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在青岩

钱永红（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通讯》（2015年第5期）刊登了《“授我以德，教我以文；似父似母，永铭师恩”——江苏校友会造访浙大1943届朱恶紫学长小记》，表达了98岁高龄的朱恶紫老学长对浙江大学的一往情深，对西迁浙江大学的动容感慨。文中替朱老提出一疑问：为什么现在谈到浙江大学西迁那段往事时，只提遵义、湄潭，不提及青岩？

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的特聘研究员，我意识到老校友的遗憾正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需要强化对浙江大学青岩办学的整理与研究。

我对百多年的浙江大学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对学校发展的每一个节点所发生的事情、留下的影响都想有一番研究。祖父钱宝琮先生作为浙大专门教授一年级新生的唯一一位数学教授，曾在青岩生活了半年多，并留下了记述浙大师生艰苦岁月以及青岩苗族风俗人情的诗作。我和八姑母（钱灿）于2009年夏，在贵州电视台著名记者李泉松老师的帮助引导下，探访青岩古镇，走马观花观看了70多年前的浙江大学办学旧址，对青岩产生了美好的印象，对浙江大学青岩分校有了深刻的了解。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让贵州的青岩小镇与浙江大学有缘相识了。那是在1940年1月，浙大被迫三迁贵州遵义，而遵义却无法容纳全校师生，竺可桢校长只能将学校的一年级和先修班安置在离省会贵阳不远的青岩。能在青岩办分校，竺校长可费了一番心血。时间非常紧迫，为了不误新生学业，他亲自来到青岩，与国立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同义接洽，并接受该校的青岩房产。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一年级和先修班的学生以及教职员工总计500人汇集青岩，学校于1940年2月9日正式开学，学年结束于8月底。10月，浙江大学又将青岩的校具迁往遵义湄潭的永兴场。

下面，先将我收集的民国杂志《浙江青年》（1940年浙江金华出版）的一篇《浙江大学在青岩》短文重新刊载，以飨读者。该文的作者为叶菁，估计当时就是浙江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70多年前的青岩

青岩在贵阳南州一公里，是属于贵阳的一座小城，她虽然地处偏僻，在清代却出了一位状元，三个进士，每个人却晓得识几个字，所以文化程度并不低，一条广阔的街道，十多亩大的广场，仅供苗汉赶集用的，他们有狗场、猪场的分别，怪有趣！自从贵州省立女师及浙大搬到这里后，街上的杂货店、文具店及小食店也应运而生了，还有不断地扩张之势。

我们的校舍就是龙泉寺与慈云寺，沿着城墙望去的小山上，苍翠的丛林低下，俯伏着像一只灰色牛的黑神庙，就是教授们的宿舍，他们每天要爬山两次，一点也不感觉到苦，倒反很欣慰地说：“这是我们运动的一个好机会呀！”四大金刚前面就是我们的纪念厅和餐厅。观音菩萨座前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实验室。十二元一月的膳食，除了青菜、咸菜、豆芽等菜外，什么也没有，数量又少，一碗饭没有到肚底，而四只菜碗朝天了，偶尔菜中有几片猪油渣，八双筷子好像淘金沙一般地找寻，运气好的同学找到了，嘴角眉梢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竺校长恐怕我们的营养不好，特地从学校中抽出一笔经费，每月逢十号与廿号，每桌添一碗猪肉，到那天我们每人可以多吃一碗饭。

清晨当太阳还没有起床，同学早已夹着书本，急急忙忙地奔向教室。青岩的街道，仍被夜的气息笼罩着，当地人民的门儿不到七点钟是不开的。升旗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就捧着一本书，跑到城墙上去，仿佛守望哨一样站着。早晨的情景也委实太迷人了，绛红的朝阳，抚摩着无限而碧绿的峰峦，熏染了每个年轻小伙子的脸庞，而泛起一晕春的微笑。这一微笑呀，孕育着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教室里人是挤得满了的，教授们恳挚而真切地讲得手舞足蹈，唾沫从唇沿飞出了嘴角。同学们瞪着眼睛，像旁边佛像般，一声也不响地坐着，只有笔尖在纸上沙沙地低唱。

我们的自修，那更是有味得多了。一盏菜油灯，旁边放着可装一斤油的土瓮，十二两的菜油，算是一星期的油粮。四个小伙子聚在一块方桌上，解着X、Y，或念着A、B、C、D，有些好静的同学，索性爬到佛龛上去，半点豆样大小的黄灯光，照着一副沉思的脸孔，仿佛如来再现。黄昏过了，夜色沉溺在寂寞的氛围中。异地的稀星，眨着好奇的眼光，看我们提了一盏盏的灯笼，拖着睡态的步伐走向宿舍。

