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现状概观与文献学问题疏证
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梳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本书的研究性质即文本思想研究，也决定了笔者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学问题进行必要的疏证。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哲学的贫困》的主要版本及传播史等方面作简要论述。
（一）纷繁复杂的研究与聚讼纷纭的评述
事实上，《哲学的贫困》早在马克思生前就被部分西方学者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中亦不乏蒲鲁东的辩护者。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曾专门研究过《哲学的贫困》，并指责马克思有“抄袭”之嫌，恩格斯为此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序言中对洛贝尔图斯进行了反驳。当然，在《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正式出版前，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它进行批判性研究，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该书法文出版刊印较少而影响力甚微、蒲鲁东的理论在19世纪50—70年代的影响力有增无减等因素有直接关联。（注：21卷本的《蒲鲁东全集》（旧版）、14卷本的《蒲鲁东通信集》和7卷本的《蒲鲁东遗著集》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版，这就是蒲鲁东当时影响力的一个有力例证。）伴随《资本论》第1卷在1867年的公开问世，马克思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自然就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广泛讨论，其中不乏持批判态度的人群，这些群体包括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边际效用价值学派、经济历史学派、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如格奥尔格·阿德勒（Georg Adler）、保尔·巴尔特（Paul Barth）、阿尔图尔·米尔伯格（Arthwr MulBerger）、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理查·史特格曼（Richard Stegeman）、鲁道夫·塔姆勒（Rudolf Tamler）、路德维希·菲利克斯（Ludwig Felix）、麦克斯·格伦茨（Max Glenz），等等。他们不仅不认同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而且还以直言不讳或含沙射影的方式声称马克思剽窃了蒲鲁东等一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甚至将蒲鲁东说成是马克思的思想先驱。例如，埃米尔·扎克斯（Email Zaks）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及抽象”这一《哲学的贫困》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真理，就是一种错误的概括。
尽管如此，批评家们还是部分地承认、肯定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独特性，揭示了《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地位，意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同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曾被恩格斯称作“敌人”（注：参见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57页。）的德国哲学家保尔·巴尔特为例，他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一书中指出，作为马克思仅有的三部对其所阐明的关于社会及其历史的崭新理论（唯物史观）作科学论证的著作之一（其余两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并非出自道德的考量才要求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两种考察方式对立起来。著名的蒲鲁东主义者阿尔图尔·米尔伯格也承认，《哲学的贫困》已成为“宣传的法典”和社会民主党的某种“教义问答书”，它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9辑，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与此同时，蒲鲁东在19世纪末被塑以“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的形象，包括克鲁泡特金、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ckman）和艾力格·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等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极为推崇《贫困的哲学》中所包含的互助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然而，《贫困的哲学》中所包含的以构成价值理论为“基石”的社会经济学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却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反对或改造。与《贫困的哲学》相比，蒲鲁东之后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推崇《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例如，与蒲鲁东处同一时代的约瑟夫·德雅克斯（Joseph Déjacque）就认为产品应当归属于需要使用它的人，而不是为生产它的劳动者所有；克鲁泡特金也不同意蒲鲁东平均工资的做法，他在主张房屋、田地、工厂等由私人所有转为公社或国家所有的同时，还力主废除货币、工资和贸易。
与马克思的批判者们针锋相对，恩格斯及其指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人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等，则把《哲学的贫困》奉为经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方针的理论来源。其中，恩格斯不仅指导着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将《哲学的贫困》译为德文出版，还在该书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和《资本论》第2卷1885年德文版序言中，以公开论战的方式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的“肆意诽谤”。考茨基于1886年在《新时代》上专门撰文提醒社会民主党的干部、议员和编辑要注意《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之间的联系并从中总结出革命的重要指导方针。
从20世纪初至今，国外学者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它呈现出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
一是以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导的《哲学的贫困》研究，他们主要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这两个角度来阐述这一文本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且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持否定态度。
