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与挫折

社会心理学有丰富的思想来源，有相对良好的开端，又有一段颇具活力的成年史。到20世纪6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从而左右着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进路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增长的方向的各主要理论流派也已基本成型。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却并不是自始至终都那么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择其大者而言，它自身发展方向和研究模式上的问题造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则又使它在苏联与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只要考察一下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对整个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有个大体的了解。这是因为，如上所述，欧洲尽管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源地，但是像其他许多门类的社会科学一样，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大本营也逐渐地移到了美国。经过20世纪初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中心两次从欧洲向美国的迁移，社会心理学在它的诞生之地反而渐趋式微了。特别是第二次迁移，由于欧洲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为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而纷纷逃亡美国，因而它事实上是包括思想和产生这些思想的思想家在内的一次彻底的“搬迁”。欧洲老家的家底空了。社会心理学“开始成为美国的特产”。因此，当二战结束，欧洲社会心理学因美国的影响而重建时，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特殊翻版”。西方事实上也便只存在一种模式的社会心理学，那就是“美国式的社会心理学”。

前面已经指出，美国社会心理学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已经出现了一派繁荣鼎盛的局面：从出版物到研究队伍，从研究手段到研究资金都是一片兴旺景象，社会上一般公众对这门学科也寄予了厚望，社会心理学家们自己也都一个个踌躇满志。但这都是表面现象，危机早已在下面潜伏着，只是人们一时还觉察不到而已。因此，当伯克威茨率先猛然以严峻的口气指出：“据我看来，社会心理学现在正处于一个危机时期。……我们似乎对我们的研究和理论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和所要应用的模型方面，有点完全不知所措。要去估量和看一看我们此刻的处境和我们应当走的方向，的确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并且紧接着斯维尔曼(J.Silvermen)以更激烈的言辞在《美国心理学家》上撰文批评美国社会心理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一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

要否认刚刚还引以为豪的表面繁荣和良好的自我感觉来承认危机不免有些尴尬和难堪，但是，危机的存在实际上是无可讳言的。如果说，一门科学的生命力，包括它在公众中的信誉至少一半要取决于它对现实社会的干预能力的话，那么，美国社会心理学危机的症状正在于此。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危机，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越战运动以及以“全球大造反”为标志的青年运动此起彼伏。久已对社会心理学抱有很高期望的人们此时自然期望它能够对解决这种社会危机有所作为，许多人呼吁社会心理学家“应该走上街头，迅速解决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但是，面对严峻的现实，平时在实验室中像魔术师一般神通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此时却变得不知所措，一筹莫展。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不过，这只是危机的征候和表现，不是结果，如果要想走出危机，变危机为转机，则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找出危机的成因。对此，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而总结他们所反思的病因，则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的偏见。霍根和埃默勒指出，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心理学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它们渗透到研究的各个侧面，在任何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便是使美国社会心理学成为F．萨普辛所说的产生和服务于“男性统治的、清教伦理的、中产阶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的需要的社会心理学。

第二，研究取向问题。自从1924年F.H．奥尔波特的教科书奠定了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之后，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一直在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其间，虽然勒温于1945年所提出的要“把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整合进一门社会科学”的倡言也曾激发过一些学者的热情，但是整合的宏愿毕竟没有达成。相反，二战以后，社会心理学反而进一步分化。心理学取向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依然是主流，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心理人类学、精神分析、现象社会学则成为旁流，以至于人们一提到社会心理学便等同于心理学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这种研究取向与意识形态的偏见相呼应，形成和加强了美国社会心理学以个体为中心的倾向，而“降低或者忽视了被试作为其成员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忽视了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即使是社会学的取向，也往往只注意微观的人际关系，而无视决定这人际关系的宏观的社会关系。

第三，和心理学取向占主导地位相关联，是研究方法的问题。虽然实验法的应用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为社会心理学以一门科学的形象立足于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当道盛行的美国铺平了道路，但它也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实验室的配备破坏了自然的情境，随意组成的被试群体与现实群体有很大的差异，由这样的实验得来的结论和实际情形有多少相关其实很令人怀疑。用墨菲的话来说：“从实验室中的‘社会助长’问题研究到理解校园内的动机或国际的仇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第四，是理论和实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裂脱节问题。而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又紧密相连：在实验室中产生的知识最终也无法走出实验室。如前所述，勒温曾经倡导并身体力行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但是正如他的学生道奇所指出的那样：在勒温去世后，他的学生李比特代表了社会心理学应用的一面，而费斯汀格则代表了严格实验和理论的一面，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两者存在着分裂和抵触。而且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压制了前者。而显然的是，离开了理论的应用和离开了应用的理论都无法很好地回答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理论或者变为智力游戏，或者过上寂寞生活，应用则流于零打碎敲。

