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高农
这个学校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乃浙江大学受浙江省政府之请托，办理高中程度的农业职业学校，训练农业干部人才，供浙省各农业试验场录用，它隶属浙江大学农学院。
高农设主任一人，综理校务，我入学时的主任是陶玉田（只当了一年），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那时高农只有农艺、森林两系，听说以前还有园艺系，已故农艺系校友张灏的夫人余佩文女士就是浙江大学高农园艺系毕业的。高农的老师大都是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助教兼任，和同学们感情极融洽，如病虫害系的陈钟亮老师（授昆虫学）和杨新美老师（授植物病理学），园艺系的谭其猛老师（授果树园艺学），蚕桑系的胡瑜老师（授蚕桑学，现住美国），农业经济系的郑厚博老师（授合作学），外文系的张儒秀老师（授英文），而我们的土壤学是刘和教授所授。
入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最初设在杭州城外笕桥。笕桥航空学校是“中国空军摇篮”，需要扩充，而浙江大学农学院和高农、初农也不胜空中飞机噪音的骚扰，学生无法静心听课，被迫迁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我在家乡松江受大姊致牧的鼓励，去投考浙江大学高农，这是我一生生活最大的转折点。大姊说：“你既然喜欢栽花种树，养鸟饲鱼，何不去念浙大高农？”因为她就读于六和塔旁的之江大学，希望我也在杭州念书，我就随她去杭州报考。考取了，暑假一过要入学了，可是我茫然不知所措，祖母疼惜孙子第一次出远门上学，派我家厨师送我去笕桥。笕桥是小站，只有慢车才停。我们只有坐慢车去，火车走走停停，从松江去杭州，快车仅要四个小时，这次坐慢车而且只到笕桥（离杭州城站还有一个小站）花了五个多小时。
终于到了笕桥，下车一看，完全是乡下，没有黄包车，但有一种独轮车可雇。我们雇了一辆，在大轮子的一边放置行李，另一边供我们坐，由车夫推着，咿咿呀呀在稻田的小径中穿梭，把我们送到浙江大学农学院，倒别有一番情调。
大学部的宿舍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教室和办公室都是平房，造得很有气派，高农宿舍则在边上一排低矮的旧屋，一室住三人。厨师陪我去缴了学费，搬入宿舍。
肚子饿了，厨师去问管理宿舍的校工，哪里有饭吃？他说：“宿舍后面篱笆外，有几间茅草屋，那里有两家餐馆，学生都在那里包饭，也可以把饭菜叫到宿舍来吃，很方便的。”我们饱餐了晚饭，厨师陪我在高农宿舍住了一宵，次晨他就回松江向我祖母复命去了。
浙江大学农学院当时很萧条，各系都缺教授。郭任远校长要大刀阔斧整顿农学院。那时农学界有两大派别：金大派和北农派（金陵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本由北农派主持，农学院院长许璇是知名的农业经济专家，被郭解聘，引起教授们不满，纷纷辞职，名教授如森林系的梁希、园艺系的吴耕民、病虫害系的蔡邦华、农艺系的金善宝等，几乎全部教授都走了，吴老师还带了助教、讲师离开浙江大学，后来一起到山东大学执教。换来了金大来的院长李德毅、果树园艺的章文才、造园学的程世抚，算是有名的教授，可是寥若晨星，许多课程开不出，而我们高农有的是良师！
迁校
浙江大学农学院因航校飞机声音吵闹，无法上课，每当飞机飞过头顶上空，老师只好闭嘴不讲，等飞过后继续。但是它们在上空盘旋，过几分钟又来了，我们实在不堪其扰，校方决定迁校华家池，把校舍让给空军学校。