上述研究中有着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著述，诸如梅林的《马克思传》、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劳作》、图赫舍雷尔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巴加图利亚和维戈茨基合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维戈茨基的《〈资本论〉创作史》、马雷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费多谢耶夫的《卡尔·马克思》、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和《政治经济学史》等。这些学者虽然在各自具体论述中存有较多分歧（注：例如：梅林认为马克思在创作《哲学的贫困》时尚属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而马雷什则公开宣称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的贬低，他指出马克思此时业已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阿多拉茨基和卢森贝把《哲学的贫困》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成熟的标志，他们宣称此时马克思已理解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基本建立起剩余价值学说即已经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维戈茨基则认为上述说法高估了《哲学的贫困》的成熟程度，后者只是包含着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萌芽或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过程的起点等。），但他们还是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方面，《哲学的贫困》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它规范了包括生产关系等在内的唯物史观之基本范畴的科学术语，精准地概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及相互作用，表达了“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和社会形式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等思想，从而标志着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公开的科学阐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共识主要沿袭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评述。（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的贫困》是对他们的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的第一次科学的、论战性的概括；恩格斯多次强调《哲学的贫困》的纲领性意义；列宁则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明确将《哲学的贫困》称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等。）另一方面，《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阶段，它是《资本论》的“萌芽”。此外，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武断地认为蒲鲁东已被马克思彻底批判就放弃研究他的理论，而是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说置于整个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去审视它的谬误所在，以此辅证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合理性。比如，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一书中将蒲鲁东归为与经济自由主义对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从一般前提、哲学方法、“体系”及其“基石”等方面阐述了《贫困的哲学》中的经济学思想。当然，包括卢森贝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定位和甄别主要延续了列宁的评判：“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商品生产，而是清除这个基础的各种弊端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是‘确立’交换价值，使之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正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也没有弊端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注：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4卷，136页。）
二是以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主体的研究，他们在重点关注蒲鲁东思想的原貌特别是其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还尝试从社会学、政治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角度对马克思和蒲鲁东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
上述研究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是1965年举行的蒲鲁东逝世100周年研讨会，它标志着蒲鲁东研究开始由历史学转向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方面（注：其中，研究蒲鲁东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学者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反，研究他的经济学理论的人则较少，甚至显得“异类”。在后一方面，最具代表的就是法国蒲鲁东学会前主席雅恩·庞卡尔。他在其“社会经济学”论著《蒲鲁东——多元体制和自治》中提出用蒲鲁东的“自治社会主义”来取代公有制和私有制，以克服后两种经济制度所必然导致的极权主义和官僚统治。他认为，应当以工人自治的形式作为社会生产的最基本单元，而各个社会生产组织之间则实行联邦形式的多元体制。这样一来，社会生产组织将不再具有国家性质，整个经济社会就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并形成了蒲鲁东所谓的“农工联盟”，从而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完全的自由，避免社会生产资料被任何个人所任意支配。）；二是在蒲鲁东诞辰200周年（2009年），西方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法国西巴黎拉德芳斯大学教授罗伯特·达缅（Robert Damien）在2010年3月20日在法国哲学会（sociétéfrancaise de la philosophie）上所作的题为“重新解读蒲鲁东”（PROUDHON：propositions per nue nouvelle lecctrue）的讲演，他从蒲鲁东的“野心勃勃且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归纳出三个主要哲学命题：“一、工业劳动是一种行动的形而上学（une métaphysique en action），这种形而上学的行动和技巧的一系列的综合。积极地生成了复多的合理性（des rationalités plurielles）以及多样的一体性（des identités multiples）；二、只有与某种协作团体相联系时，人作为主体才会存在，这种协作团体产生了互助的义务，共同组建为一个‘我们’，来参与自身的命运；三、只有在表达了某种实现的正义的多重关系的互助式的扩充之中，自由才得到真正的肯定。”（转引自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201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在达缅看来，这些哲学命题有助于我们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教导，以便于重新审视当今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概括起来，这种研究范式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塞莱斯廷·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的《蒲鲁东的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Proudhon）、马克西姆·利莱（Maxime Leroy）的《法国社会观念史》（Histoire d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约翰·汉普顿·杰克逊（John Hampton Jackson）的《马克思、蒲鲁东和欧洲社会主义》（Marx，Proudhon and European Socialism）、皮埃尔·昂萨尔（Pierre Ansart）的《蒲鲁东的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Proudhon）和《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圣西门、蒲鲁东和马克思的社会学探究》（Marx et l’anarchisme：essai sur les sociologies de Saint-Simon，Proudhon et Marx）、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传》（Pierre-Joseph Proudhon：A Biography）、阿瑟·德斯贾丁斯（Arthur Desjardins）的《皮·约·蒲鲁东：他的人生、著作及理论》（P.