钱宝琮与青岩

由于浙江大学青岩分校办学的时间很短，且师生员工仅限于一年级和先修班，能留存下来的史料不会很多。好在钱宝琮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吃饭难》和《场坝》诗作两首，将师生青岩生活的困境跃然纸上，将青岩集市的热闹和苗族风俗特色描绘得栩栩如生。

吃饭难

黔南物力艰，生计慎挥霍。迩来困征输，物价龙腾跃。

旅食至青岩，米贵不亚筑。谁怜臣朔饥，委顿侏儒禄。

五人共膳食，日计升半粟①。何以佐白粲？四簋一羹臛。

太常多斋日，下箸厌蔬簌。白菜黄豆芽，番薯葫芦菔。

点缀肉零星，量少味自薄。相互劝加餐，努力果吾腹。

五人月百金，肥甘尝不足。有家固多累，无家累更酷。

故人具鸡黍，推食食茕独。欲使饕餮徒，染指鼎中。

风味本家常，哺嗓叨口福。主人殊殷勤，难为客不速。

时或过酒家，开樽招近局。翁意不在酒，而在鸡与肉。

肴胾和椒麻，烹制拟巴蜀。食单无多味，遑论备珍错。

所费已不赀，即此难频数。长安居不易，其病在征逐。

今乏声色场，无以娱耳目。徒为糊口计，遭遇乃穷踧。

明年舍之去，还就浙水曲。置我莼鲈乡，饮膳恣所欲。

自注：一斗米约重30斤。

竺可桢校长时常视察青岩，十分关心师生的膳食。在1940年7月24日的日记，竺校长写道：“青岩分校最迫切者为膳食问题。青岩食物米每斗七元五角，肉每斤一元五，猪油二元一，鸡蛋每元十三个，现有四百学生，每人需用一石四斗米，需105元，而只余22元为购菜之用。如米贵一元一斗，则每人需用米亦多一元。（贵阳米每斗23斤，而每人所食日0.8斤，一个月约廿三斤，即一斗也。）”

场坝

城中拓场址，浃晨四集市。

大场虎羊日，小场蛇与豕①。

以有易所无，挹彼堪注此。

蚊聚甚嚣尘，蝇营日中晷。

场南何所见，肥鲜与甘旨。

场北何所见，布帛与针黹。

村妇采溪毛，贾竖居盐米。

材质纵卑劣，物价今倍蓰。

纷纷泉布流，往还略可抵。

苗黎善自守，犹作井蛙喜。

翩翩青苗女，趁场约邻里。

著襦不须裈，直领而长袂。

腰缠百褶裙，微步故旖旎。

帻巾舞零乱，压倒花苗俚。

亦有仲家女，风姿多姝美。

衣袴尚缘饰，围腰胸前被。

我母嫁时衣，裁制差堪拟。

束发布缠头，赤足屦露趾。

正色屏脂粉，大布胜罗绮。

仲家早归化，邕管旧流徙。

苗族系职方，支派遍南纪。

生聚与教训，乌得再歧视。

况复寇患深，忧乐共一体。

自注：青岩人以寅巳未亥日赶场。

1943年浙大电机系毕业的卞申（妽）20世纪90年代起与我有了交往，她曾在青岩读大一。卞阿姨说：“钱宝琮先生在40年初（因迁校迟开学）教我们‘微积分’，他在青岩写的《吃饭难》与《场坝》，也是我们经历的。由于我对膳食不注意，已无记忆，至于赶场倒是忘不了的。但不知道虎羊日与蛇豕日之说。对少数民族，也没有仔细观察与区分。读诗后，感到钱先生观察入微，又能提纲挈领，如场坝上售货区域。1986年，我曾到青岩旧地，但面目已非昔日了。”

钱宝琮先生是浙江大学青岩分校唯一的数学教授。他晚年回忆说：“在这几年‘国难’时期，经过多次搬家，备尝艰难险阻，生活虽不优裕，但也不觉得太苦。浙大在上述各地暂时停留，总是想方设法开辟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农场。我也努力教好我的‘微积分’课程。”（《一代学人钱宝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棨在《青岩忆旧录》（《国立浙江大学》台北市浙江大学校友会1985年编）文中曰：“我们工院的‘微积分’老师是钱宝琮先生。钱师第一堂课，先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姓名，自行介绍，继写‘疑’、‘难’两字，中间悬空，再填‘质’、‘问’两字。四字并连，即为‘质疑问难’。开宗明义说明大学教育之本质，也使我辈后生小子了解大学之‘大’，与中学之截然不同也。”

