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言——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

张荫麟，号素痴，广东东莞人，早年肄业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四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获文科学士及硕士，后转入经济系，研究社会经济学，于1933年底回国。次年任教清华大学，授课哲学历史两系，同时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1935年应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抗战爆发后，只身南下，后任教天目山浙江大学及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转教遵义浙江大学，1942年以慢性肾脏炎病逝，时年三十七。生平文史著作约百万言，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作品以《中国史纲》为最著名。

张荫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钱穆称他“博通中西文哲诸科”[1]，熊十力赞他为学宏博，“史学家也，哲学家也”[2]。他以哲治史，这点他在致张其昀的信中说得很清楚。[3]若要了解他的史学，首先要研究他的哲学。但时下几种张荫麟文集所收的哲学论文，寥寥可数。[4]对于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尤其是在斯坦福大学时期的学术生活，几近空白。主要的原因还是可供参考的基本资料不多，数十年来，只有谢幼伟专文介绍张荫麟的哲学，但他们相交于张氏在遵义浙大的岁月，他对张氏早年研究哲学的历程不大清楚。[5]从贺麟的悼文，我们知道他们在留美时期，常以中文和英文通信，后来贺麟从哈佛转往柏林大学，他们有时还用德文通信，这些珍贵的第一手数据早已失落。[6]谢幼伟和贺麟分别提及张氏在斯坦福大学研究摩尔（G.E.Moore）伦理学的硕士论文，可惜二人都没有机会读到该论文[7]，一般学者都以为张荫麟的论文已随着他的藏书在战乱中散失。笔者有幸，在斯坦福大学访得他的硕士论文和成绩档案，同时李欣荣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容庚档案中发现十五封张氏在留美期间写给容氏的信。我们合编《张荫麟全集》时，在中外各大图书馆总共收集了三十八篇张氏的哲学论文。这些资料正好给贺麟和谢幼伟的文章作补充，让我们进一步全面探讨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认识前辈的哲学修养和成就，更有助我们研究他的史学。

一　清华受业——哲学奠基期

张荫麟研究哲学的历程，就其思想倾向及作品的特色，可分三期。第一期从1922年到1929年，是他的哲学奠基期。他在清华学校受师友的熏陶，跨越国学，研习新学科，接受西方的哲学思想。七年后，他决定到美国攻读西方哲学。这段时间他在哲学方面翻译了一些关于西方思想和汉学家的论文。

1922年张荫麟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转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8]，他自幼受父亲的指导，国学基础扎实，抵校不久，便以《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赢得梁启超的赞赏，但他并不满足于考据，努力不懈，向新的学术领域迈进。

在清华的师友中，贺麟、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和金岳霖对张荫麟的影响深远。他很早便结识比他高三级的贺麟，二人志趣相投，一起选修梁任公和吴雨僧的课。贺麟于1926年毕业，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攻读西方哲学，这时刚巧张荫麟的父亲逝世，他南下奔丧，二人一起从天津搭船到上海，张荫麟在黄浦码头送别学长，然后转往广东。[9]中美两地远隔重洋，二人书信往来，继续学术讨论，三年后张荫麟赴美攻读哲学，显然受到学长贺麟的鼓励。

梁启超、王国维、吴宓和金岳霖这四位清华大师从不同途径把张荫麟引进西方的思想世界。从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老师的演讲和著作，他开始认识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和叔本华（Schopenhauer）各大师的学说[10]，渐渐对西方哲学发生兴趣。也肯定了用西方观点研究中国文史的方法。张荫麟随吴宓习艺四年，他的英语阅读、写作和翻译的功力，已达专业水平。对西方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人文主义，更了如指掌。在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翻译英诗，兴趣渐渐转到教育理论和西方哲学，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代表作是《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原书名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Summary and Criticism of Splengler's“Decline of the West”，由美国史家E.H.葛达德（E.H.Goddard）和P.A.吉朋斯（P.A.Gibbons）合著。这是刘奇峰于1927年从纽约寄给吴宓的新书，吴宓转交弟子张荫麟翻译，翌年在《学衡》和《国闻周报》连载。[11]他再接再厉，在赴美前夕，翻译了几篇短论：《德效骞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无系统哲学之故》，吴宓的老师白璧德所著的《论班达与法国思想》，另一篇是罗素（Russell）的《评现代人的心理》，还评介法国汉学家戴密微（Demieville）的英译《商君书》。

