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化冷峻为幽默

——刘禹锡讽刺诗的特征之二

作为一种独具风貌的诗歌形式，讽刺诗既有其他诗歌形式所共有的形象化和典型化的要求，又有它自身的独特要求。法捷耶夫在《谈文学》中指出：“讽刺应当是可笑的。”这就是说，讽刺必须和幽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幽默，便不成其为讽刺，因为讽刺艺术首先应当是笑的艺术。这样，如果仅仅寓犀利于婉曲，那还没有超出一般的寓言诗的范畴，只能称为寓言诗。正是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认为《诗经》中的《魏风·硕鼠》、杜甫的《杜鹃行》等作品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讽刺诗或讽刺寓言诗，因为它缺乏笑的魅力。而刘禹锡的讽刺诗之所以是名副其实的讽刺诗，就因为它既做到了寓犀利于婉曲，又做到了化冷峻为幽默，能以笑的魅力来深深地感染读者。如果说寓犀利于婉曲，是迫于他所生活的那个冷酷时代的压力而选择的特殊的艺术方式的话，那么，化冷峻为幽默，则是根据讽刺诗这一诗歌形式的要求而采用的特殊的艺术手段。

一、庄严，却以诙谐出之

化冷峻为幽默，在刘禹锡讽刺诗中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严肃的思想内容，却以幽默、诙谐和俏皮出之。如《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回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恰如诗题所标示的那样，这首诗写于诗人从朗州贬所被召回京城之际。“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安钟。”诗人其时的心情是无限感慨中又夹有几分庆幸的。然而，他并未因过去所受的曲折而产生明哲保身的思想，一如既往地对政敌进行讽刺和揭露。这首诗便以“桃花”借喻朝廷中窃踞高位的新贵，于戏谑之中，藏讽刺之意。诗的前两句渲染看花的盛况，暗示那些新贵仅能博得凡夫俗子的艳羡而已。诗的后两句点出这“灿若云霞”的千树桃花都是诗人被逐出长安后才植于皇城的，隐喻朝中的新贵，靠排斥革新力量起家，才有今日的飞黄腾达。“尽是刘郎去后栽”，语含俏皮，但俏而不滑，其中自有严肃的内容在。因为这首诗“语含讥讽，执政不悦”，不数日，刘禹锡又被贬为连州刺史。时隔十四年，诗人再度回京，旧地重游，又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年迫害革新集团的执政者这时已经或入棺，或倒台，他们培植的党羽也如鸟兽散。诗人有意重提旧事，把他们比作不知去向的种桃道士，尽情地加以嘲讽。“百亩中庭”两句描写今日玄都观的荒凉破败，通过今昔对比，揭露当年的执政者及其党羽只能显赫一时。“种桃道士”一句将满腔愤怒化为淡淡的一哂。“前度刘郎”一句则洋溢着诗人胜利的喜悦，我们仿佛从中听到了诗人不无自豪的笑声。这笑声既是庄严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是幽默的，能使人因正义战胜了邪恶而感到某种快意。

二、无情地撕破丑恶事物的假相

幽默的笑声常常萌生在对丑恶事物的无情“撕破”中，因为对丑恶事物的假相撕破得愈是彻底，其可笑之处也就暴露得愈是充分。鲁迅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鲁迅这里所说的“讥讽”，其实就是指讽刺文学，当然也包括讽刺诗在内。讽刺诗既然“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那它就应当和喜剧一样，以严肃而又幽默的态度，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用“特别的笑”来“揭露恶势力”。当然，它不可能具有喜剧那样的宏伟结构，从形式上看，它更近似美术中的漫画，虽然用笔简洁，却能展现丑恶事物的可笑之处。这在刘禹锡的讽刺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聚蚊谣》中的“飞蚊”，明明渺小“如芒”，却偏要装出一副强大的模样，趁昏黑之际，“喧腾鼓舞”，“利嘴迎人”，自以为无敌于天下。然而，曾几何时，便被丹鸟捕食殆尽。诗人将聚光镜的焦点对准“飞蚊”的这一可笑之处，彻底撕破了它们不自量力的丑态。“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读到这里，谁能不和诗人一起发出幽默的笑声呢？又如《百舌吟》中的“百舌”，因为善于钻营、巧于变化，而得到恶少和贵妇们一时的宠幸。于是，他便把卑微当作崇高、可耻当作光荣，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以为“黄鹂”和“春燕”将永远闭口缄言，屈居其下。可是到头来，它自己却落得“索漠无言蒿下飞”。应该说，这种对无价值的丑类的无情撕扯和揭露本身，就是一种冷峻的幽默。

