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西部大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0年5月28日，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会议指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新一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在前十年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政策创新”，其前提条件也是西部开发的前十年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弄清西部开发的前十年为“政策创新”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打下了哪些基础。

1.基础（生态与基础设施）开发的框架形成

区域开发内在有一个什么逻辑？这是包括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需要展开研究的问题。实践证明，一个区域的开发或发展将经历基础开发、功能开发、形象开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学术上讲，也可以看作是区域开发的内在逻辑。

如果承认区域开发“三阶段”内在逻辑的存在，那么，基础开发就是欠发达地区开发或发展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基础开发？就是按现代化生产、生活标准，建设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在生产园区或开发区，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七通一平”。在城镇或乡村，主要是以路、水、电、气、通讯、文化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从学术上讲，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理论是基础开发的理论基础。

200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的通知》。这一文件成为指导西部大开发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中，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中的“基础开发”，重点包括基础设施与生态建设两大内容。[2]

2000年3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主任曾培炎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近日正式开始工作。根据中央总体部署，西部开发办2000年要重点抓好四件大事：第一，抓紧做好西部开发的总体规划；第二，抓紧研究制定促进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第三，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第四，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

为了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在2000年2月召开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提出，为加快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初步设想在西部用十年时间，投资7000亿元，建成35万千米公路，为西部大开发打好基础。2月15日，铁道部负责同志也表示，“十五”期间，规划中的西部铁路大中型项目基建投资预计将达到1000亿元左右；到2005年，西部铁路规模预计达到1.8万千米左右。国家计划安排在西部地区改扩建20个机场，总投资约50亿元。

为了加强西部的生态建设，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第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开展植树种草，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加大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力度；陡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2000年3月29日，国家林业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下发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14个省、区、市以及兵团的174个县进行试点。2000年安排退耕还林还草515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648万亩。

党中央、国务院选择基础设施与生态保护作为西部开发的切入点，从理论上讲符合区域开发逻辑，从实践上看也抓住了西部发展的“瓶颈”。据统计，占全国国土面积56％的西部地区，公路里程只占全国总量的30％，而且93％在二级标准以下；铁路网密度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电话的全国普及率为10.68％，而西北五省区平均比全国水平约低4个百分点。十多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000—2008年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02项，投资总规模达1.7万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西部开发十年间，其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七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

（1）公路方面，“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1.6万千米全线贯通，西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23.2％和38.8％，占全国总营业里程的比重达到37.7％。

（2）铁路方面，西部地区铁路路网规模不断扩大，运力紧张得到缓解，在南方冰雪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保障电煤供应等应急运输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3）机场建设到2008年底，西部地区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79个，占全国机场总数的49.4％。航空事业的快速发展，缩短了遥远的西部与全国各地的距离。

（4）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四川都江堰、武都引水二期、宁蒙河套灌区等133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相继建成，新增、恢复灌溉面积890多万亩，改善灌溉面积3400多万亩，新增节水能力60多亿立方米。安排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299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7794万人的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

（5）2000—2008年，西部地区新增油气管道里程14130千米，其中原油管道2010千米、成品油管道3940千米、天然气管道8180千米。

（6）电力通信方面，西电东送北、中、南三大通道全面建成；西部新增长途光缆线路23万多千米、长途光缆纤芯498万千米，累计铺设长途光缆线路近35万千米、长途光缆纤芯723万千米。

（7）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中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市道路系统建设明显加强，重庆、成都、西安等特大城市的快速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实施了一大批城市供排水、污水处理及回收、垃圾处理、供热、供气等建设项目。启动了一批小城镇公益设施建设项目。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不断加强，解决了不通电行政村的通电问题，建成贫困县出口路1.6万千米，通县油路2.6万千米，户用沼气池590万口，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西部又是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西部“生态脆弱”的主要表现有两个：一是西部是个干旱区，降水很小，蒸发量很高。所以，我们国家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占到80％。二是荒漠化主要发生在西部地区。缺水干旱与荒漠化、石漠化成了恶性循环。仅以贵州为例。贵州17.61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喀斯特面积占73％；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为35920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0.39％；此外，尚有43714平方千米的土地有潜在石漠化趋势。喀斯特石漠化是贵州广大山区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典型现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石漠化现象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可见，如果西部的生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严重威胁到东部乃至全国的发展。

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一方面是自然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人为的影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田志威教授说，西部生态环境问题实际上在某些地区它已经是恶劣到丧失了生存条件的境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发展经济就没有基础，反过来说，西部的生态环境实际上也影响到它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全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抓住了西部生态的建设也等于是抓住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增加绿色”，可以说是西部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退耕还林还草。

西部大开发的头十年，生态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绩：

其一，截至2008年底累计营造林4.03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39亿亩，占同期全国造林总面积的52％。同时，组织实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积极推进基本口粮田建设、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移民、后续产业、补植补造，促进了农民增收，为农民长远生计提供了保障。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保护了13.9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60％；新增森林面积9500万亩。使沙化土地净减少7921平方千米，水土保持工程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4.6万平方千米。

其二，草原保护与建设。截至2008年底，退牧还草工程累计安排草原围栏建设任务5.97亿亩，其中禁牧2.87亿亩、休牧2.97亿亩，配套安排重度退化草原补播改良任务1.22亿亩。开展人工饲草料基地和棚圈建设试点。

其三，重点区域生态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全面实施，核心区生态移民2.6万人，生态恶化土地治理面积222万亩。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有效保护草原面积6000多万亩，定居游牧民2.14万户，初步恢复了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岩溶地区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试点，贵州、云南、广西石漠化恶化趋势开始得到控制。塔里木河、黑河流域治理工程成效显著，河道断流天数逐年减少，台特玛湖、居延海重现碧波荡漾，两岸胡杨林恢复勃勃生机。