在西方哲学方面，金岳霖对张荫麟的影响最大，是他的启蒙老师。金岳霖于1914年毕业清华学校，后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成立不久，赵元任推荐他进清华创办哲学系，并出任系主任。金岳霖的哲学观点倾向新实在主义（Neo-Realism），醉心罗素及摩尔的学说，认为逻辑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12]张荫麟在留美前一年修了他讲授的逻辑学和哲学问题两门课程，成绩优异[13]，决定到美国攻读西方哲学。

二　留美四年——倾心新实在主义

张荫麟为什么选择哲学呢？毕竟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应用型的学科。吴宓曾希望他的优秀学生跟他习文学，很快他失望了，发觉他们“欲习所谓既实际有用之科学，以从事爱国运动，服务社会”。[14]但也有例外。贺麟于1926年赴美，他的意志坚定，不顾家人的反对，以哲学为终身事业，他说“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把握最后真理，体验时代精神的精华”[15]。与贺麟不同，张荫麟一向喜欢历史，为什么改行读西方哲学？他在斯坦福大学给容庚的信写得很清楚，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暂转向哲学”。[16]个中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他拿的是留美奖学金，但不会到美国读汉学，据谢文通说，他最看不起那些“不懂装懂的美国汉学家”[17]，也不准备读西洋史，因为他在清华只读了一门西洋通史[18]，如果专攻西洋史，肯定要补很多课。这时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他在清华已修了逻辑学、西方哲学史和哲学问题等数科，读了一些欧洲哲学参考书，翻译了一本有关斯宾格勒学说的书，加上贺麟和金岳霖的鼓励，他选择西方哲学是顺理成章的。

张荫麟于1929年秋季从上海出发，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船上中国留学生三百多人，只有他和谢幼伟准备到美国读西方哲学，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19]，船抵西雅图后，谢幼伟乘火车东往哈佛大学，张荫麟南下旧金山，再转往斯坦福大学。他选择该校，因西部生活成本较低，可省点钱，以供弟弟炜麟在南开中学读书。[20]

从1929至1933年，张荫麟留美四年，进入他的哲学研究历程的第二阶段，他在斯坦福三年修了十四科西方哲学[21]，熟悉西方哲学的源流、演变及发展，以及康德等名家学说。完成硕士论文，发表了多篇哲学文章。但在第四年，他改行研究社会经济，计划回归国史，实行以哲学和社会学治史。在斯坦福大学他受业于杜威的门人，四年后，他的思想仍倾向新实在主义，崇拜剑桥大学的摩尔大师，老师金岳霖对他的影响丝毫未减。

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85年，学校规模不大，修读哲学科目的学生更少，直至1906年，哲学课程多由访问学者讲授，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史阿特（Henry W.Stuart）应聘出任教授，后来又邀得哥伦比亚大学讲师布朗博士（Harold C.Brown）加盟斯坦福哲学系。二人师出名门，史阿特是杜威的早期弟子，1900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长于伦理学和逻辑学，他在美国西岸的学术界也薄有名声，于1925至1926年荣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主席。布朗毕业哈佛大学，是黑格尔（Hegel）专家鲁一士（Josiah Joyce）的高足，专攻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他在斯坦福讲授哲学史、美学等科目。在哲学界相当活跃，先后于1924—1925年和1932—1933年在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区分会当过两届主席。[22]

史阿特和布朗分别在斯坦福任教了29年[23]，在他们的领导下，哲学课程从副修（minor）扩展为主修（major），接着发展高级课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又成立博士班，至此斯坦福的哲学系渐具规模。[24]

张荫麟就在这时进入斯坦福大学进修哲学，系主任史特阿教授自然乐意当他的导师。其时清华已升格为大学，斯坦福校务处对清华的学制也很清楚，他在清华最后两年所修的科目，包括英文、德文、翻译、社会学、逻辑学、哲学问题和西方哲学史，斯坦福全部接受，他直升大三，选读核心课程（core courses）。系主任史阿特深受其师杜威的影响，实用主义（Pragmatism）已成斯坦福哲学系的主导思潮。学习的重心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别注重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道德、伦理、人生观等哲学问题。他第一学季读三门课：伦理学、希腊哲学和现代心理学。[25]开始时特别紧张，恐怕成绩不好，见笑外人，等到中期考试（mid-term examination）的结果揭晓后，成绩不错，如释重负，他在信中跟容庚说：“从此可以如在清华一般逍遥自在矣。”[26]

他在美国读西方哲学，并未忘掉国史，打算学成回国后，再继续研究。偶读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本（Gibbon）自传，从中得到一个启示，吉本于三十岁开始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五十一岁完成巨著。他这样想，学成归国之日，自己仍未到三十，幸运的话，也可以实现如吉本的伟绩。[27]当时就是料不到，天不假年，致壮志未酬。

