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于子三遇害已经45年了，45年前的这段日子，华家池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
于子三作为农学院的学生，出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这是农学院的骄傲。在当时，浙大被称作南方的“民主堡垒”，和北大齐名。浙大的民主传统是由竺可桢校长和费巩训导长等打下的基础。当时浙大有教授会、讲师助教会、学生自治会等全校性组织，但是学生自治会显然是这一民主堡垒的核心。于子三从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的秘书，被推选为主席，这是他为人诚恳，密切联系群众，追求进步的结果。他不是地下党员，但是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深得地下党的信赖。
于子三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后，积极开展各项民主活动，提高同学的政治觉悟，组织了近2000名同学（包括艺专、医学院和杭高等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全国大学生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于子三和浙大学生自治会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恐慌和忌恨。终于在1947年10月26日凌晨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于子三等四人。消息传到华家池，同学们既感到震惊，又存有幻想。因为当时国内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迫害学生事件也屡有发生，同学中多少认为在竺可桢校长的营救下，被捕的学生将会平安地回到同学中间来。但是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1947年10月30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同学们还在睡梦中时，听到有人在寝室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同时传来带着悲痛的声音：“于子三死了！”这个声音像一把尖刀，把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有的同学急忙披衣，推出门去探问究竟；有的同学则从被窝中探出头来，在寝室中议论起来。华三斋前的广场上立即聚集了一堆人，三五成群地在议论着。但是整个华家池，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怒，伴随着可怕的沉默，这天早晨的食堂里听不到同学们平日嘻嘻哈哈的笑声，大家板着脸进进出出，反映了同学们心情的抑郁和不知所措。但是另一方面，农学院的许多学生自治会代表、各进步组织的骨干，则积极地在行动，有的赶到校本部与有关组织联系，有的在华家池书写标语，发动同学，准备反击。终于在这天下午，由校本部返回的同学通知：下午去保安司令部瞻仰于子三遗容。那天下午，浙大1200多名同学在学生自治会的统一组织下列队上街游行，一路上高呼口号，悲愤交集。队伍到达保安司令部门口已经四点多钟了，天色阴沉，同学们排成单列进入于子三的灵栅，围着于子三的遗体绕了一圈。于子三遗体躺在一张木板上，面色坚定沉着，一如其生时。同学们在经过遗体时很守秩序，没有人离开队伍，也没有出声，有的只是无声的悲痛和热泪盈眶，许多同学在离开灵栅时已经泣不成声了，但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借口。
在于子三事件中，同学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革命热情迅速高涨，有更多的同学投身到学生运动中来。在以后进行的罢课、殡葬等活动，以及一系列民主活动中，参加的同学愈来愈多。许多原来只顾读书的莘莘学子，也陆续参加唱革命歌曲或其他有革命色彩的活动。浙大的民主运动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与此同时，统治当局对浙江大学也愈来愈忌恨了，除了不断加强破坏活动外，还在校园内布置了更多特务，斗争是更复杂了。当时在华家池的浙江大学农学院，虽然不是民主运动的主战场，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后方基地，双方在这里都部署了相当强的力量。浙江大学在1947年以后把一年级学生安排在华家池。反动当局在一年级同学中安插了许多青年军，其中有一些是反动骨干伪装的。这样，统治集团在华家池的力量大为增强，加上原来农学院的一些三青团骨干，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力量。他们在华家池搜集情报，打入进步学生中间，编制黑名单，伺机捣乱，表面上平静的华家池，实际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于子三事件就是他们策划的实例。当时华家池有几名地下党员，但是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们不可能出头露面，因此主要依靠外围组织和一些进步同学进行活动。当时华家池的大多数组织是和校本部相通的，除了地下党以外，全国性民主组织有新民主青年社、新潮社和华社（人民世纪创造社）等。地下党通过这些组织建立了“华家池读书会”，定期集合学习、讨论一些进步书刊，提高同学的认识水平，参加的同学最多时达30多人。另外，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同学，还建立了喜鹊歌咏队，与校本部的乌鸦歌咏队遥相呼应，含义是为旧社会报丧和为新社会报喜。参加歌咏队的同学就更多了。此外，还利用各种学会从事民主活动，例如校本部的天文学会就是以宣传和从事民主活动为主的，也吸收了一部分农学院同学参加。同学们在这些组织中通过唱革命歌曲，阅读进步书刊和其他活动提高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成为军事接管的骨干。
当时华家池设有“农学院同学会”，相当于校本部的学生自治会，是一个公开的学生组织，但它是完全独立活动的。在于子三事件以前，农学院同学会完全控制在三青团骨干手中，随着浙大学生自治会实行民主选举。农学院同学会也争取进行民主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进步力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被选为农学院同学会第一任民选的主席，李平淑为秘书，我们不是地下党员，但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如此。新的理事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配合校本部学生自治会，开展各项活动，喜鹊歌咏队就是由农学院同学会出面组织的。另一方面还要对付农学院和一年级学生中的少数三青团和特务学生的挑衅活动，记得有一次是在食堂中，少数一年级的青年学生肇事向农学院同学大打出手，其目的就是想控制华家池，压制农学院同学会，这个企图当然没有得逞。
从双方力量的部署中可以看出当时华家池斗争的复杂和艰苦，进步学生的活动经常处在特务的监视下。那时学生活动的中心是在华一至华四斋中心的广场上，特务学生则在四周宿舍窗口进行监视，进步同学很容易暴露，所以一般同学活动都在晚上进行。华家池地处郊外，晚间和校本部之间没有交通车，当时同学也还没有自行车，因此华家池和校本部之间联系，通常都是在晚上沿着铁路步行，半夜返回或留宿在校本部。在这个空无人烟的铁路线上随时都有落入特务魔爪的危险，实际上许多同学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工作。1947—1948年是斗争最激烈的一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进步同学受到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到了1948年暑假，一部分地下党员被迫撤离华家池到后方去了，这也说明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华家池失去了许多学生领导干部，留下来的同学斗争也更艰苦了。从后来揭发的资料中得知，许多同学都被列入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被害的危险，于子三事件随时可能重演。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华家池的这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是永远令人难忘的。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子三烈士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矗立在华家池畔的铜像将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作者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当时系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学生，曾担任农学院同学会主席。本文原载《学生魂》，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