-J.Proudhon：sa vie，sesoeuvres，sa doctrine）、艾伦·里特（Alan Ritter）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的《蒲鲁东、马克思和毕加索：艺术社会学的三种研究》（Proudhon，Marx，Picasso：Three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Art）、雅恩·庞卡尔（Yean Pongour）的《蒲鲁东——多元体制和自治》（Proudhon：Système multimensionnel et autonome）、亨利·德·卢柏西（Henri de Lubac）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研究》（The Un-Marxian Socialist：A Study of Proudhon）、罗伯特·路易斯·霍夫曼（Robert Louis Hoffman）的《革命的正义：皮·约·蒲鲁东的社会和政治理论》（Revolutionary Justice：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J.Proudhon）、爱德华·海姆斯（Edward Hyams）的《皮·约·蒲鲁东：他的革命生涯、思想及著作》（P.-J.Proudhon：His Revolutionary Life，Mind and Works）、克·斯蒂芬·维森特（K.Steven Vincent）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Pierre-Joseph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罗伯特·格雷厄姆（Robert Graham）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献史》（Anarchis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等。
在西方研究蒲鲁东思想的专家中，最权威的当属毕生从事蒲鲁东思想研究和考证的巴黎天主教大学前校长皮埃尔·霍普曼（Pierre Hauptmann），他不仅参与编辑了新版《蒲鲁东全集》、整理出版了《蒲鲁东日记集》（Journal complètes de P-J.Proudhon），而且撰写了《蒲鲁东传（1809—1849）》（该书约70余万言，是法国学术界公认的最权威且内容详尽的蒲鲁东传记）、《蒲鲁东传（1849—1865）》、《马克思与蒲鲁东》（Marx et Proudhon）、《蒲鲁东、马克思与德国思想》（Proudhon，Marx et la pensee allemande）等著作。霍普曼在这些著作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尽梳理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情况，有效地填补了之前在这方面近1个世纪的理论“空白”。霍普曼通过摘引蒲鲁东若干未发表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最多的是他和格律恩的交流），对照马克思给安年科夫的回信与分析《贫困的哲学》，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1）《贫困的哲学》暗藏着蒲鲁东运用“正—反—合”方法分别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和格律恩、艾韦贝克（Ewerbeck）所代表的人道主义；（2）马克思觉察到了蒲鲁东的这种针对性，他创作《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主动“攻击”蒲鲁东，倒不如说是一种“反击”。（注：参见承中：《法国的蒲鲁东研究概况》，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4（2）。）此外，在新版《蒲鲁东全集》第1卷下册中，编者以“Proudhon et Marx”（蒲鲁东与马克思）为题收录了蒲鲁东阅读《哲学的贫困》法文初版所作的批注，他们认为这些批注兼具学说史和心理学文献价值。法国学者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还在《从出让到享受》（De l’Alienation a la jouissance）一书中专门研究了这些批注。
不容置否的是，上述成果对厘清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颇具重要理论价值。我们也应注意到，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虽然以原始文献为基础，但它只是表象上的客观，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仍以蒲鲁东为中心，在对照马克思和蒲鲁东时态度上明显偏向后者。这在新版《蒲鲁东全集》中可见一斑。比如，蒲鲁东阅读《哲学的贫困》所作的诸如“恶语中伤”、“无稽之谈”、“剽窃”、“还是人吗”等之类的批注昭示着他已经感情失控和出离愤怒，而布格勒、莫伊塞斯（Moises）等编者却宣称这些批注“表露出蒲鲁东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感情”（注：Oeuvres complètes de P.-J.Proudhon（I），vol.Ⅱ，Paris，1923，p.415.）。
三是日本学者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他们主要从思想史、经济学、文献学等维度重新定位和阐发《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并着力探究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
日本学者在充分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的特色。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已传入日本，河上肇、栉田民藏等人此时就已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维度研究了《哲学的贫困》。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组成部分之一的蒲鲁东学说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极大关注。到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他们不仅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思想史和经济学，还开始结合比照《贫困的哲学》以及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思想关系演变过程来进行相关研究，其中：原幸雄译和齐藤悦则译分别专门论述了蒲鲁东的整体思想原貌与社会学思想（注：原幸雄译：『プルードン』，現代思潮社，1970；齐藤悦则译：『プルードンの社会学』，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森川喜美雄以《什么是所有权》、《贫困的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文本为依据，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注：诸如：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批判作为市民社会基本问题的所有权，这有助于解决马克思早期在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所重组的政治经济学；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蒲鲁东的哲学方法即系列辩证法的批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驳斥蒲鲁东关于所有权起源的理论等。（参见森川喜美雄：『プルードンとマルクス』，未来社，1979）），以及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影响；津岛阳子以经济学为视角阐述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详细地梳理了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蒲鲁东持续批判，佐证了《哲学的贫困》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起点的思想史地位（注：参见津岛阳子：『マルクスとプルードン』，青木书店，1979。）