过了第一学季，张荫麟计划此后每学季选四门或五门课，赶快毕业。[28]他在冬季学期（Winter Quarter）读欧洲史、社会学、现代哲理和中古哲学。他告诉容庚，对欧洲史颇感兴趣，但不准备改行，因为他很喜欢哲学，而且觉得读哲学比较容易。[29]但也有些哲学科目他不喜欢的，例如他当时正修读的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改革史，在致容庚的信中，大吐苦水：“……（为本校哲学系必修），素不喜此，格格不入，又不能不应付，每一展卷如饮黄连。”[30]

春季学期他读美学、现代哲学、近代思潮，旁听一科心理学，他对这几门课都“很感兴趣”。[31]暑期留校修欧洲史和经济原理，并旁听现代哲学理论及美国的哲学发展。秋季学期他选了五门课：康德哲学、欧洲史、科学概论、政治学概论和变态心理学[32]，功课繁忙，他要尽快完成全部核心课程，申请毕业，终于如愿以偿，斯坦福于翌年1月授予文科学士学位。

张荫麟在清华以文才见称，屡有佳作。但他在斯坦福功课实在太忙，未能抽空写作，致“美国访书记”和“清史外征”两个研究计划都未能实现。[33]在哲学方面，他发表了三篇哲学评论。第一篇《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响应贺麟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比较》，这可说是理与气的讨论，贺麟以为朱子对太极性质的看法，是介乎心与理之间，张荫麟肯定朱熹的太极是实质的，他受西方哲理新实在主义的影响，倾向反唯心论，与贺麟的心理合一说，如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二人哲学思想的分歧，引致贺麟的感慨：在哲学方面，他们志同道不合。[34]

第二篇是《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他在哲学系读了布朗教授主讲的美学，后来又修了一门康德的哲学，学以致用，他试用康德的批评方法，分析中国书艺中的美学原则。第三篇《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冯友兰的书是划时代的著作，张荫麟当然不会错过，他从体裁、方法和考据方面评冯友兰的哲学史，参加这场哲学史编写的讨论。

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的读书环境本来很好，他经济充裕，不用兼职，校园清静幽雅，景色宜人，抵校不久，他在信中告诉容庚：“……在此百无萦虑，日惟展卷与古今贤哲对晤，盖十数年来无此清福也。”[35]他用功读书，在一年半内便取得学士学位。但他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留美前，他和女朋友伦慧珠闹翻，却忘不了旧情，留学期间，一直被情感问题困扰。[36]在社交方面，他不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所以特别觉得孤寂。读书方面，哲学系是冷系，很少同学，更找不到志趣相投的朋友。[37]据沈有乾和萧公权的经验，一般美国教授特别鼓励成绩好的外国学生。[38]但张荫麟对实用主义没有兴趣，总觉得教授不如理想。这时贺麟已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哈佛攻读硕士学位，他劝张荫麟转往哈佛，张以经济条件不允许为理由，无意东迁。[39]

他主意已定，继续留校读硕士，在两个学期内，完成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康德的哲学、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知识学（Epistemology）、社会改革五门高级课程，至此剩下论文占15学分。[40]史阿特当然鼓励他的学生研究杜威老师的哲学思想。但张荫麟心仪的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摩尔教授，20世纪新实在主义哲学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形下，张荫麟选择写一篇论文比较摩尔和杜威二人的伦理思想，英文题目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ical Theories of G.E.Moore and John Dewey。[41]

杜威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是一种实践的道德哲学，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环境的产品，思索与新观念可改变社会环境，在当前社会变迁的时代，个人必须针对社会改革而考虑自己的行动。杜威深信道德没有固定的标准，一切道德规律，只有工具的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他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倡道德教育，培养智慧，使我们能发现善之所在，乐于实行。[42]

摩尔的反唯心论思想贯彻他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他首创“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一词，提出了“善”这一基本伦理学概念不可分、不可界定的观点，如果用自然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标准来解释“善”或其他伦理概念，那就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他在批判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推理法则，也开了后来伦理学家从语意的观点讨论道德语言的风气。[43]

摩尔和杜威都是一代宗师、哲学界泰斗，要写一本详尽的书来比较他们的伦理观，当属长篇巨著。张荫麟写的却是硕士论文，是大题小做，把重心放在理论上，力求精简，免去历史枝节，不谈二人的教育背景和思想的形成，一开始便讨论他们思想的异同。文体像一篇专业的报告，全文分为五章，每章的结构公式化，首列前提，然后概述杜威或摩尓在这方面的理论，接着是分析和评议，最后是小结。

第一章以功利主义为引子，简述两大哲学家对功利主义的评论，从而引出他们在观点上的三大分歧，包括内存价值、道德义务和自由意志等问题。第二、三、四章分别研究这三组问题。

