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而后行——大学管理研究入门

钱锺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对于学科间的门户之争有一段入木三分的刻画：“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按说少年轻狂，本不足为奇，大学生初入学门，个个自认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实属情有可原。只是当学科之间的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在学界成为共识，成为学科间文人相轻的依据，个中原因就值得深究了。

在此，钱先生的幽默可以暂且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教育系的先生得不到其他学科的尊重，连他们的学生都不以为意呢？我们不妨作两个极端的假设：其一，教育系先生的学问过于浅显，连引车卖浆之流都明白；其二，教育系先生的学问过于深奥，连学界同行都难以明白。支持前者的证据是，谈到教育问题，街头巷尾的侃爷们、口若悬河的出租车司机们，甚至理发店的剃头师傅们，个个是专家，而且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无所不通，这让那些皓首穷经的教育学者们情何以堪！支持后者的证据可以引述一位教育研究者在参与学校管理四年后所写的心得体会。[1]此公为当代教育研究的现状总结了六大症结：结论复杂、自相矛盾、论题猥琐、不接地气、用心不专、有悖常理。

反观其他学科，当理科的先生们对于自然现象进行描述时，当文学系和哲学系的先生们对艺术与人生进行解读时，人们或接受，或欣赏，或沉默，却很少反驳，因为他们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难以表达的情感往往心存敬畏。教育则不同，它有点像马克·吐温口中的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天气，但没人做任何事来改变它。”正因为人人都懂一点教育，而且都能谈论教育，所以教育系的先生们在做学问时若止于描述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过于浅显。又因为教育研究的实践性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提供某种实践性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必须经过科学求证，于是当他们用某些术语来表述专家意见时，便会招致包括他们学生在内的所有人的冷嘲热讽，被视为故弄玄虚。事实上，教育系的先生们做学问，其动因与其他传统学科确有不同：理科、文学或哲学偏向“知”，而教育则偏向“行”；前者较多基础研究，后者注重应用研究。天长日久，大众对于这两类学者的期待值亦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前者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后者除了解释而外还需改造世界。但由于教育如同天气，人人可以谈论，个个经历丰富，因而研究学者们假如不能开出一些改天换地的处方，便会遭他人白眼；开出处方的，也未必受到尊敬，因为各人心中早有了自以为是的处方。

以上这番略带苦涩的思辨不是为教育学者的无为开脱，而是为本书即将展开的讨论作一个铺垫。其实，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早已超越了钱先生的年代，所以今天的大学里谁要是瞧不起教育系的学生，还得细分是教育学还是教育管理学，是课程研究还是教育心理，等等。因为本书的课题有关大学管理决策与高等教育研究，我们姑且在此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教育决策研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管理决策。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但需要谈论“天气”，而且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它。为此我们还要为自己追加一层限定：我们要改变的不是“天气”本身，而是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天气状况。

如此界定研究环境，其目的是希望教育学者们能够轻装上阵，不再为学科间的歧见所困扰。首先，他们在“下海”从事教育决策研究之前必须具备一点阿Q精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其次，他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因而不再与他人比拼思想的深刻或情感的丰富，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上。再次，他们必须懂得放弃。正如天气背后有许多关于大自然的奥秘，但气象学家只能将重点放在研究天气情况及其变化规律以对天气作出准确的预报，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同理，教育背后也有许多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奥秘，但探索这些奥秘是生理学家、医学家或心理学家的工作。大学管理研究的重点在于学校的日常运作，研究者应当关注的是“How”，而非“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