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法论建议:中国人应如何观察欧洲一体化(包括欧元)进程
(一)要有历史感
要了解一点欧洲分与合的历史,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二战”后的欧洲联合进程(“欧洲联合”比“欧洲一体化”的含义更宽广一些)。在欧洲历史上,人们曾作过多次统一的尝试。从公元前6世纪以后,希腊各城邦从西西里岛到西班牙的欧洲沿岸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力量在地中海欧洲的地理范围内兴起并在初期获得成功。4世纪,处于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野蛮人”的多样性战胜了西罗马帝国的欧洲统一性。大约400年之后,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作了统一欧洲的又一次尝试。他于公元800年年底,作为政治首脑与当时作为教权首脑的利奥三世合作,在欧洲联合思想的引导下,建立了基督教的罗马帝国,随着查理大帝的去世,经过半个世纪的一系列战争,欧洲在政治上又分裂为许多“蛮族”王国。16世纪的查理五世和17世纪的路易十四继续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政权,而后,18世纪末浮现过拿破仑的欧洲帝国之梦。到了20世纪上半叶,希特勒做了短短一阵子日耳曼帝国之梦。与历史上这些主要基于军事帝国基础之上的欧洲统一相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联合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动力与目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欧洲世纪”的最终结束、超级大国的欺凌以及欧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使阿登纳、舒曼、德加斯佩里等欧洲政治家们认识到,如果未来的欧洲不是作为一个统一体出现,就没有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在欧洲历史惯力、国际竞争压力、实际利益引力、主要国家推力、倒退成本阻力和欧洲发展潜力的共同作用下,应当说,这一轮的欧洲联合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
可以预期,欧洲人决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已经为之奋斗了2500多年的联合与统一事业。建立在终止欧洲流血战争历史愿望基础之上的新政治文化、盼望欧洲经济统一带来的物质利益以及巩固与推广在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欧洲社会模式,为这一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些动力给欧洲人带来了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力量。仅就货币统一问题而言,欧洲历史上既有过失败的货币联盟,也有成功的货币联盟。到19世纪末,欧洲领导人已签署过六项货币共享协议,主要包括1865年的《拉丁货币联盟》协议和1874年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协议。这两个货币联盟的失败都源于在艰难时刻缺乏中央协调和政治决心。但欧洲也有著名的成功例子。19世纪的其他两个货币联盟十分成功,它们一直作用到今天。1815年德意志联盟由39个独立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制度标准。1859年,在意大利统一前两年,多达90种不同的金属货币在今天的意大利领土上流通。这些货币联盟的成功有着显而易见的原因:强大的中央政府控制着国家开支,大多数时间内只有一国控制印钞机。[1]而今的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欧洲人也已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至少30年:1969-1970年的“维尔纳计划”,1979年的欧洲货币体系,1991-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9年欧元作为账面货币问世,2002年欧元纸币与硬币正式流通。1999-2001年欧元已经经受了三年考验。虽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曾从1∶1.18的高点跌至1∶0.82的低点,跌幅超过了30%,目前仍只低稳在1∶0.90上下,仍比高点时低20%以上,但汇率并不是衡量欧元这三年成败得失的决定性标准。欧元在欧洲联合、欧洲经济和欧洲改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已经站住脚跟,这是欧元基本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当然,即使在欧元正式流通后,它还将继续面临一系列考验,例如在短期因素方面包括兑换过程可能产生的问题;双币流通期可能出现的混乱;政府和企业须承担的转换成本(约占工商企业销售额的0.3%-0.5%[2]);公民和企业的适应状况;由调整价格尾数之类而可能引起的某些物价上涨问题;伪钞、抢劫、黑钱、境外欧币、与地下经济相关的货币沉淀外露等导致的货币安全问题;还有美国联邦政府与美联储的美国货币政策走向问题等等。中期不确定因素包括世界首先是美、欧经济形势(增长率、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欧洲内部方方面面的协调与改革(欧洲中央银行必须强化职能,欧洲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仍较僵化必须继续加速改革,“欧洲”的货币政策与“国家”的财政政策必须协调等);欧盟第5轮扩大对欧元产生的影响;欧元作为“没有政府”的货币和欧元区国家政府成了“没有货币”(指原“国币”)的政府,在这些背景下,欧元要想成为堪与美元相比的强币尚需时日,其强大地位的确立有待于争得全世界对它的信任,这符合历史逻辑。
(二)要有现实感
这主要是指要了解西欧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特性。在刚刚走完的20世纪,欧洲人取得了成功,也经历了失败,他们从上半叶的失败中,觅得了下半叶的成功之路:联合与改革。在过去的50年里,欧洲人在联合的道路上每每迈出脚步时,就有不少人预言“他们成不了”。遥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订时,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欧洲能在1999年统一货币?然而,欧洲人基本上做成了。人们不应忘却,西欧各国曾是民族国家的典型,西欧地区是一个民主国家集中的地区。“民族特性”和国家主权是一个很难迈过的门槛,而“民主国家”更是一种十分“麻烦”的制度。因此,欧洲联合只能一步一步朝前走。欧洲改革同样如此。和美国相比,欧洲不是以变化为前提的社会,战后的欧洲变革(包括联合),有的并非出自其历史传统的内在因素,而是人为建立的制度。但在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宏观经济理论变化等因素的驱使下,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欧洲联合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目标——是走向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还是形成欧洲邦联或“祖国的欧洲”?国家联盟或主要是一个自由贸易联盟?但欧洲联合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势在必行。