其四，水污染防治工程积极推进。重点污染源治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取得重要进展，循环经济试点建设积极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6％和5.6％，酸雨次数明显减少。城镇环保设施不断改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综上所述，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成绩，为新一轮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创造了更好的基础。所以，2010年5月28日，在胡锦涛主持的政治局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会议上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是“上三个大台阶”，即：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

2.中心城市率先发展效应开始显露

西部大开发的前十年是从“基础开发”切入的，重点内容即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但是，西部开发的前十年是“基础开发”与西部发展同步进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开发打基础与取得实际的开发效果并行不悖的可喜局面？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学的增长极原理与西部内在的发展不平衡起点的实际情况。

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来看，任何国家、区域发展或开发都不可能是“齐步走”的状态推进，必然是从发展基础、环境最好的地方率先进行。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讲，“率先发展”或“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裕起来”是经济发展、区域开发的一般规律。按照赫希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在空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处于中心位置，城市、特别是经济中心城市是区域发展的起点和核心。2000年底，西部地区共有各类建制市160个，城镇人口1020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1％。在160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8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3个，分别为重庆、成都、西安；50万—100万的大城市5个；20万—50万的中等城市47 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100个。同时，西部各省区市之间，城市化水平亦呈现出较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客观上就决定了中心城市率先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从西部内在的发展不平衡起点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开发存在城市与乡村、盆地与浅丘同高山草原、城市内还有省级与州县及乡镇等发展不平衡起点的实际情况。总体来看，西部的省级中心城市，因具有发展的历史累积优势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等“率先发展”优势，处于西部开发可以“立即加速开发”的地位。所以，西部开发前十年就必然存在开发打基础与取得实际的开发效果并行不悖的可喜局面。

西部开发前十年存在的这种开发打基础与取得实际的开发效果并行不悖的局面，符合经济规律与西部实际，其结果客观讲亦好亦忧。从好的方面看，西部开发前十年的这种开发打基础与取得实际的开发效果并行不悖的可喜局面可以让开发中效果早些显现、同时增强全国综合实力。从忧的方面看，可能使西部内部原本不平衡的发展格局更加严重，形成“经济中强者更强、县域经济相对滞后”的矛盾更加凸显的局面。

对于这种符合经济规律与西部实际的以省级城市为代表的经济中心城市“率先发展”的格局，党中央、国务院一开始对其认识与利用就是正确的。2000年12月29日，人民网《西部开发新亮点》就报道说，重庆、西安、成都作为我国科技、人才和现代加工业相对集中的西部中心城市，依据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独特资源，加快构建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并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不能平均使力，要在中心城市率先构筑经济发展战略高地。这三个城市在发展中显露的态势，有可能在西部大开发中构造出率先突进的局面。

经过西部大开发十年发展，以重庆、西安、成都为代表的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取得了历史性地跨越式发展。这种历史性地跨越式发展，有质与量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总量变化；二是从过去行政中心嬗变成了足以带动区域城市圈为载体的增长极。

下面是重庆、西安、成都三个西部有代表性的经济中心城市2000年和2010年GDP增长变化表：

正是因为有了以重庆、西安、成都为代表的西部经济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前十年的历史性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所以，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6日中央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才强调，要通过扎实推进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等以经济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发展，形成对周边地区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战略新高地。

3.国际金融危机中西部发展对全国反危机效应的贡献

历史与现实证明，2000年正式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以世界眼光，站在现代化建设全局审时度势而采取的极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与举措。西部大开发不仅有发展西部、增加全国发展战略空间的重大意义，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还显示了应对危机的重大意义。

中国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重心都在沿海，所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当数沿海地区。沿海中小企业与出口受冲击的状况，比较具体地反映出了沿海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金融危机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09年一季度以后，金融危机对消费信心和出口的冲击力仍然在继续扩大，企业订单普遍不足。厦门2009年初约有三成以上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而且大多是出口加工制造业，主要原因是出口订单大幅减少，外部市场急剧萎缩，2009年前4个月出口交易值同比下降了23％，但内销市场正呈现出逐步提升的态势。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外部依存度较高，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国家和地区，从2008年初到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也明显下降，造成企业订单明显减少。2009年下半年，随着工业经济下滑逐渐触底，企业订单开始逐渐回升，但订单回升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大型重点企业或者是一些特殊行业的企业，多数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的、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不足仍是企业存在的首要问题。同时，汇率和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竞争秩序以及正常的外贸经营活动受到冲击，导致沿海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受需求紧缩和价格下降的双重影响，工业生产、销售均大幅下滑，导致利润下降。[3]

广东、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北京等沿海省市是我国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区，沿海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八成以上，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进出口拉动，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需求急剧减少，必然导致外贸依存度高的沿海省（市）经济出口的急剧下滑，对这些省（市）工业造成巨大冲击。

《商业时代》杂志2010年第5期发表了白晔、吴三忙《论金融危机对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的差别性影响》的文章。[4]文章说，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新疆等以中西部为主的省、区，金融危机以来工业增加值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金融危机中逆势增长的明显还是在西部，比如，四川省2009年1—2月份增长率达到16.8％；内蒙古2009年1—2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19.6％；重庆2008年1—9月，工业投资总额就达850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接近35％，外商直接投资暴增244％。

2010年3月31日，农工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把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抓手的提案》。提案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措施，出台了《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紧紧抓住中共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应对危机措施产生的新机遇，经济总体保持了向上的势头，是唯一保持快速增长的区域，并有望在经济回暖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巨大的需求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优势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优势所在，并孕育着崭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