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人民为本
——70年后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冯宪光
今年是2012年，70年前，在延安杨家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即5月2日所作“引言”讲话和5月23日所作“结论”讲话两部分。会后毛泽东对这两次口头讲话进行过多次反复修改。大约一年以后，在1943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部分文本。又过了半年，1943年10月19日，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讲话》全文才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又经修订以后，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成为流传于世的《讲话》的正式文本。
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著作，70年以后为什么要重读，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问题。
70年前，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当时的迫切任务是“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讲话》全文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之后，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指出：“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2]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示，《讲话》确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中，指导中国的革命文艺“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非凡成绩。当然，这一段历史以及当年中宣部的这些指示，也成为一些人判断《讲话》是“战时文艺政策”，不能运用到和平、建设时期，而今已经过时的一种依据。在一个有人主张“告别革命”的时代，这种看法显然有一定的信众。
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于，没有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讲话》的重要意义，即《讲话》不仅对中国现代革命而且对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大家不要忘记，《讲话》发表的地方，不在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而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府延安。陕甘宁边区虽然属于中华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但是其前身是以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的人民革命政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为习仲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辖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一起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显然，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政权。这个政府与当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根本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这个管辖23个县、150万人口的人民革命政权，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倡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一样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等革命根据地曾经建立过几个苏维埃政权，而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其杰出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特殊时期，在特殊环境中建立的人民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建设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实践了在特别复杂的条件下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治国安民的若干方略。而毛泽东在70年前发表的《讲话》，所提出的不仅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时刻所应当执行的“战时文艺政策”，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之后，应当如何发展文学艺术的根本思想。所以，在《讲话》全文发表的第二天，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其中说，“《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布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3]。
《讲话》反复提示的是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环境问题。这是毛泽东《讲话》论述的地缘政治语境。文艺作品写给谁看的问题，必须考虑社会的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毛泽东说：“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4]来自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作家、艺术家，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就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环境，这里遭遇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对象。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所要做的文化工作、文学艺术工作就是：要在人民革命政权管辖的范围之内，实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因此，《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局部地域建立人民革命政权之后，提出的根本性、建设性的文艺方针，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时文艺政策”。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在这样的国家政治格局中，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必然要为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文艺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这就必然重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普通的工人、农民这样的劳动者，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说，“资产阶级忘记了微不足道的任务，忘记了人民，忘记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可这些工人和农民却用自己的劳动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全部的财富，并且正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像阳光和空气一样的自由而进行斗争”[6]。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写人民被忘记、被抛弃的历史记录，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新社会中重建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提出“艺术属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他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7]列宁的思想是伟大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思想后来没有在苏联的文艺方针政策上作为一个核心价值观被明确地提出来。而7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则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8]，“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群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9]。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执掌政权的延安，提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执掌政权之后的文艺方针。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执掌政权之后如何建设发展文学艺术的治国安民方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掌了全中国的国家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此时，在中国土地上的战火硝烟已经消散，60多年的和平建设，使战争成为遥远的记忆。而产生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中的《讲话》却已提出了革命政权应当如何发展文艺的方略，在战争隐退之后，依然在人民共和国发挥着巨大作用。党的历代领导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都在治理国家的文学艺术事业时，反复强调要坚持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我最近读到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认为，中央这一决定在新的时代把毛泽东《讲话》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学艺术推演到整个文化领域。这一点证明，《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执政之后如何治理和发展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宣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理论界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讲话》里表达的毛泽东的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是民粹主义。这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说辞。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论断，从理论渊源上来自列宁。毛泽东说，“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10]。无论是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说的社会主义者的自由的写作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1]，还是1922年与蔡特金讲“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列宁所使用的人民这个概念，都是指称千百万工人、农民等劳动大众和愿意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普通人。这与俄国19世纪的民粹主义笼统地把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作为人民，特别是把资产阶级自由派作为人民中坚是有本质区别的。
马克思主义有与民粹主义不同的人民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那里，他们在很多著作里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状况、运行机制、危机根源和用另一种社会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前景，因此着重论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坚持用阶级性来划分社会的人群，相对而言较少使用“人民”这个词语，但是绝不是反对使用“人民”这个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概念。马克思曾经集中地阐述了报刊出版物的人民性问题。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新闻出版的自由究竟是特权阶层的自由，还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的问题，认为自由报刊应该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的观点，他说，“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2]。他还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13]。工人用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精神，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而民粹主义（Populism）是19世纪在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民粹主义的平民概念没有阶级观念，没有阶级区分。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而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时指出：“马克思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4]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是主力军，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参与，无产阶级单独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应该与农民结成工农联盟，联合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广大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和列宁在使用人民概念时，就是指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指的是以工农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与民粹主义的人民观等同起来是根本错误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列宁是民粹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毛泽东根据列宁的文学人民性原则，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学观，怎么成为了民粹主义呢？
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丝毫无损毛泽东《讲话》的光辉。20年前，胡乔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说，“《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15]。我认为，胡乔木讲的《讲话》的两个基本点十分精辟。这是我们在2012年，以及今年以后还要重读毛泽东《讲话》的理由。本文仅就胡乔木讲的第二个基本点，说明毛泽东的文艺以人民为本的思想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中，而且在革命以后的建设中，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核心价值观，反对今天重读、再读《讲话》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原载《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5] 同上书，第65页。
[6]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9] 同上书，第52页。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
[14]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