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艰难地取得胜利

这些日子充满了精疲力竭和安慰，充满了悲伤和欢乐。1865年4月4日，“马尔文号”蒸汽船从位于河流上游的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出发，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邦联的前首都）。当邦联总统——或者说叛乱各州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一名骑兵军官找到了他。这名军官带来了邦联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的一张便条，告诉戴维斯赶快逃跑。在里士满，军火库发生了爆炸。据说，饥饿的群众抢劫了食品店，大口地喝着威士忌，然后醉倒在水沟里。这座城市的桥梁被炸毁，政府官员挤满了马车和列车，然后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马尔文”号航行在詹姆斯河中，河流两边是死马、失事的船只，以及漂浮货物。最后，配有12支桨的“马尔文”号停了下来。随后，船身降低，从船舱里走出一个人，他皮肤粗糙，长着鹰钩鼻和炉刷般的胡须。亚伯拉罕·林肯要亲眼看看叛军的首都，这场叛乱几乎摧毁了在美国实行共和制的梦想。

林肯大步走上岸，他上岸的地方叫“罗基特码头”。他发现岸上有一群人在等他，这群人中没有一个是白人。林肯希望解放美国的奴隶，也希望避免内战。但偏偏事与愿违，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于是，身为总统的林肯孤注一掷，签署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现在，他受到了一群美国黑人的欢迎，他们将他称为“伟大的弥赛亚”和“耶稣基督”。这时，一个大约60岁的老人跪在林肯面前，林肯对他说：“不要向我下跪。你只需向上帝下跪，感谢上帝赐予你自由。”老人回答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沙漠中寻找水源，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我们的生命之泉”。围在林肯周围的人以前都是奴隶，林肯与他们握手。在大约12名水手的保护下，林肯步行2英里，走到了充满饥饿和烈焰的市中心。

很快，林肯身边又聚集起一大群人，人数比刚才更多，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南方的白人——他现在的敌人——在人群中注视着他。其中一个人和林肯一起向前走，他回忆道：“每扇窗户里都伸出若干颗脑袋。人们爬上花架和电线杆，从上面往下看。但人群鸦雀无声。成千上万的人注视着你，但却一声不响，这会使人感到某种压迫感。他们这样做，要么是表达欢迎，要么是表达憎恨。我本来认为他们会用充满挑衅的喊叫声欢迎我们。我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林肯先生。他露出了坚定的神情。”但并没有人开枪。

在复活节前一周，4月9日，穿戴整齐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他著名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向满身污垢的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投降。李将军认为，进一步抵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用游击队——是毫无意义的。内战结束了。北方欣喜若狂，而战败的邦联则垂头丧气。5天之后的4月14日，也就是1865年的“耶稣受难日”，林肯返回华盛顿，看上去无穷无尽的祝福者向他表示祝贺。他们告诉林肯，他们从未怀疑过他将赢得这场战争。但就在不到一年之前，林肯认为他自己或许已经完了，他不但会失去总统的职位，还会输掉这场战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林肯前往剧院，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他在华盛顿的朋友警告他，在不带保镖的情况下出席公共场合是非常危险的。林肯和他的朋友坐在包厢里，用一年前一位反对他这样做的朋友的话说，“这座城市里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都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但林肯刚刚从叛军的首都回来，所以他并没有注意这些警告。

林肯看的这出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部在福特剧院上演的戏是一出轻喜剧，名叫《我们美国人的亲戚》。这部戏的作者是英国剧作家汤姆·泰勒，他在剧中使用了许多双关语和俏皮话。戏里有一位叫劳拉·基恩的女演员，她是当时的明星。林肯的妻子恳求林肯去看戏，林肯答应了。他们希望格兰特将军及其妻子也能陪同他们一起去看戏，但这对夫妇并未出席，因为格兰特非常讨厌社交场合。总统去看戏的目的很简单——他想上第二天下午出版的报纸。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林肯处理了一些内阁文件，并接见了一位受委屈的黑人妇女，军队拒绝向她的丈夫支付薪水。他答应为这名妇女讨个公道。他告诉妻子，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快乐过。但林肯也有些不祥的预感。他第一次提到，他或许会遭遇暗杀。他说，他并不是真的想去剧院——他去剧院，只是为了不让公众失望。

