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研究资料与内容框架
本书利用的文献资料首先是未刊档案资料和抗战文献资料。未刊档案资料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交通部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四川粮食储运局档案以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四川粮政局档案等。抗战时期出版的文献史料主要有朱子爽的《中国国民党交通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俞飞鹏的《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交通部1946年编印)、张嘉璈的《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龚学遂的《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四川驿运》(四川驿运管理处1941年7月编印)、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等。此外,还包括大量抗战时期的报纸杂志,主要有《交通建设》、《交通建设季刊》、《抗战与交通》、《驿运月刊》、《交通月刊》、《西北论衡》、《西北资源》、《西南实业通讯》、《四川经济月刊》、《陕行汇刊》、《资源委员会季刊》,等等。除了未刊档案资料和抗战文献资料外,本书还大量利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地区整理公开出版的抗战交通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史料:
第一,专业刊物。主要有《民国档案》、《档案史料与研究》等,这些专业刊物公布的档案资料中包括一些有关战时交通方面的档案资料,颇具史料价值。此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交通史料刊物出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民航总局史志办公室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中国民航史料通讯》,刊登了大量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航方面的回忆文章和口述史料,大大弥补了文献资料之不足。
第二,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起陆续出版)作为大陆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型民国档案资料集,其中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十册是关于抗战时期交通史料的专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等合编的《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六章是西北交通建设方面的档案资料。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有专章辑录了战时交通法规。此外,台湾“国史馆”也出版了中华民国交通史料汇编,包括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一):航政史料》(“国史馆”1989年版)、叶健青编《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航空史料》(“国史馆”1991年版)、姜明清编《中华民国交通史料(四):铁路史料》(“国史馆”1992年版),上述三本交通史料中有专门的抗战时期交通史料。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第三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版)汇集了专门的抗战交通档案资料。
第三,地方交通史志资料。三十年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陆续编写出版的各地地方志中交通志是重要内容,包括公路志、铁路志、内河航运志、民用航空志等内容。至于西部各省区专门的交通志至少也有30部,这些新修交通志中包含有抗战时期交通方面的资料。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省包括西部各省区交通厅史志办公室还组织人员纂写各地公路史、内河航运史等丛书,这些地方交通史由于不是历史专业人员纂写,因此学术价值受到了影响,不过,史料价值却很大。此外,戴鞍钢、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七部分专门辑录了各地交通运输方面的史料,其中有反映战时交通的地方志资料。
第四,交通文献史料汇编。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的专门史料汇编仅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收录了西南各省市文史资料中关于交通方面的文献,颇具参考价值。大陆学者宓汝成编的《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七章专门辑录了抗战时期交通史料。重庆档案馆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2005年印)一书中不乏大量大后方交通方面的经济资料。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四卷经济部分有大后方交通方面的具体资料。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史料》(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有部分战时中国铁路外债史料。此外,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战时交通》(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则辑录了抗战时期出版的重要交通方面的论文和图书。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两册、周开庆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丛书之一:经济问题资料汇编》(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版)也搜集了战时交通方面的文献资料。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和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包含有丰富的抗战时期交通史料。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3辑收录了凌鸿勋著《中国铁路志》,对研究抗战时期铁路史有很大利用价值。
本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及其对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分为上下两编,共十章。上编五章,全面分析大后方交通建设背景、建设措施、建设经过、交通运输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状况。第一章考察了抗战爆发前西部的交通发展情况。分析了抗战爆发前西部地区交通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详细阐述了抗战前西部地区公路、铁路、内河航运业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情况,并剖析了战前西部地区交通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二章论述了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发展西部交通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交通管理。抗战爆发后,为支持前方抗战和发展后方经济,国民政府确立了交通统制体制,表现为调整了交通管理机构、颁布了系列交通法规和制定了交通建设计划方针。在交通统制体制下,国民政府强化了交通法制化管理,交通管理主要服从抗战需要。第三章阐述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建设的过程、特征和交通运输发展情况。认为大后方交通建设大致分为初步展开阶段、全面展开阶段和重点展开阶段,剖析了大后方交通建设的主要特征及交通发展的具体表现。第四章分析了抗战时期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大后方交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包括政府发挥的主导作用和民间力量发挥的主体作用,并剖析了制约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的各种因素。第五章分析了大后方交通运输状况,包括交通线布局,运输布局和运输价格变动。下编五章具体分析了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地区经济开发的影响。第六章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交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各种观点,分析了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各种关系,并对大后方交通与西部相关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第七章分析了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对外贸易的影响,包括对外贸易路线变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口岸贸易变迁和对外贸易变迁,并从港口—腹地角度论述了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内向化特征。第八章分析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工矿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后方交通影响了西部工矿业布局、推动了工业发展和矿业开发。第九章论述了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农产品运销及农村市场的影响,主要分析交通对西部粮食、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的运销及农村市场分布的影响。第十章分析了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包括影响了城市分布,促进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加速了交通沿线城镇发展。结语部分宏观归纳了大后方交通发展的主要原因、大后方交通发展的局限性、大后方交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并归纳出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