第二章分为两节，第一部讨论“善”的定义，提出摩尔的中心理论——善的不可定义性，然后讨论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家培里（Perry）在《价值通论》（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中对摩尓理论的评议[44]，最后讨论杜威对“善”的阐释。第二节讨论摩尔对“善”之本质的见解。

第三章的前提是道德义务的问题，分两部，首先介绍规范性科学（normative sciences）的方法论和“应当”（ought）一词的运用。然后讨论杜威和摩尔对道德情境（moral situation）的见解。

第四章研究自由意志的问题，以自由意志和伦理关系的讨论作开始，然后分析杜威和摩尓对这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

最后一章总结二人在伦理学思想上之异同。

整篇论文约2万字，作为一篇硕士论文，长度适中。[45]全文引用十三部专著和一篇学报文章。除了杜威和摩尓的经典论著外，张荫麟还参考了剑桥大师罗素的哲学文集，美国哲学家培里和罗杰斯（Rogers）的著作，以及老师史阿特已出版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书名《作为逻辑程序的价值判断》（Valuation as a Logical Process），全属当代伦理学著作之选。[46]

一年前张荫麟在《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一文中，觉得作者直引原料太多，为该书其中一缺点。[47]所以他在论文很少直引原文，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解说。他的英文造诣深，用词典雅，大概受老师吴宓的影响，字句冗长，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章风格。[48]在论文中，他对两名家的伦理观分析透彻。但在理论上，他的论文没有突破之处，大概杜威和摩尓的思想系统泾渭分明，可以比较的地方不多。整篇论文的优点在其对资料的掌握和清晰的论点。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不错的硕士论文，只可惜校对草率，错漏多处。[49]

张荫麟只花了一个暑期和一个学期便轻松地完成论文。就在1932年1月，他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面修逻辑代数（Algebra of Logic）和人类学，一面给文稿作最后的修订，课余还抽空翻译《浮士德》剧本上部。他在伯克利结识了谢文通，留美三年，到这时他才遇到一位读文史的朋友，二人畅谈文艺和翻译的技巧，讨论杜威和摩尔的思想，谢文通也知道张荫麟比较崇拜摩尔。多年后，谢文通误记，还以为张荫麟当年写的是博士论文。[50]

张荫麟的好友浦江清也以为他在斯坦福不久便拿到博士学位，浦在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忧国伤时，既感外寇猖獗，时局动荡，也关怀挚友的前途，他去信张荫麟，劝他放弃哲学，改习其他实际的学科。[51]张早有此意，他在伯克利修读代数逻辑和人类学，无非为转系做准备。他在同年3月把论文送到斯坦福哲学系，通过审查，取得硕士学位。正规的哲学训练于此告一段落。暑期他回斯坦福选修法文，并旁听一科经济学，轻易转到经济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52]他在过去三年已修了不少社会学和心理学科目，再读一些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快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课程，通过面试，经济系博士委员会接纳张荫麟的博士论文提议，于1933年11月授予博士候选人资格，预计一年内完成论文。[53]

虽然转了系，他对哲学的兴趣未减，据贺麟说，他打算在完成哲学硕士学位后，写一本哲学概论，总结他在斯坦福的收获。[54]限于时间，有系统的概论没有写出来，他的哲学观点散见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0月所发表的八篇文章。《传统历史哲学的总结算》是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对目的、进化、循环、唯物等史观的批判，也是初步讨论以哲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尝试。在《道德哲学之根本问题》一文，他以张东荪的《道德哲学》为例，讨论伦理学中“应当”（ought）和“好”（good）的观念，文章提到穆亚（即摩尓）对这两个观念的解释，浅谈即止，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这时，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冯友兰在该刊第一、二期发表《新对话》，假借经学大师朱熹和戴震的交谈，展开一场理学的讨论，张荫麟以《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反对冯友兰“未有飞机以前已有飞机之理”的理学。[55]接着他发表多篇《戴东原乩语选录》，灵感部分来自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语录，部分来自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刚巧这时他把泰勒（Bayard Taylor）的英译《浮士德》翻成中文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连载。[56]在《选录》里，他与戴东原大仙聊天，天南地北，从学术到时事，无所不谈，妙趣横生，于幽默中见哲理。有时他也在谈哲学的短文杂以时评，自成一格，《玩易》便是一例。此外，他还译了一篇罗素的短论，题名《罗素最近的心论》。