正因为西欧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上述特性,因此,伴随着过去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经常发生关于欧洲联合前途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目前,欧洲人几乎都承认,欧洲一体化正处于同时存在四种选择的岔路口上。第一种前途是欧洲联盟虽然主要依旧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联合体,但它必定会朝着超国家思想和联邦主义的方向发展,为此,还应作出实质性的主权转让(和共享),制定欧洲宪法条约,构筑欧洲政府权力。第二种前途是使欧洲联盟朝着邦联主义的方向发展,是“祖国的欧洲”,是“政府间的合作”——尽管这些合作不时含有某些超国家因素,这个欧洲主要是接受一种深化了的、强大的自由贸易区形式。第三种前途是使欧洲联盟内部变成“有能力先行者可以先走一步,滞后者可在日后逐渐跟上来”的多种速度的欧洲,这里的“多种速度”有人又把它细分为只有“一个核心”的一体化进程的阶梯化方案,具有“多个核心”或称“可变几何体”(随涉及的领域不同而异)的一体化进程的差异方案,在“祖国的欧洲”思想指引下的“各取所需的方案”,以及把成员分为“部分成员资格”和“优先成员资格”方案等。[3]最后第四种前途是欧洲一体化的崩溃。[4]笔者认为,欧洲未来的前途不会是上述四种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前面三种的混合体,即欧洲联盟是联邦主义、邦联主义和自由贸易联盟三者的结合。欧元的正式流通给欧洲一体化事业注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联邦主义因素。人们也许可以大胆设想未来欧元区可能会出现某些改组,但欧元是不会垮台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欧洲陷入第四种前途——一体化崩溃,欧洲也决不会因此而跌进黑暗的时代,因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联合的努力,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地图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观,它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已经植入肌体的变化仍将通过别的途径和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悲观的理由。
也正因为西欧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上述特性,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它们之间所发生的争论和矛盾,大多数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诚然,民主制度是一种相当“麻烦”的制度,一项提案从提出,经讨论辩论,修改再修改,到通过、签署,直至最后生效,通常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仅就欧洲统一货币而言,我们且不说1969年2月欧共体海牙首脑会议作出的到1980年将启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决定(后来因故流产),仅为欧元正式流通欧洲人就奋斗了13年:1989年4月,“德洛尔计划”规定了分三步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1990-1991年,关于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的两个政府间会议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好了准备;1991年12月,欧共体当时12个成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通过了该条约;1992年2月,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式签署该条约;后经各国议会和相关机构批准后,该条约才于1993年11月正式生效(“欧洲共同体”也从此正式改称“欧洲联盟”),比原先预想的生效日期几乎晚了两年。但是不管怎么说,欧洲人还是成就了事业。欧洲民主国家在一体化进程的纷繁复杂的矛盾中,通常总是能找到出路,其原因和手段在于:首先,它们彼此之间从不寻求“同化对方”,但也不是简单的“共处”,而是尽力找出一种“与他人团结”的模式。其次,它们之间往往作出单方或互相让步以达成妥协。1951-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之所以能够成立,反映了法、德两国都怀有“欧洲再也不要发生战争”的意愿,从而把当时仍被视为重要战争资源的煤钢生产部门交由共管机构监督;1957-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开始运转,因素之一是德国和法国在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利益上达成了相对均衡;1999-2002年欧元之所以得以问世,因素之一是德国以放弃“国币”马克的货币优势以换取法国对德国统一的支持,同时,德国联邦银行的货币理论和政策方针实际上已为欧洲国家普遍接受,如此等等。第三,采用“一揽子”谈判的策略。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就是一例。该条约拟制出了一个范围宽泛的一揽子改革计划,它包括对有的条约组成部分进行大量改善和革新,以及共同体权限和程序的扩展。同时还作出了大量的例外规定及保障可行性。第四,实行灵活性原则。一体化进程中的灵活性原则,为那些希望并有能力加快一体化进程的国家提供了在一体化进程中走在其他国家前头的可能。在这个进程中,不同的国家在时间先后上,并且因此而在成员国资格的层次上也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向心的原则,目的是使更多的国家参加到一体化进程中来。但这一原则也怂恿了与此相反的倾向,因为那些没有参与共同政策或不愿意采取共同措施的成员国,可以随时脱离而去,[5]或一开始就不加参与,欧元区目前只包括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2国就是一例。英国在社会政策上也选择了“放弃”,脱离了共同体政策的一个核心领域。第五,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秩序模式。《马约》不追求处处事事统一的秩序模式。这反映出各国不同的欧洲一体化观念。欧洲一体化有“三大支柱”。在第一支柱(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自1957年始选择的道路在本质上得到了延续,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第二支柱(内政司法)和第三支柱(外交安全)中则相反,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协调模式,其中第三支柱似乎还不及第二支柱那么协调紧密。
