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关于此书的编辑

2017年，迎来我们的母校——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这本书是我们几位浙江大学的老校友给予母校校庆的一份献礼。

此书的编辑组成员，都是浙江大学老校友（钱永红是浙江大学校史特聘研究员，也应算是校友），虽然人数不多，应该说代表一个较大的、特殊的浙江大学老校友群体。当然，浙江大学的老校友群体是很多的。各地的浙江大学校友会，可能都有老校友分会，都是浙江大学老校友群体。而我们这个老校友群体的特点是全国性的、跨专业的。

这个群体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文革”结束之后，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学运战友的重聚。从反右到“文革”十年，浙江大学的学运战友几乎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厄运，而他们对母校的感情与忆念始终未变。

在本书的彩色插页中有一幅照片，是1987年40位学运战友同聚母校，在玉泉校区图书馆楼前的合影。这张合影（虽然不全）汇聚了我们这个特殊的老校友群体。

共同的校园生活和共同的战斗经历，使我们这个群体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谊。

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我们建立了4个战斗队，后来分别建立4个进步团体，命名为：青草社、丁冬社、驼铃社、方生社。1994年，丁冬社的吴湜、张淑改来南京探亲，与楼宇希见面，共同商量创办一份内部刊物：《丁冬友讯》。后来田万钟、吴大信、高亮之等建议，将《丁冬友讯》扩大为解放战争时期学运战友的共同内部交流刊物，该刊物在2008年终止。接着楼宇希等南京校友创办《求是儿女》内部刊物；几期后，因宇希患脑梗而终止。高亮之曾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建议借用农科院的电脑服务器的条件（江苏省农科院有20多位浙江大学老校友），创办求是儿女网站。

《求是儿女》的编委有：施雅风（1943届，史地）、吴湜（1948届，化学）、吴大信（1949届，史地）、楼宇希（1949届，电机）、张淑改（1949届，药学）、蔡文宁（1949届，外文）、高亮之（1950届，病虫害）、杨欣荣（1950届，电机）、陈全庆（1951届，化工）、龚子同（1953届，农化）、蓝之中（1953届，畜牧）、马大观（1967届，机械）。

《求是儿女》的刊物一年4期，共办了20期。

这样一个特殊的浙江大学老校友群体先后出版了两部专著：《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除上述校友外，参加两书顾问与编辑组的老校友还有：李景先、吴洵高、吴秀、沈效良、陈明达、陈纲、郑春辉、雷道炎、王志洁等。

我们之所以在此书的前言中介绍上述情况，是要说明：这本书的背后是一个较大的、特殊的、以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骨干为主体的老校友群体。目前，这个群体中，多位已经去世（施雅风、楼宇希、张淑改、蔡文宁、王志洁），我们献上此书，对他（她）们表示深深的怀念。

这个老校友群体已编过多种刊物与书籍，编辑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此书全面介绍浙江大学120年的历史。很多校友对浙江大学早期历史不很了解（包括我们编委自己）。通过编辑此书，可以帮助校友们（特别是较年轻的校友们）进一步了解浙江大学各个时期的光荣历史，浙江大学各个时期的杰出的领导人、德才兼备的教授队伍和卓有成就的浙大学子们。

2）从此书的介绍中，可以知道：浙江大学120年的历史是一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其中颇多磨难，如抗战西迁，院系调整，分割为四，很多著名教授的调离……但浙江大学能够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是：浙江大学各个时期的师生们长期地继承与发扬了竺可桢校长所倡导的“求是精神”，至今“求是精神”已成为浙江大学及其学子们永远追随的精神力量。

我们着手编辑此书时，上述老校友群体的多数已经年岁甚高，健康不佳，由于不用电脑，联系也很不方便。因此本书的编辑组的人数不是很多，由6人组成：吴大信、吴湜、杨欣荣、高亮之、陈全庆、钱永红。除永红外，其他几位也都是年届86—90岁的老人。他们身体尚好，但体力与精力都有限，因此我们推举钱永红为此书的执行主编。此书的总体构思、文章选择、编辑、图片、与出版社联系等工作主要由他完成。其他几位主要是出出主意、帮助确定全书的总体结构、帮助选择文章，以及出资等方面。钱永红是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他的祖父钱宝琮、父亲钱克仁和多位姑妈、姑父都是浙江大学教授或浙江大学毕业生，他收集、积累的浙江大学的资料很多，因此由他担任此书的执行主编是合适的。

二、关于此书的内容

此书分成六大部分，前五部分都是以浙大的历史阶段来划分的，最后一部分是对母校的回忆和校友们重访母校的记载。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校方领导对浙江大学办学宗旨的论述，看到老校友对自己爱戴的校领导和授业师长的深情忆念及校内重大事件的回忆性论述。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得知强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兴办新学和培养新人。求是书院就是清末的新学堂，它的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以及体操，选修有日文、外国史地、音乐种种——这与中国的旧学是大不相同的。

