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培育了德意志人敬业的精神品质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德意志迈向近代世界的第一步，它以一种世俗化与理性化的火光培育了德意志人务实、敬业的精神品质。

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历程

（一）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

14世纪后半叶，欧洲政坛的皇权和罗马教廷的威望同时衰落，黑死病肆虐，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整个欧洲的民众都陷入突如其来的死亡阴影中，人心恐慌不仅拯救了教会，还进一步为其宣扬赎罪理论提供了可能性。教会编写了各种末日时间表与临终祷告手册，把朝圣、朝拜圣徒的遗骸或圣物、捐赠乃至购买赎罪券等方式美化为赦罪的途径。罗马教廷的伎俩遭到了一批人文主义者的抵制。“圣经人文主义者”通过考订《圣经》版本，掀起了一股质疑教廷的浪潮。尼德兰人伊拉斯谟呼吁每位基督徒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圣经》，以《圣经》来取代教皇的权威。1516年，希腊文版的《新约全书》出版，这部书同时还附带了由伊拉斯谟本人翻译的拉丁文文本。这些工作为不久之后的宗教改革直接奠定了知识基础。在知识的进步中，技术更新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5世纪中叶，德意志人古腾堡率先使用了金属活字版印刷工艺，极大提高了知识的传播速度。它让路德成为第一位充分利用印刷品来影响公共舆论的人。宗教改革前的德意志，变与不变的力量相互纠结，迷信教会与批评教会的对抗也逐渐显现，直至宗教改革如满弦之弓那样，已做好了蓄势待发的准备。

（二）宗教改革的启幕

马丁·路德，1483年11月10日出生在萨克森的埃斯列本。因这一天恰好是圣者马丁的纪念日，故神甫为其取名为马丁。1507年，马丁·路德被任命为神甫。5年后，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受聘担任维滕堡大学的圣经教授。

路德对罗马教廷的不满源于亲身感观与《圣经》研习。在访问罗马期间，发现这里竟是人间地狱，荒淫腐败随处可见。回到维滕堡后，他从圣经《罗马人书》中“义人必因信得生”的论断出发，提出：人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仰上帝而得以免罪。这一结论彻底地清除了赎罪券存在的神学基础。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宫廷教堂门口贴出《95号论纲》，反对为满足教堂和美因茨大主教对金钱的需求而提出的出卖赎罪券的生意。令路德始料未及的是，《95号论纲》所引起的反响居然如此猛烈：一方面，该文旋即被人从拉丁文译成德文，获得了人文主义者们的热烈欢呼；另一方面，教会高层惊慌失措，美因茨大主教宣布将路德革出教门，教皇亲自下令成立法庭以审判异端。

被教廷步步紧逼的路德不得不变成了真正的革命派。1520年，他发表了三篇纲领性的文章：《论罗马教皇权》、《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徒贵族书》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他直斥罗马是万恶之源，号召德意志人“把罗马来的恶棍逐出国境”，消除教皇对皇权的干预，并主张每一位基督徒通过阅读《圣经》直接同上帝联系。路德还公开驳斥教皇的教谕，将之连同所有宗教法规一并焚毁。路德已经在斗争中成长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和英雄。

1521年4月18日，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时，在发言结尾处充满豪情地回答皇帝及诸位贵族：“只要我还不曾被《圣经》文字或清晰理性驳倒的时候，我不能也不愿撤回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是难以做到的，也是危险的。愿上帝保佑我。阿门！”^[1]这通发言深深打动了听众们的心。不过，他的这番言论在后来的流传中出现了变化，使得它更具有豪迈气概：“我不可能采取任何别的方式。这便是我的立场。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三）宗教改革的推进、结束

德意志社会各阶层带着自己的理解参与宗教改革运动。他们支持或反对路德的学说，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历史的合力，推动着宗教改革运动向着未知的未来前进。

知识界与教士阶层是最先参与宗教改革的群体。他们既不支持与罗马教廷妥协，也反对更为激进的改革行动。在世俗社会中，宗教改革运动的第一批支持者是帝国骑士，即那些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头衔的低级贵族。他们在皇权衰落和火药运用的时代里倍感失落。因此，路德的教义便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斗争手段。农民参与斗争的原因是复杂的。在南德地区，由于农民的古老权利被剥夺，因而希望在基督教神法下恢复传统，废除农奴制；在北部，参与斗争者大多为中等以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他们带有市民斗争的特点，追求平等权。正因如此，农民战争不是一场整体行动，各地提出的起义纲领也可大致分为温和与激进两类。温和派不反对现存政治制度，只要求享有神法治理下的平等权，保障贸易自由。激进派要求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人间天国”。