苏步青先生及家人没有在青岩居住

近些年来，一些官方媒体有不少报道：浙江大学苏步青先生曾率领其微分几何研究班的弟子在贵州青岩的山洞里上课，研讨微分几何。

如中国花溪网有《苏步青》一文指出：

苏步青到青岩后，一家七口，就挤住在迎祥寺的一间侧殿中。离乱期间，学校薪俸常不能按时发给，加之法币贬值，身为教授的苏步青，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非常困难。常常吃上顿愁下顿。

生活虽然艰苦，贤淑的松本米子把心血都放到丈夫和孩子的身上。每遇到米少煮的饭不够吃时，她总是忍口，先让孩子和丈夫吃饱，好让丈夫能安心地为学生上课和专心做他的学问。

一天，苏步青把数学系的几位教师和学生邀约到迎祥寺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对大家说：“你们喜欢这里吗？我很喜欢，别有洞天！”接着他给大家讲了自己的打算——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究讨论班。苏步青的这一打算，得到了在场师生的热烈支持。苏步青指着山洞说：“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大家要按照已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来这里报告，我们互相讨论……”

就算这是一个没有隆重仪式的最简单的研讨班成立会吧！苏步青把自己近期研究微分几何的心得体会，就在这时向各位做了第一次学术报告。就从这天起，由苏步青带领创立的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究讨论班，就在贵阳青岩城边的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又如《苏步青曾居住迎祥寺内山洞：两项研究震惊世界》一文指出：

从青岩南门进入，行走不到500米，便抵达迎祥寺，古老的寺庙里至今还有着兴盛的香火。

从寺庙内部居所进入，上到二楼平台，一处布满青苔的洞穴赫然出现在眼前。抗战期间，正是在这个山洞里，数学家苏步青教授进行了两项个人的研究，奠定了他在全球数学界的地位。

浙大贵州校友会副会长薛正华说，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并将大学学生预科班设在青岩，大部队迁往湄潭。苏步青也跟随新生留在了青岩，居住在迎祥寺内。

在薛正华的描述中，浙大师生在青岩的生活平静而有序。每天，苏步青与学子们一同上课，放学之后，苏步青回到庙中，与家人吃过晚饭后，便带着他的门生前往寺庙后面的这个山洞里，挑着油灯开始进行大量繁复的演算。正是在这个山洞里，苏步青创出了微分几何与射影曲线概论。在如今的核物理、建筑学中，这两个理论被广泛运用。

我认为上述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苏步青先生及家人没有住过青岩，微分几何训练班更没有在青岩开课。理由有以下几条：

（1）1940年，竺可桢校长仅将浙江大学大一和先修班的学生安排在青岩，大二以上的学生都在遵义。1940年8月8日的竺校长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写道：“一年级方面，本年应有学生四五百，英文、数学只一个教授，实太少，故余均主张增加。”当时在青岩教基础英文的是佘坤珊教授，教基础数学的是钱宝琮教授。竺校长没有指定苏步青先生为一年级数学教授，而安排了方淑姝等数学助教，协助钱宝琮教学（2009年1月11日，方淑姝教授告知笔者，如图）。

（2）竺校长1940年6月2日去青岩视察。其日记没有苏步青在青岩的记录：“三点至黑神庙教职员宿舍。此处靠城边，在山上，树荫茂密，离平地虽不错百公尺，但顿觉凉爽。琢如（即钱宝琮）、张清常、朱光世在顶层一殿。胡士瑄、谭其骧、储润科等住偏殿。”6月3日，竺校长“与琢如、坤珊、朱福炘、谭其骧诸人谈”，此时的苏步青早已离开遵义去温州接家眷。（竺校长4月25日日记：“步青将偕叔岳回温州。”）12月2日，竺校长日记又曰：“苏步青来，知此次自温州来遵义，计行35天之久，家眷所带拾人，行李卅件。在丽水、金华曾遇轰炸，在柳州留八天之久。”

（3）2014年8月，我向苏步青先生之子，上海交通大学的苏德洋教授询问。苏教授回答，他们一家未曾到过青岩。父亲的微分几何班学生只有张素诚、熊全治、吴祖基和白正国四人。因为前三位已作古，苏德洋教授建议我尽快拜访还健在的白正国教授，当面了解那段历史。

