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材料选择、叙述笔致与鲁迅“立人”的思想原点
《阿长与<山海经>》被选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与朱自清《背影》、李森祥《台阶》、杨绛《老王》、余秋雨《信客》等五篇作品共同组成第二单元。五篇作品均为人物小传，都有一个共同的落点，即“颂”，称颂他们身份卑微却心灵高贵；但《阿长与<山海经>》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落点，即“刺”，直“刺”长妈妈身上不容回避的劣根性，直“刺”中国历史文化的隐秘痼疾，这是其他四部作品所没有的一个独特的落点。虽然这与中国史传文学“不虚美”、“不隐恶”的叙事传统血脉相通，但这个落点的真正根部还在鲁迅“立人”的思想底基，所以鲁迅每叙底层人物所特有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中国叙事传统中所少见的。
“刺”与“颂”是鲁迅“立人”文学的一体两面，所谓“刺”，即“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也即我们所熟悉的鲁迅作品的批判品格，为的是让读者由此“开出自我反省的道路”；所谓“颂”，即“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也即通过张扬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以期达到惩戒人性中假、恶、丑的目的。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是一部以“颂”为主要手段，而以“立人”为目的的作品集。这就是说，无论“刺”，还是“颂”，都是鲁迅文学叙事的手段，“立人”才是目的。《朝花夕拾》也是鲁迅“立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我们长期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把“刺”，也即把国民劣根性批判作为鲁迅文学“立人”的全部内涵，而把以“颂”为主要手段的《朝花夕拾》排斥在鲁迅“立人”文学的范畴之外，《朝花夕拾》似乎只是我们理解鲁迅立体形象的好材料，它让我认识到，鲁迅在“横眉冷对”、“金刚怒目”的面相之外，还有温情的另外一副面相，这副面相就藏在《朝花夕拾》中。这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鲁迅国民劣根性批判的高度、深度与厚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其批判性叙事的耀眼光芒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肯定性叙事的精彩，等等。其中有一个很难否定原因就是，我们错误地把“弃医从文”而不是“立人”当做鲁迅思想的原点。我们对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耳熟能详：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的思想原点是“立人”，而“立人”的前提是人品人格的健康与健全，这对于病入膏肓的国民来说，其首要的工作自然就是“治病”，因此，以改变国民精神为“第一要著”的鲁迅，其首要工作是国民劣根性批判，但问题是，鲁迅的全部工作中并非只有“首要工作”，鲁迅改变国民精神的全部工作并不完全等同于国民劣根性批判。让我们先看看鲁迅自己对于“立人”思想的表述：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这就说，“立人”的“道术”有两个要点，一是“尊个性”，二是“张精神”。可是，无论“个性”，还是“精神”，都是内在而不是外在于人自身的两个元素，所以“立人”的道术，一是“尊”，二是“张”。而从文学叙事手段来说，“颂”是直接的“尊”与“张”, “刺”则是通过否定而达到“尊”与“张”的目的，是间接的“尊”与“张”。两者相比，单就与鲁迅的“立人”文学的关系而论，“颂”比“刺”的距离更亲，更近。
由此可见，“颂”原本就是鲁迅文学“立人”之内的一个范畴。如其不然，我们如何理解在鲁迅的《呐喊》中，既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酣畅淋漓的批判性作品，也有《一件小事》、《社戏》这样以称颂为主的作品；在鲁迅杂文中，既有《灯下漫笔》、《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锥心刺骨的名篇，也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女吊》等不吝赞词的杰构。
因为鲁迅作品的终极目的是“立人”, “颂”和“刺”只是鲁迅“立人”的两个文学手段，因此，鲁迅作品虽然以“刺”为主要手段的作品居多，但也不乏以“颂”为主要手段的名篇，同时，自然也有不少作品同时杂糅“颂”和“刺”两种手段，而《阿长与<山海经>》就是这样的作品。
朱自清《背影》、李森祥《台阶》、杨绛《老王》、余秋雨《信客》等四篇作品只以“颂”为唯一落点，只以称颂主要人物的高尚品格为唯一主题，因此，它们无不以主要人物外在社会地位的卑下、身份的卑微、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内在心灵的高洁、品格的高尚与品质的善良、实诚、坚韧、执着等——也即主要人物外在与内在两者的反差构成叙事张力。在叙事材料的选择上，一般只选择外在环境方面的负性材料，而不选择道德品质等方面的负性材料结构全篇，而外在环境的负性材料正是为了反衬主人公内在品质的高贵。如朱自清《背影》中的负性材料：祖母死了，父亲差事交卸了，家里不得不变卖典质，又借钱办了丧事等等祸不单行的家庭困境，其目的在于反衬父亲对于儿子爱的无私、纯洁、真挚和深厚。
《阿长与<山海经>》同时有“颂”和“刺”两个并行不悖的落点，因此，它不仅以主要人物外在社会地位的卑下、身份的卑微、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内在心灵的高洁等——前后两者的反差构成文本的叙事张力，同时也还有另外一个张力结构，即主要人物内在品质的“善”与“恶”所构成的张力结构。在叙事材料的选择上，不仅叙述了长妈妈青年丧夫守寡、像阿Q一样无名无姓等外在遭际的不幸，同时明确叙述了她内在品质的粗俗、愚昧等劣根性，而且事实确凿，不容置辩。如平常喜欢切切察察，竖起手指点着对方或自己的鼻子说话，晚上睡觉四仰八叉，摆出一个“大”字来。规矩之多，不只是让儿童时候的“我”感到烦琐，就是如今人到中年的“我”,“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些品德上的劣质不是为了反衬长妈妈的单纯、善良、透明等高贵品质。也就是说，在长妈妈身上，粗俗与高贵两种品质并行不悖，鲁迅既没有因为她粗俗的劣根性而否定其单纯、善良、透明等高贵品质，同样也没有因为她对“我”爱的真挚而否定她身上愚昧、迷信、粗俗等劣根性。我相信，一个合格的读者，当为长妈妈的真诚、善良以及深挚的爱心所感动的同时，也不会无视她的粗俗、愚昧和迷信等劣根性，并由此开出自我反省的道路。
《阿长与<山海经>》不仅对于长妈妈的劣根性有温情的批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痼疾同样有温婉的讽刺，不同的是，对长妈妈温情的批判是通过单纯、透明的儿童视点，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温婉讽刺则是通过长妈妈单纯、透明的自然人的视点。长妈妈因为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当她讲述“长毛”的故事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自有其自然人的透亮和深刻：
……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 ——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长毛”杀人如麻，“长毛”视一切老百姓为“可杀”、“该杀”，只要想“杀”就可以任意砍杀，无须任何理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妈妈眼里，“长毛”的概念内涵却绝不单指洪秀全所带领的太平天国的军队，而是除了“革命党”以外的所有持枪持刀的部队，包括一切土匪强盗，换言之，在长妈妈眼里一切持刀持枪的部队与一切土匪强盗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在长妈妈眼里，“长毛”的概念不包括“革命党”，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因为在长妈妈讲述“长毛”的故事时，还没有“革命党”。这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讽刺与鲁迅后来的杂文可谓异曲同工。我们不妨随意摘录两段供大家参考。
一是《灯下漫笔》：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
二是《病后杂谈之余》，读来稍费力些，但历史的真相却是一样的残酷。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无论在永乐皇帝的统治下，还是在草寇张献忠的管辖下；无论是做同族皇帝的臣民，还是做异族皇帝的顺民，其命运之酷虐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
“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