《年谱》。

是书凡十六卷，内容繁富。凡川藏史地、域外知识、诗文考订皆所涉及。如卷五《西藏大蕃僧》、《西藏僧俗官名》、《蕃尔雅》诸则于西藏制度、语言均有简赅记述，足资考证。又《木兰生地时考》既据《木兰辞》，又旁征典实而考订“木兰盖古武威今凉州人也。其从军事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后，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此亦可备一说。

撰者于探求域外新知最服膺魏源，尤推重《海国图志》，誉其书为“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是书卷十六为附图，集当时已有之世界地图于一编，除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陈伦炯等所制之图外，尚有姚氏所制之《中外四海舆地总图》、《新疆南北两路形势图》、《西边外蕃诸国图》、《新疆西边外属国图》、《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乍雅地形图》等，皆各有图说。此不仅可供地图学研制之参考，亦以见中国近代学者对地理知识及域外情况的了解程度。

姚莹于鸦片战争中，非常钦佩林则徐的事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在由乍雅返成都途中，闻林则徐召回，喜而作《林制军内召》诗，中有“五年中外齐翘首”和“明诏应收父老泪”等句，表达出林姚沆瀣之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林赴任滇督，途经成都时，姚又专函介绍《康纪行》一书说：“予役两年，成《康纪行》十数卷。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

书后有叶棠跋，说明此书写定于道光二十八年归桐城故里之时，而叶氏则为是书绘图并校阅全书。另有同治六年方复恒跋，记重刊此书之事。

《识小录》是姚莹晚年编订的另一部有关边疆史地的著作。他于《康纪行》的自序中曾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是此书亦为姚氏有所发之作，非徒随笔小录而已。

是书多为历年读书心得，兼述异闻掌故。道光十三年曾有陈东海为之校订存稿，分编甲乙，并加弁首。称其“岁月积累成四五十卷，尝以假人，亡其八九，余稿无几”。是此书当为姚氏幸存残编。姚氏置稿箧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始付剞劂，并附注陈氏所定甲乙于条目之下，以存不没故人之义。姚氏复于陈序后附记刊行缘由。今读刊本，深惜其散佚之甚！

姚氏是嘉道学人中博学多通者，议论颇多新义，而用世之志未申，乃寄情于学术。此书对经史诗文、释道天文、轶闻掌故皆有所考辨。约其大端有：

其一，姚氏于汉宋之争，门户之见虽不深，但极尊朱熹。如卷一《朱子之学先博后约》条认为汉唐诸儒所长典章制度、名物训诂与宋儒的专精天人性命之理是人的精力各有专注。唯有朱熹则是“通材宏智，博学多能”，“非汉唐诸儒所及”，“盖孔子以后一人而已”。其《性与天道》条则谓朱熹“见理分理，澈上澈下，诸所发明，皆得圣贤不言之精义”。此说似尊朱近理，但同卷《读书大义》条论理、器、数的关系则又归于平实。他虽说“器统于数，数统于理”，却反对“托诸空言”的理，而主张“见诸行事”。如“舍器与数”，“人自以意为理”，则“异端邪说之患又生”。故断言曰：“世儒言理者或指器数为糠秕，而好器数者又讥空理之无据，胥失之矣。”所以我认为姚氏之学宗宋儒而不流空疏，好实学而不落烦琐。姚氏于评论人物也独有见地。如卷二《颍考叔》条评《左传》为“左氏浮夸，非独纪事好奇也，其称人也多失实”，并举《左传》论季文子之忠、郑庄公之礼、颍考叔之孝皆为“舍其大而录其细”，此正以见姚氏论人在取其大节。

其二，姚氏于书中多述释道。卷二《释氏五劫》、《佛名解略》、《观世音》，卷三《六根六尘六识》、《五眼》、《五山十刹》，卷四《三清》、《玉皇大帝》诸则皆为释道词语训诂。卷二《佛教传授源流》记教禅分门别宗，颇称简要有序。卷四《道书》、卷五《释氏经卷》可称释道典籍目录。

其三，姚氏于诗也多独抒己见。如卷三《李义山诗》条称：“世知玉溪生善学杜诗，而不知杜诗有酷似义山者。”《杜诗立言不类》条称杜诗“言浮而夸”，有“文人习气”。卷五《惜抱轩诗文》条对桐城宗主姚鼐的诗义进行全面评论。虽有扬祖德之处，然议论颇有可取，不失为研究桐城文派的资料。《梅村送浮屠文》条讥梅村不善为文，既于儒学无得，于佛法也属影响之间。而其皈依与钱牧斋同旨，立论不同于一般斥钱谅吴者，殊快人意。

其四，姚氏对历史与现状之论述两不偏废。如卷四《内旗外旗之别》、《喀儿喀内附始末》、《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新疆两路形式》、《土儿扈特》、《廓儿喀》、《西藏》诸条评论东北、北方、西北、西南边区形势与典制，并涉及域外，皆是经世致用之作。卷六记汉之麒麟、云台，唐之凌烟，宋之崇德，明之功德庙等，皆标举建功立业诸功臣，而于清无述。岂因身处国势阽危，慨叹当世无崛兴之人以御外侮耶？又卷八《俞都转》条虽所记为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的轶事，而主要引述俞之兴革盐务议论，似寓针对时弊之含义。

他如卷六记清疆吏武将轶事，足以见姚氏之博学而娴于掌故。若姚莹其人，事功、学术均有可记，而近代史学著述中颇少涉及，殊感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