三、夸张及对比手法的特殊功效

讽刺文学是需要夸张的。为了突出所讽刺的现象，使可笑的显得更可笑，可鄙的显得更可鄙，可恶的显得更可恶，从而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讽刺文学应当而且必须以夸张的手法来反映生活的真实。鲁迅认为“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因而，讽刺作家应当尽可能使用“精炼的，或者甚至有些夸张的笔墨”。高尔基也认为，艺术在夸张“美好”的同时，也要夸张“伤害了人们”的“劣点”，“使人们生起厌心，生起毁灭这人生中的一切鄙俗和耻辱的剧烈的欲望”。因而，夸张是讽刺文学包括讽刺诗所必具的法则，也是幽默的主要来源。离开了夸张，就没有了讽刺，幽默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有无幽默，或幽默的程度如何，完全取决于作者运用夸张手法得当与否。刘禹锡的讽刺诗亦以夸张见长。如《昏镜词》写陋容者对镜自照，以丑为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他们一天到晚在隐去了“瑕疵”的昏镜前令人作呕地搔首弄姿，以为自己要多娇艳有多娇艳，称得上是倾国倾城的天下第一佳丽。这显然是带有夸张成分的。然而，正是通过这种不无幽默的夸张之笔，才惟妙惟肖地刻划出陋容者的昏愦，引逗出读者会意的笑声。它未必是“生活中曾有的实事”，却是“生活中会有的实情”。又如诗人《聚蚊谣》中对飞蚊的描状：飞蚊本来只能发出微弱的嗡嗡声，但在诗人笔下，飞蚊的声音却是“殷殷如雷”，“嘈然欻起”，人皆“骇听”。其夸张的程度不亚于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然而，却没有谁觉得这不合情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出飞蚊所象征的权宦、藩镇的色厉内荏，虚张声势，使他们被夸大了的“劣点”显得更加可笑。

对比，也是增强讽刺诗的喜剧效果和幽默成分的有效手段。恩格斯曾提倡用“对立”的方式来将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彼此区别开来”。他说的“对立”与“对照”、“对比”与“比较”实际上是同一概念。有比较才有鉴别。丑恶事物的怪谬可笑往往在对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刘禹锡的讽刺诗之所以幽趣横生，与其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不无关系。诗人首先注意将被讽刺物与他物加以对比。如《有獭吟》中，诗人将无所拘忌的“黄金鹗”（他物）作为对敬天守礼的“有獭”（被讽刺物）的反衬。“有獭”和“黄金鹗”得到“嘉鱼”后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有獭“先祭不敢食，捧鳞望清玄”，笃信冥冥中的神灵，结果“反误卿卿小性命”，被渔父置之俎上；而黄金鹗则“攫拿隐鳞去，哺雏林岳巅。鸱乌欲饲隙，遥噪莫敢前。长居青云路，弹射无由缘”。虽然根本不知“清玄”为何物，却谁也奈何它不得。两相对比，敬天守礼的有獭显得多么愚蠢可笑！诗人更注意将被讽刺物的前后不同状态加以对比。如《聚蚊谣》中的飞蚊，开始是“伺暗声如雷”，最后却“微形饲丹鸟”；《百舌吟》中的百舌，开始是“百啭音韵多”，最后却“无言蒿下飞”。通过这两种不同状态的鲜明对比，读者自然会对它们起先的不可一世投以轻蔑的嘲笑，而对它们后来的可悲下场报以快慰的掌声。诗人还注意将被讽刺物的外表和内心加以对比。如《飞鸢操》中的飞鸢，首如箭镞，尾如旗帜，腾身“青云”之上，展翅“飞烟”之中，外表是那样威武雄壮。然而，为了一只腐臭的死老鼠，它竟不惜与“饥乌”争来夺去、大打出手，其内心世界又是那样龌龊、猥琐和卑鄙。诗人将它外表的“鹰隼”之形和内里的“蝼蚁”之心加以比照并观，纤毫毕现地向读者展示了它的怪谬可笑以及“存在的不合理性”。这样，被讽刺物本身便成为很好的笑料，加以诗人又辅以诙谐的笔调，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严肃的俏皮，或者说冷峻的幽默。

四、嬉笑之怒，甚于裂眥

刘禹锡讽刺诗的幽默既然是一种冷峻的幽默，那么，由这种幽默所萌生的笑，当然也是一种“含泪的笑”。这种“含泪的笑”，所表达的感情往往是愤怒多于欢快。如《调瑟词》一诗意在讽刺封建统治者“竭泽而渔”的愚蠢做法。诗中的调瑟者不谙琴理，但求音繁弦促，结果却反使弦断音绝，落得独对断弦，潸然泪下。这正象征着中唐社会的统治者只顾搜刮民脂民膏，而不用必要的让步来缓和阶级矛盾，终于使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危及社会治安。“日暮声未和，寂寥一枯木。”这诚然是引人发笑的。然而，人们在笑的同时却不能不严肃地思考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内容，不能不为之感到揪心，并进而产生变革现实或现实的某一环节的迫切愿望。这种笑，就是所谓“含泪的笑”。

嬉笑之怒，甚于裂眥。刘禹锡是深谙这一生活和艺术的真谛的。因而，他的讽刺诗总是将严肃的思想主题和对讽刺对象的冷峻态度化为幽默的笔调和诙谐的语言，通过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彻底撕破自己所要讽刺的人生的无价值的东西，将其可笑可鄙可憎之处攫入笔端，加以冷嘲热讽，用含泪的笑使被讽刺者感到胆战心惊。这种含泪的笑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力量，正义的读者固然能受到感染，并发出和谐的共鸣，即使被讽刺者也不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执政”者之所以对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等诗大为恼火，不正是因为深深地刺痛了他们吗？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包括讽刺诗在内的讽刺文学之所以受到统治阶级的百般禁忌，不也是因为同样的缘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