林肯坐在用旗子装饰的总统包厢里，大部分的观众都看不到他，但他的警卫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好。刺客在隔壁包厢，他在两个包厢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一个偷窥孔。尽管有门挡着，但他还是溜进了总统包厢，站到了林肯的身后。他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着单发的大口径短筒手枪，他在不足5英尺的地方对林肯开枪射击。子弹从颅骨的左侧射入，穿过大脑，停在他右眼的后面。一位年轻的军官坐在林肯一家的旁边，他也受了伤，但还是试图制服这名刺客。刺客跳上舞台，但却被星条旗绊住了。尽管踝关节受伤，但他还是希望在观众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之前逃离剧院。此时，林肯已经失去知觉，被抬到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子里。第二天早上7点22分，林肯与世长辞，围绕在他身边的家人和内阁成员都流下了眼泪。此外，刺客还计划刺杀林肯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和副总统。

这名刺客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他的父亲是一位演员，一共有10个孩子。“布斯”这个名字源自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约翰·威尔克斯”则源于一位激进的英国作家。年幼的时候，布斯非常好学，希望日后也能成为一名演员。布斯是邦联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曾目睹人们绞死发动废奴起义的约翰·布朗。布斯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但他酗酒成性，有时甚至会因此精神错乱（在演员中，这非常常见）。作为儿子，布斯的演技不如父亲。在一次舞台意外事故中，他差一点用匕首杀了自己。事实上，他有点像滑稽剧演员。布斯痛恨林肯，没有拿起武器参加邦联军队使他备受罪恶感的折磨。他想为注定要失败的南方而奋斗。他刺杀林肯的动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林肯的死震惊了全世界，他是为捍卫美国民主而牺牲的最伟大的烈士。为了纪念他，人们在华盛顿为他竖立了巨大的雕像，他的风头似乎盖过了身为美国国父的华盛顿。但我们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在当时，林肯遇刺身亡也使许多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例如，得克萨斯州的一份报纸——《休斯敦电讯报》——是这样说的：直到上帝进行末日审判那天，

亚伯拉罕·林肯之死给人带来的激动都不会消失……根据适用于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崇高判断标准，林肯之死堪比塔昆之死、恺撒之死、查理一世之死、路易十六之死、马拉之死……但当镇压南方的罪魁祸首突然流出鲜血的时候，即便是那些对南方土地并无真心实意的士兵、妇女、老人和咿呀学语的孩子也会感到激动、兴奋和无与伦比的美妙。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19世纪最重要的冲突，它的重要性超过了英国参与的帝国主义战争，超过了南美洲的解放战争，超过了俄国丢掉克里米亚的那场战争。如果我们说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也超过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似乎也不为过。考虑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军队和通讯的局限性，法国在欧洲大陆建立起来的霸权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南北战争却将一个庞大的国家捏合在了一起，否则美国可能会发生分裂，而且不止分裂为两个国家。可以说，这场战争造就了20世纪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分裂，那么在1917年和1941年的时候，欧洲的民主国家就不会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援助，之后也不会有那个与苏联对峙的强国了。这场战争也是共和观念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共和制政府还比较罕见。邦联的支持者包括了英国大多数的右翼势力，如保守党和贵族、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还有西班牙的保皇党。因此，林肯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但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整个现代世界。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看这场战争的规模。从1815年拿破仑最终兵败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比利时，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中，美国内战（1861—1865年）是破坏性最大的。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场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战争。南北战争导致大约62万名士兵丧生，而将美军在其他所有战争中阵亡人数加在一起也不过是68万人。在内战中，美国士兵在安蒂特姆河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是1944年诺曼底登陆死亡人数的4倍。在南部邦联，大约有四分之一符合服役年龄的白人男性战死沙场。

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呢？

战争的起因是有人试图废除美国的奴隶制。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态度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对于许多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南方的美国人——来说，他当选总统意味着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很明显，林肯并不打算废除美国已在实行的奴隶制。他只是想做两件事，一是确保美国不再出现新的蓄奴州；二是维护联邦政府在全国的威信。在一封写于战争爆发初期的信中，林肯声称：“我最重要的目标是努力捍卫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可以挽救联邦，我宁愿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他相信，奴隶制终将瓦解，尽管这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实现。他曾认真地思考过，是否可以将美国黑人全都送回非洲去。但在1858年，在一封致新组建的共和党的信中，他认为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相信，政府不可能允许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情况长期存在下去……美国要么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奴隶制国家，要么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自由制国家。”

