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成

在远古时代，人类刚刚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尽管他们找到了一条与其他物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始以自己的生存意志为导向改造自然界，而不是一味接受自然界为自己安排的结果，但觉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的知识和力量都十分有限，依然受到自然界相当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来自于他们生存繁衍区域而不是其他更加遥远的地方，它自始至终影响着远古时代人类的活动，并被忠实地反映在了各地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不同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这些环境因素正是远古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化景象的一大根源。

由于远古时代自然环境对人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当国家产生，人类文明的基石趋于牢固之后，人类在回首自己前进历史时就发现了它的作用。在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类文明决定于气候，柏拉图则发现人类的精神活动往往与海洋同步，相对于他们而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则更加体系化，他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特性乃是受到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种种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十分可惜的是亚氏并没有将这一伟大发现充分完善，而是将其绝对化后应用于政治，认为处于寒冷与炎热之间的希腊人具有统治其他民族的天责，这一谬误对后人的影响与亚里士多德的发现同样深远，逐步发展成“地理环境决定论”。18世纪时，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一步完善，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具体到生理结构、心理特征、气质性格、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各个具体方面，同样掉入了绝对化的陷阱，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诞生专制而温带适宜自由，以此作为反对欧洲君主专制的政治武器。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首先将地理环境决定论带入地理学研究，并得到现代地理学奠基人赫特纳和“板块学说之父”魏格纳等著名地理学家的支持，在学术界风噪一时。但其理论的硬伤并没有消除，在地理环境决定论有关社会起源和发展的片面观点遭到后世学者的不断批判后，人们开始将其连同这一理论的部分合理性一起忘却了。

人类在不断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己已处于和自然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的恶果超乎了人类自身的预估。无论是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海平面上升，还是因为石油泄漏或塑料等高分子材料生活用品遗弃而产生的各种污染，都在严重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命运，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自然家园的关系。在这一局面下，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重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而不仅仅是作为陈旧哲学的一部分过时理论来看待了。远古时代是我们与自然界关系最为密切、和谐的时代，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虽然不能决定后世各文明千百年的发展优劣，却也对它们的走势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些作用正是自然力量的体现，无视这些作用只会使人类重新堕入盲目自信的深渊，从这一角度看，开展远古时代各文化间形成基础的比较研究，了解远古文化间异同与自然环境差异之间的关系，其意义就远远超出单纯的回望。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自远古时代起，这片土地上就到处涌现出灿烂文化，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广袤国土的每个角落，气候类型和自然环境也多不同。正是因为同时拥有远古文化的丰富性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两个条件，中国成为开展远古文化形成基础研究的最佳对象。在中华大地孕育的众多远古文明中，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河文明与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江文明无疑是最为繁荣的，前者的代表为发现于陕西的半坡文化，后者的代表为发现于浙江东部的河姆渡文化。将这两个地区的远古文化形成基础的差异与这两个远古文化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分别作比较研究，从而发现这些区别产生的某些规律，是此项研究开展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