1933年的春天，张其昀来信，讨论国情，问及张荫麟在美的学业和未来大计。关于学业，张荫麟回信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57]在张荫麟的学术生命中，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从此定位，此后研究张荫麟学术的学人都引用信中这句话。张云台说他选读哲学，是相当有“战略眼光的”。[58]他在信中提及将来邀约同志共编通史的计划。这时他已萌去意，他告诉张其昀，准备于年底回国。他和女朋友伦慧珠已言归于好[59]，在1933年冬天他匆匆返国，博士论文没有写成，便结束四年的留美生活。

张荫麟准备以历史为专业，回国前他从斯坦福致函老师吴宓，说明归国后希望教历史。吴宓请陈寅恪帮忙，陈去信傅斯年，极力推荐张荫麟，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60]，至今仍为史家津津乐道。

三　归国执教——出入史哲

从1934年到1942年，张荫麟的哲学研究历程进入第三阶段，他史哲双栖，活跃于北平的史学和哲学圈子里，以哲治史，撰写中国通史，但对哲学的兴趣未减。卢沟桥事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辗转西南，一面讲学，一面著作，研究宋史，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国难当前，实行以学术救国。

在北平，张荫麟执教清华母校，由哲学系和历史系合聘专任讲师，在哲学系为三、四年学生授伦理学和英美近代哲学名著选读两科，在历史系为本科及研究生主讲中国学术史，后又开宋史。在北大兼授历史哲学。其时老朋友贺麟早于1931年从柏林回国，在北大讲授西方哲学史，并在清华兼授哲学概论和斯宾诺莎（Spinoza）的哲学。他们一起拜访清华哲学助教张岱年，结交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61]

他和贺麟在1935年4月参加由冯友兰、汤用彤和金岳霖创办的中国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分别在会上宣读论文，贺麟用西方哲学观点分析《宋儒思想方法》，张荫麟刚好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了一篇逻辑学的文章，名为《可能性是什么——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在年会中，他简略地讨论“可能性”的问题。次年4月，在第二届年会中，他宣读一篇短文，名为《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实他在1934至1936年这两年所发表的哲学论文，都是以前研究的成果，对他来说，这时的志业是国史，他在1935年应邀编撰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清华请了假，专心以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编写一本大众化的通史。

通史的编撰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七七”事变后，张荫麟仓促南下，在天目山浙江大学短期讲学，不久他从香港坐船到越南，然后转往云南蒙自，到西南联大销假，仍在历史系和哲学系任教，后随校迁往昆明。课余他研究宋史，写了一篇短文，名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在《新动向》杂志发表。他认为周濂溪的所谓太极，实为粗糙的物理学，而朱熹则以为太极是理，是形而上学。他随手寄了一份文稿给贺麟，贺麟读后，马上写了一文反驳，他以为周朱的太极说，不是理与气的分别，而是一脉相承的演变。辩文写完后，他意犹未尽，在当天的日记加了一条：“论周朱之太极说及其异同，驳斥荫麟浅薄之唯物论，关乎学术前途很大，须存稿也。”[62]虽然二人的哲学思想不合，对他们的友谊没有影响，贺麟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939年春天，张荫麟应邀到重庆政治部工作，初时希望有机会为政府效劳，后来发觉只是闲职，没有作为，便趁这段空闲的日子读了一些陆象山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写了《陆学发微》。过了几个月，他返回昆明。因家庭波折及清华待遇的问题，他在1940年7月离开西南联大，转往遵义浙大任教。[63]

战时百物腾贵，生活艰苦，但张荫麟在遵义的精神生活和学术生活是充实的。他工作认真，很受校长竺可桢和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的器重[64]，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更多方给他帮助和鼓励。他在浙大和谢幼伟重逢，这时谢幼伟在浙大讲授哲学，他们差不多每星期见面，从哲学到社会，无所不谈，趣味相投，引为知己。[65]

他在浙大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三门课程。和学生相处得很好，没有架子，有时还约三五个学生到家里吃饭，畅谈天下事，无拘无束，人也比以前开朗。在遵义他和以前西南联大的学生保持联络，书信往来，指导他们研究历史和哲学。[66]

张荫麟到了遵义不久，张其昀便邀他共商大计，准备建立“思想与时代社”，办一本月刊及出版国史长编丛书，来宣扬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一年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他们的计划终于实现。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石印本于1941年5月由浙大出版。三个月后，《思想与时代》月刊问世，以张荫麟写的“征稿条例”代替发刊辞。[67]

当时抗战进入第四年，民生困苦，政治腐败，一般知识分子陷入清谈的闷局，张荫麟常在他的文章，针对时弊，向社会或当局进言。例如他在《思想与时代》创刊号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刚在法国沦陷区去世的直觉主义大师柏格森（Berg-son，张译为“博格森”）的哲学思想，在文中他对近十余年来我国哲学界所流行的“形式主义”，颇有非议，觉得当前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把握经验世界之真实血肉之哲学”，而柏格森的著作，有其真知灼见，可供参考。[68]