[1] 蒋介石:《改进党务政治经济之要点》(上),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16卷,第454—455页。
[2] 蒋介石:《抗战建国中交通财政经济金融各界人员之职责》,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17卷,第351—352页。
[3] 《交通部编六全大会交通工作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12页。
[4] 战前西部地区仅有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北川轻便铁路、陇海铁路灵宝至宝鸡段,但由于滇越铁路管理权归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所有,所以除去滇越铁路云南段465公里外,西部铁路总长度仅为570公里。
[5] 陆仰渊:《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6] 到抗战前夕,西部地区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十一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8370公里。参见《交通部历年各省可通车公路里程表(1933—1937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7] 张嘉璈:《最近之交通》,载中央训练团编《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1942年,第50、51、48页。
[8]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16页。
[9] 《交通部编六全大会交通工作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10] 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交通部编印,1945年,第55页。
[11] 《交通部编六全大会交通工作报告》,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12] 何辑五编:《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页。
[13] 西北公路运输局编:《到西北去》,1944年,第2页。
[14] 《视察滇缅公路报告》,1941年9月,云南省档案馆藏,资料号:1106/4/4473。
[15] 对近代交通史的研究尤其集中于近代铁路史和航运史,研究起步较早。铁路史民国时期代表作有: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燕京印书局1916年版;谢彬:《中国铁道史》,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1949年以后的代表成果有:〔英〕肯特:《中国铁路发展史》,李抱宏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版;何汉威:《京汉铁路初期史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版;李占才、王晓华:《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占才:《中国铁路史(1876—1949)》,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尹铁:《晚清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马陵合:《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近代航运史代表作有: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曹铁珊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荫贵:《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朱荫贵论文集《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按中国民族资本航运业、外国在华航运业、轮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和轮船与近代中国经济等五类内容收录,体现了轮船航运业在近代中国出现后的发展演变状况。此外,苏全有著《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则对清末邮传部成立的背景、管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执掌等制度层面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探讨。
[16]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7] 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8] 李占才、张劲:《超载——抗战与交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 徐万民:《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0] 肖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年。
[21] 主要代表论文有陈谦平《试论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董长芝《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洪喜美《抗战时期四川之驿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6期,1989年)和《抗战时期西北之驿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8期,1990年)、陈红民《抗日战争时期的驿运事业》(《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侯德础《抗战时期四川内河航运鸟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杨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驿运事业》(《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田霞《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驿运》(《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赵守仁和陈艳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路建设及其历史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张劲《抗战中的航空运输》(《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陆韧《抗日战争中的云南马帮运输》(《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李占才《抗战中的中国铁路运输》(《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侯风云《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
[22] 关于抗战时期西部交通建设的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是刘世茂《抗战时期的四川交通建设》(四川师范大学,2001年)、贾国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交通运输经营和管理》(南京大学,2000年)、容岚《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交通问题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等。
[23] 参张瑞德见《平汉铁路与华北经济发展(1905—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