既然人们普遍厌恶奴隶制，那么北方就一定会出现反奴隶制思想。新教神职人员和其他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是这种思想的推动者。这里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奴隶制在美国南部地区有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那些为捍卫“黑奴制度”而牺牲、而杀戮的人会认为自己很光荣，很虔诚，很体面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奴隶主。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南方15个蓄奴州里共有800万白人，其中仅有38.3万人拥有奴隶。而且在这38.3万奴隶主中，一半人的奴隶数量不到5个。在这800万白人中，只有大约3000人拥有百名以上的奴隶，他们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只有他们的生活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奴隶们在种植园中劳作。大多数奴隶主都是与奴隶共同劳动的小农。事实上，大多数南方人都是农民，他们经常要与贫瘠的土地做斗争。

美国的奴隶制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很长时间，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本身就是奴隶主，弗吉尼亚和南方各州大部分达官显贵也都是奴隶主。他们或许有一种古怪的矛盾心理，但如果没有奴隶，他们综合性的农庄将运行不下去。美国宣布独立的时候，奴隶制在全部13个州都是合法的。在南方，种植烟草、糖料、稻子和棉花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劳动。但当时既无大规模的移民，印第安土著也不愿意下地干活，因此奴隶制似乎成了唯一的选项。北方的气候和土壤与南方差别很大，人们不得不采用其他的耕作形式，所以奴隶制在北方并不普遍。在田间劳动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据估算，南方农业州的生产效率比北方自由州高35% 到50%。因此，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南方比除英国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加富有。南方经济没有陷入日后北方的宣传机构所言的困境，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只有长期保持高增长率的瑞典和日本才能超过南方在战前（从1840年到1860年）取得的成就”。

新加入美国的州——如堪萨斯州和得克萨斯州——也迅速地迈向了繁荣的奴隶制经济。要理解美国面临的风险，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是如何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向西扩张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希望获得新的土地，于是他在美国地图上又增加了14个州。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杰斐逊政府通过一笔交易——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使美国领土面积大幅增加。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不动产交易。1803年4月，拿破仑正在集中精力对付他最后的敌人——英国。与大多数征服者一样，拿破仑也出现了财政危机。因此，他决定将美国西部的一大块法属领地卖给华府，他说自己不再优柔寡断：“我宣布放弃路易斯安那。”通过伦敦的巴林银行，美国向法国支付了1500万美元。这块土地相当于英王乔治宣布投降时美国面积的两倍多，美国的国界向西扩展到了落基山脉。此外，美国还想夺取加拿大。于是，美英两国于1812年爆发战争。结果，美国战败，英军占领并焚烧了华盛顿。

但这只是美国领土扩张中的一个小挫折。1819年，西班牙放弃佛罗里达。在30年里，阿巴拉契亚山曾是一道障碍。但现在，美国人已经跨过阿巴拉契亚山，深入北美大陆的腹地。美国人继续以惊人的速度迁移到腹地的各个地方。美国又从盘踞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并着手将其变为一个独立的州（得克萨斯也产生过加入大英帝国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并没有被认真对待，且很快就打消了）。1845年，得克萨斯成了美国的一部分。3年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爆发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结果，美国又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美洲土著民族在战争中失败，他们或是遭到杀戮，或是被赶到保留地里去。那么，在此之后，新生的美国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当时，美国大部分的新领土既荒凉又缺乏法律：“山里人”、捕兽者、探险家、狂热的淘金客和冒险家将彼此独立的土著民族拼命向西挤压。但美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南方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断向外延伸，甚至延伸到了加勒比地区和拉丁美洲。北方开始的时候是小农经济，但在欧洲移民——包括德国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推动下，迅速转型为工业经济。从本质上看，北方是属于城市资本家的，他们深受新教的影响，能与痛恨奴隶制的英国人产生共鸣。

1777年佛蒙特州首先废除奴隶制，之后北方各州一个接一个地废除了奴隶制。到1804年，至少北方各州都已经开始着手废除奴隶制。1808年，美国国会以投票的方式禁止本国人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在前一年，英国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但在南方棉花种植园和糖类种植园中,这反而推动了美国国内贩奴和蓄奴的发展。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分裂是非常危险的。约翰·亚当斯是最早在波士顿发动起义的人之一，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他担心这种分裂会“使北美出现像欧洲那么多的国家”。1820年，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国会通过了“密苏里妥协案”。这份妥协案在北美大陆上划出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南允许存在奴隶制，以北则不允许。然而，一旦国家开始大举扩张，没人相信双方会恪守这条界线。这场竞争涉及了太多的土地和金钱。