帝国诸侯分为了新教和天主教两个阵营，新旧教派的贵族们从信仰对立走向了政治对立。1555年，对立的双方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肯定了“教随邦定”的原则，保障新旧教派的平等权，使帝国结构更为松散，各邦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德意志社会的对立局面又牵动着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天主教联盟、新教联盟，德意志的内部张力便演化为规模宏大的国际斗争。1618年至1648年，在天主教联盟、新教联盟间爆发了“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结束。“三十年战争”意味着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但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却留存在德意志社会中。

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

马丁·路德的宗教信仰恪守“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灵魂不灭”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与“因信称义”说相对的是罗马教会所宣扬的“善行称义”说。“善行称义”说认为，天主教会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角色，个人只有依附于天主教会，尊奉宗教仪式，按照教会的旨意奉行“善功”，上帝才能给人以帮助，从而实现灵魂的救赎。在罗马教会所宣扬的“善行称义”说的影响下，马丁·路德也曾一度为了与上帝取得联系坚决且顽强地执行补赎制度，他在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但是，马丁·路德的艰苦修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于是，他便怀疑这种苦修善行的做法是否正确。之后，他便转向神秘主义论。个人灵魂与上帝合一为基督徒最根本的核心，这便是神秘主义的理论，所以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外在形式根本不是能与上帝对话的方式，于是，马丁·路德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希望。他终于开始意识到，之前之所以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不是因为修行得不够艰苦，而在于使用了错误的方式方法。根据自身修行经历和精神体验，马丁·路德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础上，创新了从原罪到拯救的理论，提出了“因信称义”说。马丁·路德认为：基督徒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可以分为现世的和来世的，来世的天国是自由的彼岸，在现世，“首先，基督徒具有‘精神’的属性，在精神方面，即使是在现世，他们也是自由的，只服从于上帝，而不用服从世俗秩序”；“其次，现世的基督徒还具有‘肉体’属性，因此在物质方面，现世的基督教徒也和其他的人们一样，应当服从世俗秩序：他需要服从世俗权威，可以当兵，可以嫁娶，可以过任何世俗生活”。^[2]马丁·路德又提出：“一个基督徒并不生活于自身之中，而是生活于基督和他的邻人之中。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通过信仰而生活于基督之中，通过爱而生活于邻人之中。通过信仰，他就走出自身而奔向上帝；通过爱，他就越出自身而进入邻人。”^[3]由此，马丁·路德提出，人人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不需要教士们充当传统的中间人。人和上帝、心灵和神之间结合的媒介和条件只有“信仰”。教会最初的意义乃是在世上一切基督徒的集会，其本质并不是有形的，因为它的首脑是基督耶稣。“因信称义”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因信称义”教义提出，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奠定了新教的三大原则：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恩典。

在宗教改革的实践中，马丁·路德认为，基督教的真理蕴含于《圣经》的字句中，只要能够完整而准确地去查阅和理解《圣经》，人们就可以把握福音的真谛。但是《圣经》的文字当时还不能为普罗大众所熟知，马丁·路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让更多的人领悟上帝的原音，同时方便其推广和普及新教教义，他于1521年将《圣经》译成德文文本。为了让民众普遍能够理解《圣经》的含义，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广泛寻求民众的意见，使《圣经》的语言叙述更加符合民众的用语习惯。马丁·路德的这一举动，不仅使《圣经》得到了推广，也为德语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他还提出，宗教的普及应该同教育的普及紧密结合，无论妇女还是儿童，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接受教育，享受受教育的权利。马丁·路德重建了教会，他将天主教会的七项圣礼缩减为洗礼和圣餐，规定教牧人员的主要职责在于讲道和侍奉。由于路德提倡神职人员结婚，并且亲自作出表率，所以家庭就成为教堂之外敬拜上帝的重要场所。

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影响

马丁·路德之所以会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英雄人物，还在于他推崇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对个人和全人类完美的不断追求，他为德意志民族指明了一条实现证明个人对上帝信仰的出路，即勤奋工作从而改变现状。在精神领域，人类理性被赋予了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成为了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仲裁者。从此，新教世界就产生了精神的自由，其直接后果便是德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被称为新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原则是自由。在生活实践中，新教倡导通过服务社会、国家，通过献身日常工作而实现自己的使命或上帝的召唤，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是勤奋敬业，追求尽善尽美。由于人对上帝的皈依、虔诚，感到上帝无所不在，诚实可靠成为德意志人的一种美德。德意志民族特性正如马丁·路德在其名著《基督徒的自由》所指出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主宰一切的自由者，不服从任何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对一切都尽职尽责的人，服从所有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