；望月清司将《哲学的贫困》纳入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的内在思想演进历程，着重探讨了《哲学的贫困》中的“社会联系”（die gesellschafte Beziehung）思想（注：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在近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百科》中介绍《哲学的贫困》的背景材料中，日本学者还借鉴了霍普曼等人的研究成果，梳理了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交往过程等。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在文献方面为研究《哲学的贫困》作了一个极为独特的贡献，那就是：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即1983年，公开出版了田中菊次所编注的《卡尔·马克思著：〈贫困的哲学〉——作者自用、亲笔修改法文初版本（影印版）》。（注：カール·マルクス著『哲学の貧困-著者自用·書き入れ·初版本-』（ファクシミリ版），田中菊次编注，青木书店，1982。）基于这部文献，田中菊次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1）《哲学的贫困》本来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和他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的起点；（2）上述事实决定着《哲学的贫困》作为伟大的未完成作品留下来的命运，这就证明了马克思学说即他倾尽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学问，是通过伟大的未完成来向伟大的完成发展着的。（注：参见田中菊次：マルクス経済学の学問的達成と未成：『資本論』と『哲学の貧困』をめぐる検討，创风社，1988。）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研究范式之外，《哲学的贫困》还被少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及，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e Volpe）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专门分析了《哲学的贫困》中的“科学的分析辩证法的产生”（注：沃尔佩：《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2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施密特和阿尔都塞等，虽然在其各自的代表作中都曾提到《哲学的贫困》，但他们研究得都不够深入。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偏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密切相关，他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同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他们在20世纪初期还以文献翻译和引述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为主（注：例如，李大钊曾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通过引述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集中展现了包括《哲学的贫困》在内的马克思表述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充分借鉴苏联和东欧学者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教材，如黄楠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许征帆等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等，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来阐述《哲学的贫困》的意义。有别于苏联和东欧学者的研究，此时国内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还具有自身特点。以黄楠森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例，该书第一卷中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该书第二卷则把蒲鲁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纳入到了《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将《哲学的贫困》同《资本论》及其手稿联系在了一起。
在上述时期，国内学者还分别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他们就《哲学的贫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哲学的贫困》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论述。一些研究者还专门摘译了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如马雷什的《〈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田中菊次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注影印本出版和马克思研究的发展》、津岛阳子的《〈资本论〉中对蒲鲁东的批判》等。《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周年即1997年，国内学界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高潮。该年6月11日，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社科院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从写作背景和研究现状、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方法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哲学的贫困》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同年10月，《江苏社会科学》以专栏的形式刊载了国内学者研究《哲学的贫困》的8篇文章，涉及《哲学的贫困》中“雇佣劳动”和“分工”概念的探究、《哲学的贫困》中的哲学方法论和历史观、《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等诸多论题。
进入21世纪，除了延续过往的研究主题外，国内学者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还有了一定的拓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化了对《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史、传播史和文献学研究，注重总结、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注：参见姚颖：《〈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前后及苏联时期出版史述要》，载《新东方》，2009（12）；姚颖：《〈哲学的贫困〉文本价值与当代启示》，载《云南社会科学》，2010（2）；姜海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二，基于思想史的视域，详细地探究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注：朱进东在《马克思和蒲鲁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一书中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思想交往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接受时期”；“马克思与蒲鲁东的首次公开论战”；“1848年革命中的马克思和蒲鲁东”；“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判蒲鲁东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的交锋”。）