接着他发表《哲学与政治》一文，提出三个哲学修养的标准：理智上彻底诚明的精神，求全的精神，价值意识的锻炼。给当政者一个忠告，哲学如此，政治也应如此。在《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文中，他从比较角度，试解释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他本着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文章救国，事事关心。

张荫麟的生活本来就没有规律，在遵义他更忙个不停，授课、写作、约稿、编辑，有时通宵达旦工作，终于得了肾病。病中仍然不肯休息，有时还向谢幼伟借哲学书看，他对谢说：“看哲学书等如看小说。”[69]他节译泰戈尔在1930年和爱因斯坦的对话，后来又译了一篇关于怀特海（Whitehead）思想的文章，都刊登在《思想与时代》杂志。这时朋友们都为他的健康而担忧，傅斯年来信慰问[70]，贺麟和李埏先后到遵义探望他。张其昀特别安排学生照料他的起居生活。张荫麟病情恶化后，张其昀匆忙乘车到重庆雇请专科医生到遵义，不幸中途覆车，在回程时，他接到消息，张荫麟已于10月24日谢世。[71]学界同仁纷纷惋惜英才的早逝，彗星陨落。

四　张荫麟哲学思维之特点

从清华学校到遵义浙大，张荫麟在他二十年的学术生涯里，离不开史哲的研究。他的志业在国史，著名的作品也在国史，相比之下，他发表的哲学论文不多，没有专著。但他在美国斯坦福学习西方哲学三年，获得硕士学位，哲学基础扎实，回国后他一直在一流大学讲授哲学，在国内哲学界相当活跃。总的来说，他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谢幼伟说得对，在哲学方面，张荫麟不是哲学专家，他的哲学研究有倾向，但没有系统，并不隶属任何学派。[72]五四之后，国人最熟识的西方哲学家要算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由于清华师友的影响，加上他本性独立，不喜跟风随俗，所以他早年独仰慕叔本华和尼采，后来在金岳霖引导之下，心仪摩尓。

留学时期，他喜欢数理逻辑，侧重分析哲学，特别推崇摩尔和布洛德（C.D.Broad）二人的著作。[73]贺麟说他读了不少关于数理逻辑的课程[74]，其实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并不重视数理逻辑，这是张荫麟不满该系原因之一。斯坦福的档案资料也没有他在校修过数理逻辑的纪录。[75]他在1932年春季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只读过一门名为逻辑代数的课，他在这方面的学问，全靠自修，由此可见他对数理逻辑的兴趣和恒心。

张荫麟不但对杜威的学说没有兴趣，更反对他的心理逻辑。[76]出于经济原因，他就读斯坦福，跟杜威的大弟子史阿特学习三年，在其指导下，熟读杜威的著作，研究他的伦理观。现在看来，史阿特对张荫麟在学术上的影响，可说微乎其微。张荫麟毕业后从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杜威学说的论文，甚至在讨论伦理学的文章里，也不介绍杜威的观点。[77]晚年在遵义，有一次谢幼伟出示他写的《杜威的逻辑》书评，文中提及杜威否认逻辑形式为先在，并以为逻辑形式不外探究历程中所发现的条件而加以组织，读到这里，张荫麟坦率地否定杜威的观点，打趣地说：“杜威真老糊涂矣！”[78]反之，他到最后的日子，仍念念不忘摩尓的著作，希望将来能够抽空把《伦理学》（Ethics）译为中文出版[79]，十多年来他的哲学倾向依旧，丝毫没有改变。

谢幼伟说，张荫麟在西南联大曾授逻辑一科，据他所知，张的逻辑主张倾向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脉相承的形式逻辑，他对现代数理逻辑很有研究，但反对黑格尔的玄学逻辑或辩证法。[80]这就是张荫麟和贺麟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所在。贺麟早年醉心黑格尔学说，他从奥柏林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再转往哈佛大学，摆脱杜威一派的影响，专心研究，最后终于转到黑格尔的故乡，进入柏林大学学习。[81]在哈佛时，贺麟比较朱熹和黑格尔的太极说，讨论朱熹心理合一之道，触发贺、张二人的争辩。平心而论，张的哲学有唯物的倾向，这个争辩延续多年，两人的哲学观点不同，各持己见，没有妥协的余地。