南方一直以来习惯了掌控美国政治，来自南方的总统、法官、重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多得不成比例。但来自北方持反对奴隶制立场的竞选人在政坛上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侮辱。1850年，当加利福尼亚获准加入联邦的时候，危机已经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南方人威胁退出联邦，但在最后一刻，双方达成了妥协：加利福尼亚以非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但北方必须归还从那里逃跑出来的奴隶。但双方还会再次产生矛盾。我们看到了早期的时候铁路是如何改变美国的，但真正值得重视的是那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铁路。承诺投巨资修建这条铁路是加利福尼亚留在联邦的原因之一。但为了连接芝加哥这个新兴的工业中心，这条铁路不得不穿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这样，堪萨斯将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州，它位于密苏里妥协线的北方，因此应该是个自由州。但堪萨斯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烟草和大麻，这引起了种植园奴隶主的兴趣，于是他们展开了游说。

支持奴隶制的政客认为，像堪萨斯这样的新州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于是，奴隶主和他们的奴隶从一个方向涌入堪萨斯州，废奴主义者和北方农民从另一个方向涌入堪萨斯州。一场残酷的游击战就此打响，交战双方都有一些暴行。约翰·布朗是个激进的废奴者，他被绞死的时候，布斯就在一旁驻足观看。后来，一首著名的战争歌曲描写了他的尸体。约翰·布朗曾领导黑人和白人攻打哈珀斯费里。哈珀斯费里是一座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小镇，镇上有一家兵工厂。他希望发动一场奴隶暴动，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被捕后，布朗被绞死。在北方人眼中，他是个烈士；但在南方人眼中，他是个恐怖分子。

可见，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已经出现了流血冲突。关于奴隶制界线的激烈争论也没有结果。此外，南方各州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它们宁愿退出联邦，也不会屈服。

工业化北方的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成了最后的关键因素。移民可以在北方找到工作；但在南方种植园，从欧洲来的穷白人几乎找不到什么活儿干。关于那个时期工业发展的原始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美国制造业获得的投资中，仅有18% 来自南方。北方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南方的9倍，北方的人口数量是南方的2.5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绝大多数都去了北方，北方的识字率也比南方更高。新型的美国正在向西北发展，涌现了站在城市化和资本家一边的城市，如芝加哥和底特律。南方的白人文盲数量是北方的3倍。尽管南方的种植园比北方的农业更有效率，而且南方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全球经济，但这是整个南方社会与整个北方社会的战争。很显然，一方比另一方更发达。

上面讲的是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南方和北方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分歧，那就是文化差异。对于那些卷入内战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认为文化差异更加重要。在南方，许多人将奴隶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件很平常的事，早在圣经时代和古典时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北方城市里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黑鬼”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资奴隶”。相较而言，他们的奴隶制要仁慈得多呢。他们的话也揭示出部分真理。1850年时，南方奴隶孩子的平均寿命比英格兰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孩子的平均寿命长12年。美国奴隶的数量迅速增加，因此不再需要购买从大西洋上贩运过来的奴隶，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奴隶的健康水平。对于那些支持奴隶制的美国人而言，奴隶也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财产权是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基本权利，联邦政府无权剥夺。在13块殖民地举行起义的时候，奴隶制难道不是遍布美国吗？联邦政府将杰斐逊和华盛顿的头像印在他们的纸钞上，但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奴隶主。

大多数南方人都是穷白人和奴隶，但南部邦联并不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等级森严、不切实际的保守社会。南方人认为，与喧哗吵闹的“北佬”相比，自己比较细腻，更加可靠。美国南部种植园主的生活态度与内战时期英国保皇派的贵族式价值观和之后一个世纪詹姆斯党人的浪漫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不喜欢城市中的商业价值观。之后，这种感情发展为对城市价值观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深恶痛绝。我们已经看到专制君主制是如何在英格兰失败的，以及詹姆斯党人的事业是如何在苏格兰失败的，他们的失败先是推动了启蒙思想和科学的发展，之后又促进了工业的繁荣。但在美国南部地区，上述这些事物都是受诅咒的。在南北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评论说，南方人极端仇视“贸易、商业、追逐利润、制造业和拙劣的机械工艺”。一位研究奴隶制的美国历史学家记述了蓄奴州的统治精英，以及他们所具有的贵族精神：他们“看重家庭和社会地位，有很强的荣誉感，希望过上奢侈、安逸的生活，渴望获得成功”。