第三，开始重视《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的比较研究，阐述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思想特点与差异性，从而彰显《哲学的贫困》“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的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注：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贫困的哲学〉当代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四，分析《哲学的贫困》中所蕴含的其他思想，如社会机体理论等。（注：王少萍：《〈贫困的哲学〉中社会有机体理论新解》，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4）。）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蒲鲁东思想原貌及《贫困的哲学》的研究则尤为贫乏。除了一些摘译的文章和若干专著之外（注：例如，《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期中摘译的布雷格的《蒲鲁东》、第11期中的《蒲鲁东传略》，陈汉楚的《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综观国内外学界关于《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在一些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例如，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在研究时往往偏重《哲学的贫困》中的“方法”一节，较少研究或完全忽略占该书大部分篇幅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具体经济范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由此可见，对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仍须从以下方面着手相关的研究工作：
第一，应继续结合《贫困的哲学》来研究《哲学的贫困》中思想，不应采取“一带而过”式的方法，要从文本学研究出发，还原这两部著作中的思想原貌，全面而客观地呈现马克思和蒲鲁东在相同的思想议题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蒲鲁东的思想原貌是极为独特的，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一部分结尾中所揭示的，蒲鲁东与马克思一样，有着整合并超越思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诉求，《贫困的哲学》本身蕴含着“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主线。马克思正是从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理论这三个方面展开对《贫困的哲学》的批驳的，只不过囿于这一著作的批判性质才按照蒲鲁东原书的顺序将批判构成价值理论置于前面而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在全面了解蒲鲁东的思想原貌的基础上才能展开马克思的相应批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主义学说即社会革命理论的批判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如何变革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是马克思整个理论的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应将马克思在“罢工和工人同盟”一节中所摘录的蒲鲁东关于工人运动和暴力的社会革命无效性的论断还原回去并审视蒲鲁东的论证逻辑，然后再论证马克思缘何专门谈及暴力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他又是基于何种原因而把蒲鲁东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论述称作“搜索枯肠而制定的理论”；最后还应阐述马克思对蒲鲁东社会革命理论的持续批判和这两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影响及对它的客观评价等。而上述内容恰恰是我们在过去研究《哲学的贫困》中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时较少地或根本没有涉及的。有鉴于此，笔者在本书第七章以“如何审视社会革命及共产主义”为题，通过思想对照的方式详细探究了上述内容。
第二，要将《哲学的贫困》研究纳入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中，这不是重复既往的研究范式，而是阐述马克思囿于这部著作的批判性质而没有正面展开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演化过程。
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结合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之前的或同一时期的著作，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雇佣资本与劳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等。以《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中都涉及的分工为例，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分工理论时针对《贫困的哲学》的原有内容，着重批判了蒲鲁东所臆想的分工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至于马克思本人对分工有着怎样的具体理解和认识，我们在《哲学的贫困》中无从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些微言大义式的论断。笔者据此认为应当首先探究马克思此时在分工的实质及其所表征的历史过程等问题上的阐述，而这显然又离不开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以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不再是所谓的《哲学的贫困》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原理或概念的进一步明确，而是内涵丰富的、“鲜活”的思想内容及其延续过程。又如，马克思和蒲鲁东基于所有权问题所产生的思想交锋与碰撞是极为复杂的，经历了从部分一致到彻底对立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二者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从这个角度来说，仅分析、比对《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中关于所有权的论述（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土地所有权与地租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拓宽研究视野，把所有权置于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的演变过程这一整体中进行研究，涉及包括《什么是所有权》、埃德加·鲍威尔的《蒲鲁东》一文、《神圣家族》第四章中“蒲鲁东”部分、“巴黎手稿”中的部分论述、《贫困的哲学》的“所有权”一章、《哲学的贫困》“所有权或租”部分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在内的诸多文献。通过这种将《哲学的贫困》研究纳入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的叙述方式，我们将看到的不再是静止的“原理”或“教条”，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的思想所独有的特质吗？
第三，在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的贫困》思想史地位的表述和过去研究中的正确论断的前提下，从“鲜活”的思想内容本身及其演进过程而不是从原理的角度去证明这些观点和论断，以此重现《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