搬家最大的困难是植物园的迁移。浙江大学农学院内的植物园，搜罗代表性的树种，依科、属和种，作系统种植，树前插一名牌，标明科名、学名、中文名和英文名，是认识研究植物的最佳活标本。我们课余之暇，常徜徉于植物园中，认识树木。现在要搬家了，这样高大的树木，如何移植呢？我后来才知道，主持植物园搬家的是后来我念大学时授观赏树木学的林汝瑶（已故），数丈高的大树，树冠截顶，根部带土团掘出，并将土团用稻草围捆，以防泥土散落，可搬上大车，运到华家池种植。
华家池的农学院大楼，造得很讲究，门前几支大柱，仿造白宫的式样，地上是磨石子地板，把水泥混入白色卵石的地上，再磨光上蜡，晶莹光滑。大楼落成后，政府曾借用招待国际联盟调查团，他们是来调查日本侵略中国案的。
我们高农的教室和自修室设在大楼的二楼。我们每天晚上还要到大楼自修两个小时，不像大学生，他们在自己寝室内自修。
鬼火
高农宿舍在大楼东边一排瓦房，四人一室，而农学院的大二同学也住我们高农宿舍，两人一室。从高农宿舍，循一条泥土小道，可走到大楼后门，约需十分钟，晴天无所谓，下雨天就苦了，记得刚搬住华家池时，接近清明节，常下毛毛雨，路上泥泞粘湿。每次晚自修后回宿舍，总是鞋裤又湿又脏，我们不堪其苦，曾向高农主任要求，下雨天允许我们在宿舍自修，不获批准，在迷蒙细雨中步行于宿舍与大楼间。我们见到一个奇景——鬼火。即东一个西一个火光，东飘西荡，大概有一人高。初次见到，毛骨悚然，知是鬼火。据说华家池我们宿舍附近曾是坟区，尸骨中的磷质氧化蒸发，散入空中遇水汽即燃烧，形成鬼火。我们懂了它形成的道理，胆子也大了，想走近处仔细观察，想不到人行动，产生风，它就飘远了，无法近看，越发显得它的神秘。
学潮
1935年冬，浙江大学发生学潮，驱逐校长郭任远。起因于当时日寇侵华，东北失守，引起大学生不满，纷纷组织请愿队赴南京，要求政府抗日，学生誓为政府后盾。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联盟）呼吁大中学生晋京请愿。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响应，于是全体学生，包括大学部、高工和高农于某日（已忘记日期）清晨七时齐集杭州城站，预备搭乘八时的特快车去南京请愿。我们住在华家池的学生天未亮就吃完早餐启程，结队步行一小时余抵城站，杭州校本部的同学早已到了，我们排队整齐，站在月台前铁轨上，不久火车来了，停在站外不进站，不住鸣笛，后来又退回去了。我们知道站方下令停开火车。更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全部学生代表昨夜被捕，唯独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大四森林系）是漏网之鱼。他站在月台上报告：“昨天午夜，学校的斋务员（现称宿舍管理员）率领警备司令部兵员，悄悄地进入宿舍，直到床前摇醒熟睡中的代表，要他穿好衣服，到司令部去，这样一个个代表被捕，没有捕错一人，因斋务员熟悉代表们的床位。”他那夜也睡校本部宿舍，一个晚上换了三张床，才避免此劫。他说：“太不应该了，学校怎么可以让军队入校逮捕学生？”全体同学哗然，大呼两句口号：“爱国自由！”“释放被捕同学！”警备司令部变本加厉，派来大批军队，分别站车站两端铁轨上，他们的人数两倍于我们，预备两兵夹持一学生，拖回学校。他们站在那里唱军歌，声势浩大。
许多杭州地方人士来城站劝我们回学校去，我们只是喊口号。后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老师（他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弟弟）到城站相劝。我们要求他去保释全部被捕代表，他答应后就去了。不久陈馆长陪同全部被捕代表到城站，施主席宣布：“现在已是下午四时，看来不会有火车来往了，站在此地无益，我们回校开会去！”