这是小说《乱世佳人》描绘的南方。对女士彬彬有礼的将军们长着一头长长的卷发，留着挺立的胡须，他们统领着邦联军队。就好像莱茵的鲁珀特王子获得重生，骑马穿过弗吉尼亚州，又好像是“小王子查理”在为肯塔基而战。当然，这也是南方失败的原因。然而，尽管美国的工业发展不平衡，但战争绝非不可避免。

詹姆斯·麦克弗森是有关这场冲突最好、最公正的历史学家之一。麦克弗森指出，到了1863年，北方要想赢得胜利，必须征服大片南方土地，瘫痪南方经济，摧毁南方军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北方在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只是胜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南方需要做的只是坚持下去，存活下去。麦克弗森认为，假如真的存在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双方的命运只要发生一点转折，南方或许就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如果那样的话，历史将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如果林肯——这位强硬的肯塔基州律师和政治天才——没有当选总统，或输掉那场谋求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选举（事实上，他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在内战期间举行的选举），那么北方会向奴隶制妥协吗？如果杰出的南方将领——如被称为“石墙”的杰克逊和罗伯特·李——更加幸运，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北方得到像谢尔曼这样的良将之前果断地击垮北方军队，那样的话，联邦的战斗意志很可能会崩溃。事实上，他们离击溃北军的目标并不遥远。有些时候，联邦军事统帅的无能，以及人们对林肯和内战日益增生的不满——纽约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暴动，在反对征兵的抗议活动中，有120个人丧生——使邦联几乎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北方的军队人数更多、工业化程度更高、组织也更有条理，同时又避免了像南方那样的食物短缺和恶性通货膨胀。最后，随着李将军投降，北方军队摧毁了多座南方城市。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军队到达欧洲时，离胜利并不太遥远的德国与协约国进行的那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一样。事实上，这场战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几场特别的战斗和几个特殊的人物，这就是它能不断激发历史学家想象力的原因之一。

在南方，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在内战中丧生，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很多也落下了残疾。他们既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富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呢？最后，他们的书信告诉我们，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家乡和家庭的忠诚；此外，地方传统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参战，是为了反抗骄傲自大的北方城市，为了反抗一个充满威胁和冷酷的未来——这个未来充斥着工资、工厂主和虚伪的北佬牧师。不少邦联战士本身也反对奴隶制。罗伯特·李认为这是一个邪恶的制度，所以他自己没有奴隶。他辞去了在联邦委员会里的职位，为邦联而战。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能抛弃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和他的家人。很多人参战也是出于相似的目的。他们为佐治亚、田纳西或南卡罗莱纳而战，为那些一同喝酒的朋友而战，为父母兄弟而战。他们为地方而战，为此不惜分裂国家。

他们的失败使南方和北方重新连为一体，并处于同一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而且这场战争使联邦政府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了。不但如此，南方的战败还推动了最后一波西进运动。结果，美国最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堪萨斯州境内的铁路曾经挑起战争，但也为美国中部平原和沙漠地区带来了许多定居点。来自双方军队的复员士兵首先进入西部地区，希望找到人生的新起点。平原地区居住着许多美国土著民族，如苏人、夏延人和阿拉巴霍人。18世纪早期，他们开始骑马，这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使他们成了技艺精湛的猎人。内战后，这些土著民族被迫迁往更远的地方，直到他们被美国大兵搞得四散分离。但不幸的是，南北战争使欧洲裔美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也更加残酷：1864年，科罗拉多州的桑德克里克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杀的都是些土著妇女和儿童。

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在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发现黄金之后，破坏土著文化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19世纪70年代，住在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遭到了多次无情的袭击，但他们也展开了反击。在1876年的小巨角战役中，土著领袖“疯马”击败了内战英雄乔治·卡斯特将军。这标志着印第安人的反抗活动达到了顶峰。但即便是苏人——最勇敢、最有侵略性的部落，有人将他们称为美洲的祖鲁人——也抵挡不住那些派去征剿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训练也更加有素。这些军事活动只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潮的前奏，这些移民中包括农民、猎人、大农场经营者、调酒师和商店店主。如果南部邦联完整地幸存下来，那么毫无疑问，美洲土著民族仍然会屈服于枪炮和数量陡增的移民，但这或许不会发生得那么快。