除了和贺麟争辩外，张荫麟从没有著文批判其他学派，所以谢幼伟说，他不是唯心论的敌人。[82]谢幼伟在张的遗作中找到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名为《心物论》，文中显示张的思路已变，他赞成的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谢幼伟推想他晚年走的是康德的旧路，他的思想倾向近乎“心物二元论”[83]，但该文已散佚，难做定论。

到底张荫麟的哲学观有没有影响他在哲学方面的教学？这是个有趣而微妙的问题。据管佩韦的回忆，他当年在遵义浙大选修历史哲学课，张氏对西方各种历史观点，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一介绍，还重点讲授19世纪英国早期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博克尓（H.T.Buckle）的史学观点，指出博克尔开始注意到历史的规律性，并主张“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84]可以说，他讲授一般普通哲学科目时，他的哲学观对教学的影响不大。

但当他指导学生研究哲学时，影响还是有的。这点可以从他致学生的一封信里看出来。他在信中指导李埏：“如欲读哲学书，可先读休谟（Hume）之论人性及悟性两书。次读格林（T.R.Green）对休谟之批评。如读此三书而通其意，则于西洋哲学已得门径矣。近人哲学概论一类书不必看也。”[85]休谟是18世纪英国实验主义的健将，他在两书中力斥以神学和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伦理学，他以为“善”“恶”和“道德”的概念，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是人们感情的产物，而道德的发展和功利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直觉论”“功利说”和“怀疑论”影响一代英国的伦理学家。[86]格林是19世纪末期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奠基者，他引入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观，把道德关系的问题置入社会架构中，对以休谟为首的经验主义论进行彻底的批判。[87]这三本书其实不易读，若能通其意，已掌握近代英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了解摩尓伦理观兴起的背景。张荫麟信中还清楚指示读哲学的要诀：读书贵精不贵多，首重分析与悟理。[88]说来有点讽刺，他在美国的高等学府接受哲学训练，但他主要的兴趣还是英国的思想潮流。

综观张荫麟的哲学著作，每期都有其特色。清华期以翻译为主，斯坦福期间除了翻译外，他开始用西方哲学观点写书评，并撰写幽默的哲学对话录。回国后初时写一些讨论哲学问题的短文，在遵义的两年半最具创作力，作品渐趋成熟。谢幼伟推崇他在《论哲学修养》一文中提出的诚明和求全的精神，他在数理逻辑论文里阐释同一律的创见，和他的天人合一的宗教观，认为这都是张荫麟在哲学方面的贡献。[89]但《哲学与政治》只是一篇短文，《说同一》是未完成的遗作，而关于他宗教观的文字，竟是刊登在《益世报》的《宗教精神与抗建事业》一文被编辑抽去的一段，寥寥数行，只有谢幼伟和编辑及有关人士看过，流传不广，并不足以代表他的哲学贡献。可以说，这些著作标志着一个创作时期的开始，但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一切创作随之结束，实在可惜。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在伦理学、翻译、历史哲学和以哲学治史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学术上的贡献。

在伦理学方面，他熟读杜威和摩尔的著作，下过一番苦功写硕士论文，这是他在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学习三年的结晶。从他硕士毕业到今天，已过八十多年，在这段时间，还没有其他学者同样比较过杜威和摩尔的伦理观。毋庸置疑，他是伦理学家，可惜始终没有机会整理论文出版，结果在战乱中遗失，谢幼伟在战后也找不到。我们终于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发掘出来，重新认识张荫麟的伦理学修养，此后再不能忽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说到翻译，无可否认，张荫麟在介绍西方哲学，尤其是斯宾格勒的思想，有一定的贡献。他师承吴宓，加上在美三年严格的哲学训练，翻译水平已臻信、达、雅的境界。据谢幼伟说，张荫麟对于西方哲学名词的中译，有他的意见。他认为译名须恰切，不能丧失原意，最好和本土哲学有联谊。举一个例，唯心的“唯”字，有“只此无他”的意义，有“排斥或独占”的意义，跟唯心或唯物的应有意义不符。实际唯心论并不完全否认物的存在，避免误解，他主张把唯心论译为心宗，唯物论译为物宗，心宗、物宗和佛典上法相宗、法性宗等名词有联谊，他的翻译心得，可供参考。[90]

至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张荫麟很早在这方面取得成就，享有盛名。王晴佳以为：“他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不但比梁启超、胡适等人高一个层次，而且和他同样留学美国，也对历史哲学有兴趣的罗家伦相比，显得更深入。”[91]其中原因很多，除了外文修养、全面的欧洲史和西方哲学的训练、个人的学习心得外，主要的是他的专一研究精神。他从西方史学方法入手，转到哲学，研究各家史观的哲理，取长补短，尝试建立一套用来编写通史的理论。