在求是书院最初的学生中，有何燮侯、蒋百里、邵裴子、黄郛等一批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人物。

民国以后，1912年，邵裴子在美国学成归国，担任了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27年，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邵裴子辅佐校长蒋梦麟，任副校长、代理校长。1930年，邵裴子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邵裴子开明治学，贯彻蔡元培先生“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他学贯中西，饱学硕德，却异常谦虚。他尊重教授，作风民主，吸引社会各界贤达名流，纷纷受聘浙江大学。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进入民族灾难时期。1932年又爆发了淞沪会战，浙江大学师生义愤填膺，不满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郭任远出任浙江大学校长。郭是著名心理学家，但是在办学方针上，他忠实执行国民党当局的指示，推行军事管理制度，在军训中宣传蒋介石的“训示”，不准学生有自己的社团组织。

郭任远的治校方针激起全校师生的不满。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施平率领全校学生发起倒郭运动，并积极响应“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蒋介石迫于浙江大学师生的压力，任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从此迎来浙江大学十多年（1936—1949）的光辉历史。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中国很快进入全民抗日的艰难而奋发的时期。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共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多千米。当时交通非常困难，有些地方还需要步行；除了成千的老师和学生外，还有大量沉重的图书与教学仪器。可以想象竺校长领导西迁是多么的不容易。

特别令人惊叹的是：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岁月里，竺校长汇聚和保护了一大批如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卢鹤绂等一代精英，创造了杰出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如李政道、程开甲、叶笃正等新一代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子。为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的发展储备了重要的人才资源，使浙江大学荣获“东方剑桥”的美誉。

浙江大学西迁是中国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光辉的篇章。

在此时期内，在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下，浙江大学师生遭受到严重迫害，有支持正义的费巩教授的失踪遇害，有进步学生何友谅的被杀害。但迫害并没有压倒浙江大学师生追求国家进步的勇气。

1945年抗战胜利，浙江大学师生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归杭州。但好景不长，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国家进入进步与专制的生死抉择。

贵州和龙泉回来的师生，京、沪、杭考进浙江大学的一大批新生，汇集在一起，形成了3000多人的生气勃勃的师生群体。在竺校长的支持下，在中共地下党的正确领导下，浙江大学学生积极参加了1946年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10月，品学兼优、深得全校同学爱戴的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狱中被杀害。浙江大学掀起并引导了解放战争时期最后一场全国性学生运动（于子三运动），教育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

在这一时期，在竺校长的卓越领导下，多位国家级的著名科学家、教授取得了多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如贝时璋、谈家桢的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陈建功、苏步青的数学研究，王淦昌、束星北的物理学研究等，使浙江大学在国际上赢得声誉，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浙江大学校长是马寅初。马老一生刚正不阿，不唯上，只唯真，是实践浙江大学校训“求是”精神的典范学者。1952年，他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

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拆分为四部分，即以工科为主体的浙江大学、浙江农学院（后改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学院（后改为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

我们作为浙江大学老校友，对母校的分割感到痛心。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来自浙江大学各院系，有过共同奋斗的经历；尤其是1946—1947年入学的校友对华家池有特殊的感情，一旦分为四校，犹如自己的家被拆散。

浙江大学一分为四的决策，现在看来，是不适当的。四校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20世纪50—90年代），然而，每个学校本身还是做出很多成就的。

四校都有深受师生赞誉的领导人（如刘丹校长、陈立校长、王季午校长等），四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子，许多都是国家各条战线的栋梁。

1998年，由浙江大学分出的四所高校重新合并，成为文、理、工、农、医各学科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新浙江大学学科覆盖面广，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在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等方面全国领先。

三、我们的感言

母校120周年所经之路是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路。我们回顾这120年，不仅是为了纪念，亦是为了不忘过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展望更辉煌的未来！我们作为浙大的老校友，多数人早已离开母校，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然而我们对于母校的成就一直很关注，为母校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国家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我们的大学除继续培养各条战线的骨干人才外，还需要造就出竺可桢校长80年前所期待的“社会上各业的领袖”。要按照竺校长综合性大学的培养模式，全面实施通才教育。我们衷心希望母校能以切实而持续的努力，争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高度。

面临母校即将到来的两个甲子校庆，我们谨以绵薄之力，编辑这本文选，作为对母校校庆的献礼，并祝我们共同的母校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我们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档案馆对于编辑组的支持与赞助，使本书能列入母校校庆的项目之一。

我们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领导对本书的支持，感谢责任编辑胡畔老师为本书所做出的努力！

《求是忆念录》编委会

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