过往的研究者在证明《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时，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维度，直接由《哲学的贫困》“映射”到《资本论》。笔者在此不是否定这种研究方式，而是提出采取另一种方式：先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找出这些思想“萌芽”，这些“萌芽”不只包括哲学方法、价值理论和革命学说，还应包括所有权（财产）理论、分工理论、机器观、垄断和竞争学说等；然后再看这些“萌芽”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之前的手稿中演化为何种思想；最后再讨论这些演化了的思想在《资本论》中的体现。以《哲学的贫困》中的机器观为例，马克思论述了分工和机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框架：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市场的扩大→劳动者集中到工场→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形成→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使用→现代工厂的形成。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沿用了这一框架，并将其置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此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简要地描述了“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一机器发展史，并将其沿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第四，逐一揭示、阐述过往研究中未曾提及或深入研究的《哲学的贫困》中的思想内容，诸如阶级分析方法、社会机体理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等。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著作之一，“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基本定性和评价，它贯穿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整个思想交往过程。《哲学的贫困》中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秉承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按阶级立场划分不同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向。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从不同阶级利益出发看问题，不仅适用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分析和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哲学内涵，它不是从理性、而是从现实出发去呈现人的主体性对认识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同样，“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之思、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解始终是马克思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中的核心线索之一，它们随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愈发完善。在写作《哲学的贫困》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反对蒲鲁东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与现实的个人毫不相干的事物，从而得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3页。）和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等结论，深刻地揭示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双重地位和作用。上述思想都亟待研究者进行深入发掘。
第五，应把马克思在创作《哲学的贫困》时期所实现的思想变革与他同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加以比较，以此凸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在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等方面的变革性意义，填补国内学界研究中的这段“空白”。
如何认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新事物”，是马克思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相伴而生的理论成果，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就与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不论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是蒲鲁东的“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史观等，都是如此。在上述对客观世界的多样性的诠释中，马克思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期的理解和认识占有怎样的地位？这就需要我们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虽然这是一种很困难的、不适宜作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判断的解读，但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我们理应展开这样的尝试。
（二）《哲学的贫困》经典著作地位的确立及其出版传播过程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序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既是由它的思想和策略本身奠定的，又是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特别是与《资本论》自1867年以来产生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资本论》，《哲学的贫困》或许就不会被译成德文进行传播，它甚至还会像刚出版时那样影响力甚微。众所周知，在1885年《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出版之前，它的法文初版因印数不多和传播渠道受限等而总体效果不够理想。随着《资本论》的问世，《哲学的贫困》的影响与日俱增。根据日本学者田中菊次的考证，马克思曾在李卜克内西多次向他提出的再版《哲学的贫困》的劝说下，先后两次对这一著作进行了修订。（注：参见田中菊次：《〈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注影印本出版和马克思研究的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1）。）由于身体上的病痛、忙于修订和继续写作《资本论》，马克思并未完成对《哲学的贫困》的修订工作，这本书在马克思生前亦未再版，而这一工作就由恩格斯继续完成。1885年1月下旬，经恩格斯的指导、校订和修改（他主要参照马克思1876年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本法文版上的修订，作了一些修改和注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合译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在斯图加特出版。在这一单行本中，恩格斯作了题为“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序言，以回击洛贝尔图斯对马克思“剽窃”其著作《关于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认识》的“肆意诽谤”（注：事实上，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的驳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的序言，另一部分则作为《资本论》第2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在后一部分中，恩格斯再次提醒人们参看《哲学的贫困》。）；它的“附录”中还专门收录了《论蒲鲁东》、《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关于约翰·格雷第一次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论述”（注：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14页。）。