这场战争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逃避联邦政府的兵役，许多人会花钱雇人替自己参军，这些人中包括炼油业大亨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超级银行家 J.P.摩根和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战争经济创造了无限的商机：生产军事装备需要钢铁，照明和润滑需要石油，联邦的火车和轮船需要煤炭作为动力。此外，聪明的投机商可以用操作商品价格的方式获利，银行家与华盛顿的政客建立起新的密切关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英雄”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残酷地对待罢工者和工会会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战时的态度。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南北战争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内战维护了国家统一，为美国称霸世界铺平了道路，但那些在里士满河边向林肯致敬的美国黑人并未得到他们想要的救助。在战争期间，大约有18万名黑人离开南方，加入联邦军队，其中有些人作战相当勇敢。但在废除奴隶制这个问题上，林肯是相当谨慎的。他对奴隶制的态度往往根据战局的变化而变化。在北方，对战败的恐惧使强硬的废奴主义者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前线，逃亡奴隶的重要性也在稳步提高。1862年，林肯告诉他的内阁，解放奴隶成了“一种军事需要……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的力量将会减弱”。（最终，邦联军队也开始使用黑人士兵。）1863年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适用于10个叛乱州的奴隶。《宣言》的目的是破坏南方经济，削弱南方的军事力量。但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才规定奴隶制在美国各地都是非法的。

尽管从法律上解放了400万南方奴隶，从此美国也不再顶着世界上最大蓄奴国家的恶名，但要让这些黑人获得安全和成功，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战后的“重建时期”，战败的南方各州处于直接的军事管制之下，直到获准重返联邦。城镇和种植园遭到破坏，白人士兵身陷囹圄。从北方来的“提包客”表示，旧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以前的奴隶主希望他们之前的奴隶能留下来继续工作，他们可以为此支付工资。但很多奴隶没有理会他们的意见，很快就前往美国其他地区了。在整个南方，北军焚毁庄园和城镇，践踏庄稼，联邦军队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将土地直接交给以前的奴隶，他的政策被称为“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在有些州，黑人开始推动政治发展。

但这大部分都是错觉。“重建”也意味着腐败。北方政客既无管理南方之心，也无重振南方之钱。在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不愿践踏宪法赋予的财产权。将美国解放奴隶和俄国解放农奴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两个国家，失去农奴和奴隶的土地几乎变得一钱不值。但另一方面，除了之前繁重的田间劳动之外，农奴和奴隶发现自己也很难找到其他工作。所以，如何才算真正解放他们呢？

一个来自南卡罗莱纳由前奴隶组成的代表团向联邦政府抱怨：“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更糟了……我们的住所里有了一些财物，我们有了牲畜、车辆和几件家具，但我们没有土地，仍然无家可归。真正的自由人不应该是这种生存状态。”幻想破灭的俄国农民回到了他们的土地，继续用谷物和鸡向地主交租，他们本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最后，许多美国黑人在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市定居，成了“在工厂中工作的黑鬼”——他们之前的主人曾经嘲讽过这个身份。那些继续留在南方的黑人也要受到“分成租佃制”的剥削。他们得到了土地、小屋和工具，并以赊账的形式向地主或商店店主——有时候他们就是同一个人——租赁土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们被各种条款束缚住了手脚，很难按照自己的方式盈利，在经过一两次歉收之后，他们就会变成经济上的奴隶，尽管不是法律上的奴隶。

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南方各州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即“吉姆·克劳法”，这羞辱了黑人，将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这与奴隶制本身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时还出现了白人恐怖主义者，如“三 K 党”。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黑人的生活像战争爆发前一样悲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时甚至更悲惨。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芥蒂持续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冲突所造成的心理创伤直到今天都尚未愈合。

总体上来说，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个国家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刚建国的时候，美国并不像是个民主国家，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中央集权式国家。在联邦政府创建的公共制度中，只有邮政服务是大多数美国人能够接触到的。但现在，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传播了新生民主思想，尽管这种思想还不是很成熟。成百上千万来自欧洲的贫穷移民将这个新生国家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文化熔炉。这场战争使大资本家的权势越来越大。同时，这场战争在北方催生出一支国家军队。此外，征兵制度、直接的税收制度、一个强大的联邦法院和社会福利都是始于南北战争时期。

南方的失败使最初的宪法被重新解释为一部民主文献，它使所有人获得了公民权，尽管妇女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亚伯拉罕·林肯开始用“国家”一词取代“联邦”。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承诺“民有、民治、民享”。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成了美国新式共和政治的宣言。

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了富有的精英阶层，这激怒了农民、工厂工人，以及那些在周期性的危机与冲突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人。到了19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既不是一个文化统一体，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它已经走上了崛起之路，并在20世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