他在清华时期已熟悉西方史学方法，引法国史家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的理论，指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误用“默证”，因而一举成名。[92]在斯坦福时期，他的一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检讨五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律、历史“辩证法”、演化史观和文化变迁之因果律，详加批判，并比较其长短，尽显他在历史哲学研究的功力。等到抗战期间，他写成《通史方法略论》，在《益世报》发表，后题名“自序”收入重庆青年书店版《中国史纲》。文中讨论五个“笔削”的标准：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他又提出贯通历史的四个范畴：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而后者又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Teleological Development），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矛盾的发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其见识的广博，使人耳目一新。许冠三觉得张荫麟所“发明”的通史取材原理，是他对新史学最具体而最重大的贡献。[93]尽管理论完美，但他在通史的写作，很多时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没能同时兼顾多个范畴，致有“眼高手低”之评。[94]其实新通史的写作是一种尝试，很多方面有待改进，可惜天不假年，没有给他机会重写。他的贡献不是“发明”而是“创新”，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启发下一代的史学家从事新通史的编撰。

差不多所有讨论张荫麟史学的文章，都提到他以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史学的特点。在广义上，张荫麟的治史方法类似跨学科研究。早在1928年，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介绍色诺波的著作《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Charles Seignobos, 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s Sociales），并探讨史学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95]再经傅斯年和姚从吾等史家先后提倡，跨学科研究已成一种新的趋向。在这方面张荫麟走的路比较迂回，他从哲学转到社会科学，斯坦福四年给他打下扎实的基础，他掌握多种学科，包括欧洲史、欧美哲学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融会贯通，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例如他用阶级制度分析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孔子和墨子的道德思想，用社会经济解释战国时期的变迁。到后来，他的作品更趋成熟，发表连串拓荒之作，如《宋初王小波李顺之乱》《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两宋初年的均富思想》等论文，把宋史研究带到新的领域。可以说，他以哲学和社会学治国史，其贡献在推广跨学科研究，提高学术水平。

※※※

由此看来，无论是研究张荫麟哲学或史学的学者，都不能不读他的哲学论著。编者有见及此，特别搜罗他的哲学论文三十七篇，结集成书，以供参考。

全书分上编和下编，上编所收论文分三部，第一部是哲学研究，包括书评、小传、思想简介、哲理小品，按文章的出版日期次序排列。第二部是哲理式对话录，共收七篇。无论在体裁、内容或风格上，对话录跟其他哲学文章完全不同，所以自成一部。第三部是翻译，共收六篇。张荫麟说他的译文是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胡适觉得他的话不确切，还指出他的译文有些句子不通，通与不通，见仁见智，又是观点问题。[96]下篇是专论，主要是他的硕士论文，英文原著，今请得劳悦强教授中译全文。劳教授专攻中西哲学思想，亦长于翻译，他在这方面的功力，不逊张荫麟。他对西方哲学名词的翻译，有其主张，自成一格，可参考译者附记。

这部文存是张荫麟研究三部曲之一。笔者和李欣荣教授合作多年，计划出版张荫麟研究三种，一为纪念文集《天才的史学家——回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师友丛书”之一。一为《张荫麟全集》，共三卷。二者先后由清华大学出版。[97]本书的问世，北大出版社前任编辑岳秀坤和现任编辑吴敏出力至多，功不可没，特此致谢。如果没有下列各专家和学者的帮助，恐怕本文存今天仍无缘和读者见面。感谢李朝津和黄文德多年来在台北不遗余力帮助编者收集有关张荫麟的论文和资料，李欣荣转来张荫麟致容庚及李埏的书信，并在北大图书馆收集张氏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张瑞德在台湾“中研院”向编者提示张荫麟硕士论文的下落，斯坦福大学档案馆参考部主任Polly Armstrong给我找到及影印张荫麟的硕士论文，特别档案主任Patricia White提供中国留学生资料，馆长Margaret Kim-ball提供张荫麟的学业档案，并授权出版中译论文。斯坦福大学哲学系Tanner图书馆主任Evelyn McMillan提供哲学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课程和张荫麟的导师Henry Stuart及Harold Brown小传。此外，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图书馆参考部主任Larry Schwartz助我翻查有关杜威及摩尔的研究资料，哲学系Tracy Scholl和Chang Seong Hong教授指导我解读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劳悦强翻译硕士论文，谨此一并致谢。限于水平，深知哲学论著的收集，尚有遗漏，文章的分类及硕士论文的中译，可商榷的地方不少，敬请海内外高明，不吝赐教，是为序。

陈润成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史学工作室

2008年8月初稿

2010年7月再稿

2018年5月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