《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的问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的政治地位、他们创办《社会党人报》与《新时代》和他们“以无愧于马克思学说创始人”的方式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及著作这一现实背景密切相关。1884年10月，被恩格斯誉为“最懂得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经济与理论方面的相互联系，有计划地领导阶级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近55万张选票和24个席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对宣传《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著作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论据。诚如考茨基在《〈哲学的贫困〉到〈资本论〉》这篇文章中所言，《哲学的贫困》同《资本论》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民主党的干部、议员和编辑们从中会得到重要的指导方针。自19世纪90年代至今，《哲学的贫困》被翻译为30多种语言而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在欧美世界中普及率最高的文本之一，举凡：由查苏利奇翻译的俄文第1版（1886年）；由梅萨翻译的西班牙文第1版（1891年）；德文第2版（1892年）；意大利文第1版（1895年）；劳拉·拉法格整理的法文第2版（1896年）；由巴加洛夫翻译的保加利亚文第1版（1898年）；由科维尔奇翻译的英文第1版（1900年）；日文第1版（1904年），等等。迄今为止，在欧美主要语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都无一例外地收录了《哲学的贫困》。几乎在同一时期，作为《哲学的贫困》的直接批判对象的《贫困的哲学》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21年，时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的雷斯丹·布格勒发起的“蒲鲁东之友”小组成立，它集合了当时法国著名史学家哈莱维、杜莱昂、勒鲁瓦、皮埃希、布格勒、莫伊塞斯等人，编辑出版新版《蒲鲁东全集》，并分别为各卷撰写引论和注释。自1923—1939年，新版《蒲鲁东全集》陆续出版了15卷，这其中就包括收入第1卷中的《贫困的哲学》。在此期间，《什么是所有权》、《论人类秩序的建立》、《贫困的哲学》、《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无息信贷》、《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等一些蒲鲁东的重要著作，都再次出版了单行本。到目前为止，欧美国家的主要语种均出版了《贫困的哲学》，它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综观《哲学的贫困》的传播史，它在俄国、苏联的传播和出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十月革命前，虽然面临着禁止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传播这种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许多出版物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等残酷现实，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进行着《哲学的贫困》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事业。从1884—1917年，《哲学的贫困》就有查苏利奇、皮亚京和别利亚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乌尔里希四个译本（注：这些译本都是从《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2版中翻译过来的。），孟什维克亦曾在《知识就是力量》等期刊中刊登《哲学的贫困》。在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却出现了《哲学的贫困》的翻译和大量传播，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列宁将出现上述现象的时期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时期”：“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注：列宁：《怎么办？》，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便启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的编译工作，计划将《哲学的贫困》收入该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2卷。然而，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的编译工作进展缓慢，仅出版了几卷而已，而且收录有《哲学的贫困》的那卷始终未能出版。这种状况直到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23年初开始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和刊印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单行本才有所改变。1928年，由查苏利奇从德文第2版翻译过来的、梁赞诺夫作序及校订的《哲学的贫困》俄文单行本在莫斯科出版。在这个单行本中，除了《哲学的贫困》正文之外，还收录了恩格斯为德文第1版和第2版所作的序言、马克思的《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和《致帕维尔·瓦里西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次年，这一单行本的正文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中，《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2版序言则被收入第13卷中。1930年，该单行本再版。此后，《哲学的贫困》俄文版又出版了几个译本：一是1941年问世的新版俄文单行本，修正了1928年版中的一些“被歪曲的内容”；二是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中的译本，该译本主要译自《哲学的贫困》法文第1版，并参考了德文第1、2版和法文第2版作了一定的修正；三是1956年出版的共计184页的新俄文单行本，这一译本除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中的正文之外，还包括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所作的说明、恩格斯德文第1版和第2版所作的两篇序言以及含四篇相关文献［《致帕维尔·瓦里西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摘录）》和《论蒲鲁东》］在内的附录。1956—1973年，上述《哲学的贫困》俄文单行本在苏联成为主要的传播版本，它以14种语言出版了33次，总印数近70万份，对苏联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直到苏联解体，该书再也没有出现新的俄译本。
同俄苏一样，《哲学的贫困》在中国也经历了漫长的传播过程。作为中国人了解的第一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之一，《哲学的贫困》早在20世纪初就被知晓。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这一著作是通过马君武于1903年2月25日在《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注：参见姜海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研究读本》，4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此后不久，在近代中国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著即赵必振翻译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所著《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到了《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过程及一些重要概念，诸如“唯物史观”、“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国内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期就已接触到《哲学的贫困》。1919年5月，李大钊在发表于《新青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中介绍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曾直接引用了《哲学的贫困》中“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章的“第二个说明”的部分论述，而该段论述是从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译文中转译过来的。