在白正国先生的关门弟子、浙大数学系盛为民教授的积极安排下，我和表哥洪一新于2014年9月25日来到杭州的杭大新村，对99岁高龄的白先生进行了影像采访。

我问：您是苏步青教授的弟子，您何时参加苏先生的微分几何研究班？在广西宜山，还是在遵义、湄潭？

白答：当然是苏先生的学生。微分几何班在宜山、遵义、湄潭都有。

问：研究班有四人，熊全治、吴祖基、白正国、张素诚。

答：还有程民德。

问：你们研究班在山洞里上课是在广西宜山？

答：山洞里没有上课，到山洞只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问：你们去过青岩吗？

答：我们没有去过，青岩只有一年级，而且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学期。

（4）谷超豪、李大潜撰写的《苏步青》（《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写道：“在西迁途中，有一天日寇飞机空袭，为了躲警报，苏步青把手下的4个年轻人带到一个山洞里。他说：‘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现在，数学讨论班照常进行。'”高振儒撰写的《熊全治》（《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写道：“日军攻陷南宁，柳州告急。宜山与柳州近在咫尺，岌岌可危。1940年春，浙大由宜山前往贵州遵义。这里的局势比较安定，苏步青继续讲授射影微分几何，并指导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和吴祖基从事科研，气氛相当热烈。后来学校当局觉得地方太小，不适宜学校发展。1941年初，理学院和农学院迁往湄潭县。熊全治仍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苏步青先生及家人没有在青岩居住，微分几何班没有在青岩开班的结论。为此，我建议有关单位本着浙江大学一贯提倡的“求是”精神，尽快纠正那些以讹传讹的错误现象。

活泼的大一同学

大学一年级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西迁浙江大学的新生颠沛流离地来到青岩，面临着极度艰辛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莘莘学子在老师们的鼓励关怀下，乐观向上，严肃活泼，很快适应了简陋的生活条件，积极投身于繁重的学业之中。

同学们非常敬佩竺可桢校长，说他有“十足学者的风味”，他的青岩训话、演讲“条理分明，有内容，有情感，极富启发性”（《国立浙江大学》，台北浙江大学校友会1985年编）。他们尊重“身先士卒”的分校领导彭百川主任，对钱宝琮、朱福炘和储润科老师的数、理、化三科最用功，最认真，否则无法通过每星期或每两星期的一小考，每月的一大考。浙大有一传统，很注重考评，分数打得紧，不及格的要么退学，要么重读。另外，学校对体育成绩也极端重视。大一体育必须期终考试，如果体育不及格，休想升入大二。暑假了，还有不少长跑需要补考的同学在运动场上挥汗苦练，这绝非是齐东野语。

浙大学生学籍以江浙两省为多，青岩一年级，虽没有相应的同乡会，但小同乡们常有相聚，如常州、无锡和宜兴三地的同学戏称自己是“烂污泥同乡”（常州旧称兰陵，无锡和宜兴各取首一字合称“兰无宜”）。

1939年11月，南宁失守，危及广西中部，浙江大学师生人心惶惶，已不能安心教学，竺可桢校长及时筹划再次西迁，浙大学生会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抗战精神，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去宾阳前线进行宣传活动和伤兵服务工作，报名同学十分踊跃，刚来校报到的一部分新生，如吴作和、张宣三、金礼楠、陈立等也加入其中。这些大一同学在前线表现突出。数月后，传说战地服务团的戴行钧同学殉国，青岩的同学们感到悲痛，由张宣三主持，开会追悼，挽联、挽诗琳琅满目。然而，一年后，戴行钧由敌营脱逃，来校复学，皆大欢喜。

在青岩，吴作和与一些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了“战时工作队”，带动爱国进步同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青岩的百姓对前方激烈战事一无所知，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附近的苗族一直保持着隔几天“赶场”的风俗。“战时工作队”乘机在集市上宣传抗日。卞申（《校史一叶》，1995年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文集编委会自印本）回忆说：“我们在赶场热闹处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曾庆和扮演那个逼迫饥饿女儿卖唱的老头，我演女儿，金礼楠演从观众中出来打抱不平的青年。曾庆和津津乐道的是，有位女观众真的当场给了他一块银圆，叫他给可怜的女儿买些充饥的，小镇的百姓多善良与纯朴啊！”一出真情戏，激起了青岩老乡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流亡同胞的同情。

星期天，“战时工作队”经常深入偏僻的小村做宣传。农村闭塞贫困，缺医少药，金礼楠总是背着药箱为生疮、生瘌痢的小孩与大人消毒上药。工作队同时送去了抗战的消息。

8月底，大一同学们完成了一年的课程，告别青岩去了遵义。

以上是我经过实地考证、访谈当事人、整理书信资料而写作的《浙江大学在青岩》，目的是将浙江大学青岩分校的史料记录下来，以满足朱恶紫等老校友的心愿。同时，更希望浙江大学后人能深刻领悟西迁浙江大学既辉煌又艰辛的历史，将百年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薪火相传！

2015年10月18日 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