以上是人们所分析的造成美国社会心理学危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不过，从中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实质，那就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失去了社会性，换句话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极度繁荣的，但其知识体系却产生于“真空”之中，与现实失去了联系。它“过于注重个体及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却忽略了从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研究人的行为。这使社会心理学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及其客观因素”。而这种和现实的脱节首先发生在研究的内容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使学者们一个个走入象牙塔去从事所谓的“纯研究”，而不像在二战期间或是以前那样，学者们在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的驱使下纷纷走上社会，于是社会心理学遂成为纯粹是大学课堂内的东西，成为抽象之物。恰如美国学者卡尔·拉塔纳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不仅仅在于实验方法的人为性，而更在于就心理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是抽象的。事实上，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实验室实验、心理学取向这种方法上的问题导致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脱离现实，而是恰恰相反，实验室实验、心理学取向等等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抽象问题的结果。只是这种问题在相对稳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显示不出来，只有到了社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才会显现。

而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弊病也正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弊病，因为如前所述，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只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特殊的翻版。而且，考虑到文化差异，欧洲社会心理学脱离现实的情形可能更严重。因为，如果说美国式的社会心理学相对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文化背景尚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话，那么，当它被移植到欧洲后，就完全脱离现实社会了。

二、社会心理学在苏联和中国的挫折

如果说，社会心理学在西方的危机主要是由自身发展方向和研究模式的失误造成的话，那么，它在苏联和中国的挫折则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横加干扰造成的。

在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可谓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历程。早年，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直接论述过社会心理学的问题，分析了社会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社会心理学的实质和作用，指出，如果对社会心理学没有精深的研究和了解，要想对意识形态、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提出了要建立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思想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这些思想的推动下，十月革命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学术界曾热烈讨论过诸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范畴、特点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任务等许多问题。当时的各主要心理学派别，如传统心理学的维护者、反射学派、反应学派、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等都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心理学观点。一些人主张社会心理学应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另一些人主张应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并试图使该学科更接近生物学。有的学者还研究了苏联特有的社会心理问题，如社会主义竞赛、集体社会心理现象等，B.M．别赫捷列夫还出版了《集体反射学》专著。

这本是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极左路线开始冲击社会心理学。1936年7月，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人民委员会系统中儿童学的谬论的决定》，“儿童学”受到激烈批判，社会心理学根据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从此被打入了“冷宫”。苏联心理学界当时最大的权威鲁宾斯坦也跟着全盘否定社会心理学，认为所谓社会心理学“实质上不是别的，而是使社会学心理学化亦即把唯心主义搬运到研究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来”。他认为，主张建立社会心理学就是企图用它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取消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下统治了苏联学界达二十余年。直到1959年，列宁格勒大学(现已改名为圣彼得堡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科瓦列夫等人才对此提出反驳。发表在该校学报的题为“论社会心理学”的文章中，他们有力地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各种对社会心理学的错误观念，由此引发了当时苏联学术界围绕着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一场大辩论。但是一直到1962年，在列宁格勒由苏联科学院、苏联医学科学院、苏联教育科学院和苏联高教部联合召开的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联席会议上，以及紧接着在1963年的苏联心理学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社会心理学的错误观念才算基本得到澄清，苏联的社会心理学才又基本走上正轨。

社会心理学在我国的情形大体与在苏联的情形相似。1949年以前，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是清末随着西学东渐而从西方引进的。不过严格说来，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法、英、美等国的社会心理学的各种重要著作。如黎朋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F.H．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此外，我国学者还联系我国实际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如陆志韦的《社会心理学新论》、高觉敷的《群众心理学》、陈东原的《群众心理ABC》、张九如的《群众心理和群众领域》，尤其是潘菽的《社会的心理》一书，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最好的社会心理学著作。20世纪40年代，我国社会心理学还围绕抗战的课题开展研究。1942年，成立了中国心理建设学会，并提出了八大心理建设任务，即：(1)敌忾同仇，坚定必胜心理；(2)振衰起弊，坚定复兴心理；(3)遵守纪律，坚定自尊心理；(4)惜物节约，坚定俭朴心理；(5)吃苦耐劳，坚定力行心理；(6)崇尚气节，坚定正直心理；(7)精诚团结，坚定互助心理；(8)保卫中华，坚定民族心理。随后，自1929年就开始在中央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课程的孙本文出版了《社会心理学》(1946)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册6编30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和现代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作了较系统的介绍评论，成为当时中国比较全面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还有张耀翔对迷信的研究、陈鹤琴对婚姻问题的研究、肖孝嵘对民族心理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1949年以后，挫折来临了。本来新的政权的建立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为社会心理学带来极有利的发展机会，马克思主义则给改造旧的社会心理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社会心理学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武器。然而，由于在各个领域中都片面学习苏联，社会心理学在我国也开始长期被列入“禁区”，到“文革”期间，整个心理学都被极左路线打成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更不用说社会心理学了。直到“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心理学才像心理学、社会学一样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回顾社会心理学诞生、成长、危机与挫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只要社会心理学者们真正面对社会现实，不回避社会向他们提出的现实问题，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职责，那么，它就能健康地发展；而如果学者们屈从于自己在象牙塔中从事“纯粹研究”的“高级趣味”，脱离了现实社会，或者，外界的力量(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不顾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强迫学者放弃他的社会职责，那么，它的发展就会出现危机和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