于是我们整队返回校本部，心里不是滋味，进入礼堂，开全体大会，一致认为郭任远荒唐，竟想用武力摧残爱国运动，虐待学生，不配做我们的校长，获大多数票通过。会中决议：（1）为了团结，农学院和高农同学搬到校本部住；（2）追认由代表会选出的侦察队长和纠察队长各一人。全体同学为会员，纠察队长就是吾校抗日名将刘奎斗兄（现在台北）。他登台报告：（1）学校警卫由同学担任，两人一组，守卫大门，校警协助，旁门锁闭。（2）警卫班八小时一班，一天三班，由同学轮流担任。（3）遇有“情况”，请各同学听到钟声，立即放下工作，齐集校门口，钟声是紧急集合的信号。但是侦察队长是谁，我们始终不知道。傍晚，我们回华家池取来铺盖，在校本部教室住宿。
次晨开全体大会，主席报告上一夜代表会讨论的事项，要在大会上通过，忽然钟声大鸣，大家冲出礼堂，往大门疾奔。原来郭任远来学校，校门（铁门）被警卫同学锁了。郭正下车向警卫同学交涉：“我是浙大校长，为什么我不能进入学校？”同学们大叫：“你已不是我们的校长，滚！滚！”他只好悻悻然坐车回家了，我们回到礼堂继续开会。有人提议：“我们应该请教授们来上课，校政也需有人主持。”决议聘请郑宗海老师为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天起，我们开始在校本部上课，由高农代表去华家池请来老师。高农老师都是浙江大学毕业生，很同情我们，并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
第三天晚上，我们又开全体大会，主席说：“侦察队长有事通报，由文理学院一位女代表代为报告。大会议决各事，郭任远立即就知道了，显然同学中有奸细！”同学大哗，她又说：“已侦察到文理学院有一位女生是郭的小姨，她是奸细！”又有同学发言：“怪不得那天会上她极力反对驱郭。”同学们大叫驱逐她，于是侦察队长联络女代表去请她离校，她不肯，女代表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动手收拾她的行李，送到校门口，连人一起撵出校外。
第四天我们刚起身不久，钟声又响了，大家向大门口直奔，原来郭任远的汽车要加油，我们大叫已经不是校长了，还想加油？就问司机加了油到哪里去？司机说：“好像去南京。”得此消息，代表们开紧急会议，讨论郭任远去南京的意图，显然要向教育部报告学潮经过，请教育部支持他，当时他和陈立夫关系密切。怎么办？有代表提议：“农学院的陈迟同学是陈立夫的公子，请他去南京向父亲陈述学潮经过，要求他父亲代向蒋介石陈情，换一位校长。”同时会中讨论：如果坐火车进京，可能会遇到不测，郭任远爪牙众多，不能冒险。决议包一辆小轿车由京杭国道去京，既迅速又安全，但是旅费呢？于是发起由全体同学负担，集腋成裘，八百多同学负责一人路费轻而易举。陈兄成行了，郭任远不知道。
三天后陈兄返校报告，任务圆满达成，蒋介石认为郭任远处置不当，他还说要亲自到杭州来了解。
蒋介石来校了，由主席施尔宜等三位代表陪同进入礼堂。事先我们把长椅搬到礼堂墙边，大家站立听训。那时是寒冬，我们全校同学都穿黄色呢制服加呢大衣戴军帽，他穿得很单薄，上了讲台，全体同学肃立，他对我们注视良久，目光炯炯有神，然后开讲，大意是：“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希望你们培养开阔的心胸，激发创造能力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战争是破坏，大大的破坏，我们在万不得已时才不惜牺牲一切，奋起抗战。日本侵略我国得寸进尺，教人忍无可忍。我主持一国政务，一直在准备——军需、粮食、日用必需品等，同时加紧训练军队，等这些准备得差不多时，才和日本鬼子一拼，希望全国同胞团结一致，支持政府，抗战到底。”讲毕他步出礼堂，主任委员郑宗海先生迎上前报告：“学生们已经上课，由我暂时维持校务。”蒋介石点头说：“好，好。”寒假过去，我们已正式上课，郑老师也由教育部聘为代理校长。
不久，教育部正式派竺可桢先生为浙江大学校长。他来校后校务一新，作风开明，深为同学敬仰。那年（1936年）夏季，我们毕业了。浙江大学高农乃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