[24] 江沛:《華北における近代交通システムの初步的形成と都市化の進展》,青柳伸子译,《现代中国研究》(日)2006年;江沛等:《铁路与山西城镇的变动:1907—1937》,《民国档案》2007年第2期;江沛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熊亚平:《铁路与沿线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的重构——以1888—1937年间的石家庄、郑州、天津为例》,《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地区市镇形态的演变(1905—193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李丽娜等:《铁路与山西近代煤矿业的发展:1907—1937》,《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1期;李丽娜:《铁路与山西近代交通体系的形成(1907—1937)》,《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刘晖:《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马义平:《铁路与近代河南的棉业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等等。
[25] 参见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6] 参见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 戴鞍钢先生的《交通与经济的互为制约——以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为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西部地区水运、陆运建设与经济发展长期变化的演绎,论述了受到历史条件的束缚和自然地理的限制,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交通近代化进程迟滞,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28] 关于滇越铁路的经济影响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其基本持否定态度。90年代后,学者们逐渐肯定了滇越铁路对近代云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董孟雄、郭亚非的《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一文论述滇越铁路的通车对云南商品经济的影响,认为近代云南交通运输变化导致了云南地方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激增,从而基本确立了蒙自、下关、昭通等中转市场。顾继国等认为滇越铁路对近代云南进出口贸易起着双重作用,既加快了云南近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又限制和阻碍了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赵铨认为滇越铁路的通车促进了沿线农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为农副产品商品化加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商业集镇兴起等诸多方面(《滇越铁路沿线农村商品经济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29] 对川江航运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张济容认为川江轮船运输的兴起与发展加强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以及世界市场的联系,促进了重庆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城市商业和金融,加快了重庆的近代化进程(《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年—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年)。张友谊认为近代川江航运的发展在客观上给川江沿岸经济开发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川江航运在农业方面促进了经济作物如烤烟、养蚕及土特产等的种植面积及生产量扩大,加快了农业的区域开发,在工业方面改善了矿区或沿线地区的对外运销条件,使沿线地区的资源得到不同程度的合理开发利用,从而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促进或推动作用。(《川江航运与该流域社会经济的演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4年。)张瑾的《二三十年代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几个因素———论刘湘对重庆的军人干政》(《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一文,认为川江轮船航运是影响重庆城市变迁的三大因素之一。
[30] 主要成果有:郭海东:《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社会经济变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静:《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在关中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5期;王静:《陇海铁路与关中地区城镇规模等级的演变(1935—1945)》,《兰台世界》2009年第18期;王静:《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对咸阳城市化的影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等等。其中郭海东《陇海铁路与近代关中社会经济变迁》一书系统深入研究了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中陇海铁路的导引与推动作用,并着重就陇海铁路与关中交通体系的重构、工商业的发展、城镇的兴衰、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经济社会外向化发展间的互动进行剖析,以之作为深入探讨近代关中经济社会变迁新的学术增长点。
[31] 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2] 参见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33]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
[34] 参见侯坤宏《抗战时期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台湾“国史馆”2000年版,第8—9页。
[35] 参见张嘉璈《如何开发西北》,载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2005年,第248页。
[36] 参见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载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2005年,第90页。
[37]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794页。
[38] 参见魏启宇《交通史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192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
[40] 参见杨洪年《交通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3页。
[41] 参见〔日〕石井一郎《交通运输学概论》,顾时光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
[42] 参见〔日〕石井一郎《交通运输学概论》,顾时光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3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
[44] 参见〔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45] D.C.诺尔斯:《美国的工业化(1815—1860年)》,载〔美〕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5页。
[46] 〔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1页。
[47] W.G.霍夫曼:《德国的起飞》,载〔美〕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力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48] 中国农业银行经济研究室:《四川之航业》,《复兴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1935年3月。
[49] 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95—1927)》第2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6页。
[50] 陈征平在研究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问题时,通过分析1910年滇越铁路的建成通车与云南早期工业化启动的关系,以及30年代末期现代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认为近代云南两次交通条件的变革为云南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发展契机。参见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