在观察欧洲一体化进程时,如果能合理地考虑到上述历史感与现实感,那么我们就能理解或预测,在过去的三五十年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过程和今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欧元的成长过程,为什么必定会是曲折复杂的。
(三)要有战略观
为了能够比较正确地观察和对待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人还需要更多的战略眼光。其实欧洲领导人在设计和推进欧洲联合时,始终是有深远的战略考虑的。远的不说,仅在欧元作为账面货币问世两年半取得基本成功之后,法国总理若斯潘就在2001年5月28日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提出了欧洲一体化新的战略目标。他把这种“欧洲生活方式”称为政治大业的组成部分:“直至不久之前,欧盟的努力都集中在建立货币和经济联盟上……然而,今天需要的是更宽阔的视野,要不然,欧洲就会蜕变成一个纯粹的市场,就会在全球化中一败涂地。因为欧洲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市场,而是一种在历史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模式。”[6]这些话语中隐含着欧洲人对一个更加独立、更加强大和更能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中发挥重大影响的欧洲的追求。欧洲要成为世界生活中真正有分量的一极。这一极并不专门针对美国霸权,更不追求欧洲自身霸权,也不企图把美国“独家垄断”变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几家“寡头垄断”。欧洲所不愿看到的是美国过于称雄,这不利于维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国际合作,不利于国际新秩序的民主化、合法性和世界生活的多样性。在当前形势下,人们没有价值去讨论“多极化并不一定能保证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之类的空洞理论命题,而是要作出努力去对这个太过失衡的世界作某些必要的修正。为此,欧盟正在形成自己的塑造“全球秩序”的思路与战略。诚然,欧洲与美国具有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和一系列重大的共同利益,但欧洲与美国方案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下列六点:[7]
(1)社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和大陆欧洲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概念有重大差别。大多数欧洲人仍相信自己的社会模式,同时也认识到需要加以改革,使之适应新的内外基本条件。
(2)地缘经济:欧盟出于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原因,支持地区合作和一体化的方案。欧盟认为,稳定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是以世界各地区经济紧密结合为基础的。而美国则寄希望于市场开放原则、自由贸易区和与其“战略伙伴”建立双边经济关系。
(3)地缘政治:以有行动能力和关系密切的地区内以及有效的地区间合作模式为基础的全球管理结构符合欧洲一体化的逻辑。美国则更喜欢松散的地区联合(因为在这种联合中,美国可以尽可能地发挥重要作用)或者与其战略伙伴的合作,以便在全世界各地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
(4)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欧洲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它强调共同利益、权利分享、相互关系和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与合作为准则,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更喜欢推行实力政策,保护与其战略伙伴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多地推行单边主义以及拒绝建立全球规则。
(5)安全观:欧洲人在经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不易受伤害是一种幻想。而美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相信可以用技术(例如通过导弹防御体系)来解决威胁问题,因此认为自己不易受伤害。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安全政策基本信念。就国际危机而言,欧洲人更多地考虑经济合作、建立公民社会结构、奉行缓和政策以及建立减少冲突的多边机构,较少考虑通过军事干预来摧毁“敌对结构”。欧洲人的易受伤害和相互依赖的意识与“共同安全”的思想相符。而美国则相信自己的军事优势,在对外政策中军事反应明显得多,冷战时代的敌我友范畴仍居主导地位。
(6)国际组织:欧盟支持有行动能力和有效率的国际机构,认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遵循削弱联合国的方针。
欧洲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塑造“全球秩序”的思路战略,其关键因素是欧洲联合与欧洲改革的成功程度,以及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意志。而欧元将在其中起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中国应比过去更加重视欧盟及其统一货币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