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发表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指出《哲学的贫困》是说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著作。1928年，李铁声根据日本学浅野晃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形成——〈哲学的贫困〉中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一书，摘译了《哲学的贫困》中的部分内容，将其命名为“哲学底贫困”，刊登在当年《思想》月刊的第2、3期。1929年10月，《哲学的贫困》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该译本由杜竹君根据马·吉拉尔书店刊发的法文版翻译过来的。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的贫困》主要有两个全译单行本：一是北平东亚书局1932年出版的许德珩主要参照1922年巴黎法文版所翻译的版本《哲学之贫乏》；二是何思敬参照英文译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该译本于1949年9月由解放社出版。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哲学的贫困》主要有以下几个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中的《哲学的贫困》正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的单行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年版的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和第3版中第1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节译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值得注意的是，《哲学的贫困》在国内的出版传播是同革命实践相契合的，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与《哲学的贫困》相比，《贫困的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要滞后许多，尽管中国人接受蒲鲁东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比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得多。1949年之前有关蒲鲁东的学说和著述的译作只有三部：巴金所译的《财产是什么》（即《什么是所有权》），连载于《民钟》杂志1925—1926年第13—15期；上海自由出版社1929年出版的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蒲鲁东底人生哲学》（1940年再版时改名为“蒲鲁东的道德学说”）；重庆学术研究社1941年翻译出版的麦利荪的《蒲鲁东学说》。虽然《贫困的哲学》法文单行本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传入中国，但该书的中译本到1961年才出版（译者为徐公肃、任起莘），且只有第1卷；又过了30多年（1998年），该书的中文全译本才正式问世。这种翻译传播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学者长期以来无法结合《贫困的哲学》来研究《哲学的贫困》，直接造成了相关研究难以深入。
（三）《〈贫困的哲学〉法文1847年初版马克思自用修订本》简介
在目前最为接近马克思文稿原始状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Zweite Marx-Engles-Gesamtausgabe，简称MEGA2）中，预计收录《哲学的贫困》的第一部分第6卷仍未出版。然而，MEGA2编辑工作中关于《哲学的贫困》的一个重要文献，即马克思晚年曾着手修订两次的《哲学的贫困》法文1847年版的自用修订本，已于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公开影印出版。按照MEGA2的编辑原则，这一文献是在编辑MEGA2中独有的“附属材料”（Apparat）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在此简要介绍这一文本的主要内容。
根据田中菊次的考证和鉴别，该版本正文中的300多处批注中的绝大多数为马克思本人所作。总的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批注可以分为三类（注：参见田中菊次：《〈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注影印本出版和马克思研究的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1）。）：一是错误的排版和词汇的订正，它涉及7页共计9处。事实上，马克思为此曾专门作了一个“勘误表”，且已紧随1847年法文版而发行。二是主要内容和措辞的修订和完善。例如：将“劳动”的买卖改为“劳动力”的买卖；订正了未来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表现及措辞；修改、删除了李嘉图地租论、利润率等相关内容等。三是用各种符号标记的予以探讨和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画及全书的各式符号、旁线、竖线、横线等共计200多处，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和价值的形式问题等。通过对照《资本论》后可以发现，这些作标记的内容中的一部分又在《资本论》中出现，再加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的修订，更能证明出《哲学的贫困》作为《资本论》的“萌芽”和出发点的地位。
就本书所作的研究而言，它应当结合《〈哲学的贫困〉法文1847年初版马克思自用修订本》，将对马克思所作批注的研究融入其中，以此充分论证《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地位。然而，囿于研究该版本的《哲学的贫困》时间尚浅，笔者未能在本书中展开上述内容，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此外，笔者虽然认可田中菊次所发现的这一马克思自用修订本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对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持保留态度，尤其是他将《哲学的贫困》最终界定为经济学著作，否认它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的观点。（注：“可是，人们往往根据《哲学的贫困》这一书名，以为它是哲学或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同时，马克思在其‘序言’中，也以‘德国人（哲学家）同时又是经济学家’的资格发表评论。他说‘批判德国的哲学，同时还要对政治经济学作某些评论’。再有，马克思的思想和学问是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为其三个来源的，《哲学的贫困》同样如此。然而，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就会明白，《哲学的贫困》本来是一部经济学论著，而且是马克思经济学，从而又是集其大成的《资本论》写作的出发点。”［田中菊次：《〈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批注影印本出版和马克思研究的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1）］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学问的完成与未完成——〈资本论〉和〈哲学的贫困〉的相关研究》（创风社，1988）一书中，田中菊次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如前文所述，笔者将《哲学的贫困》视为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次整合的两个直接论据就是该书的内容结构和对《贫困的哲学》中“形而上学方法→政治经济学重组→社会主义学说（社会革命理论）”这条主线的批判。更何况马克思本人在谈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时曾说过，唯物史观作为他研究的“总的结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593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这就表明，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哲学的贫困》作为哲学和社会主义著作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