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如下：区域经济及工业空间分布出现了从聚集到扩散的新变化；区域经济转型带来了服务业的集中；东部地区获得了政策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支撑，而中西部地区得益于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的新的空间均衡正在形成。

(一) 区域经济的多支点格局逐渐明显

中国区域经济从聚集到扩散，在区域空间上逐步均衡。相对均衡的区域空间结构需要多个战略支点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战略支点主要有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中部崛起促进了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西部大开发也形成了若干新的战略支点，主要有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均衡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面积的城市地区形成，更多的战略支点可能会出现。北部湾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东北中部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等都可以形成新的战略支点。

为什么会涌现出一系列的支点地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全国统一大市场逐渐形成，经济日趋“全国化”，各地区普遍获得发展，国家的经济不仅需要北京和上海等少数增长极，而且需要更能支撑地区发展的增长极。多支点的出现使新发展的区域有机会进入国家发展的核心区域，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源，同时也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城市群实力的增强使得城市群所在地区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支点。

产业转移的加速使建设新的支点成为可能。影响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变化主要是产业的转移，确切地讲，是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工业由东部地区向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家工信部专门出台过《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受到工业分布的影响，呈现出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相一致的方向性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各种经济要素和工业活动高度在东部地区聚集的趋势，逐步转变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群和非城市群的广域城市。

(二) 经济带建设提速，次级区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13年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就是经济带建设的思路变得明确了。目前已经形成或重点打造的国家级经济带主要有环渤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环渤海经济带处于东部地区，贯通南北，连接陆海，总人口为2.5亿人，其GDP以及投资、消费、进出口等主要指标都约占全国的1/4，作用独特，区位优越，基础雄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是中国经济最有潜力的新增长极之一。

构建环渤海经济带，应明确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个重点，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区域间对接。大力推动改革创新，着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区域合作步伐，构建区域合作发展的协调机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取得更大进展。

长江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8%，人口占全国的36%,GDP占全国的37%，“长江是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如下：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依托这四个定位，最终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成新的支撑带。而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使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巩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总人口为30亿人，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呼之欲出，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加速推进之际，“升级版”的西部大开发规划正在加紧研究和编制。未来西部大开发将结合中央高层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概念，提出加快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关中—天水经济区升级建设、加快支援新疆建设、做好西部沿边金融特区建设等方面的战略。西部内陆省（市、区)将迎来“升级版”向西开发开放的机遇。

在前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后，新疆、陕西、甘肃等纷纷开始研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其中新疆发改委成立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促进新疆对外开放课题组，对新疆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战略重点、战略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研究。陕西则提出要发挥西安国际港务区、综合保税区等的作用，为促进欧亚地区的合作和新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交流创造条件，并提出要建立省市联动协调机制、加强与国家战略的对接，把陕西打造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甘肃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进行了多地调研。

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经济带还将有如下几个。

(1)东南沿海经济带。随着沪深高铁的全线贯通，在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粤港澳自贸区等的作用下，一个新的经济带或将出现。

(2)珠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整个西江流域将以一个经济整体的面貌出现，珠三角是这一经济带的龙头。

(3)东北中部经济带。东北中部经济带从黑龙江北部一直到辽东半岛，是一个纵贯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带。

(4)黄河经济带。黄河经济带包括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黄河经济带东到黄海，西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的经济脊梁。

(5)长城经济带。长城经济带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将在中国的内陆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带。

(三) 城市群支撑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不久前，国家公布了新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其中规划了21个城市群。我们认为，真正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支撑作用的是十大城市群。在2000—2011年这12年间，中国十大城市群在经济总体规模上翻了四番，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远高于同期全国GDP的年均增速，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见表3—1）。

新经济地理学已诞生了二十余年，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大量的文献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研究空间经济。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证价值，为我们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提供了很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目前新经济地理学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例如，如果把新经济地理学运用到发达经济体中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聚集，那么就不符合现实，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聚集程度正逐渐下降（Krugman, 2011)。新经济地理学常常把地理空间和区位看做普通的两个点，这一做法遭到了经济地理学家的批评（Garretsen and Martin,2010)。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难道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

全球化引起制造业外包增加，这一趋势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正承受着来自制造业的冲击。当我们研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空间经济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经济体的空间经济格局与1900年发达国家的空间经济格局如出一辙（Krugman,2011)。这些新兴经济体制造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为验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提供了新的案例。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聚集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Fujita和Hu利用中国1985—1994年的数据验证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同样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巴西和其他一些新兴国家中。Fally等（2010)的研究发现，市场大小和与海外的接近程度对巴西的工资差异也有很大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理本身对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影响。区域位置和区域大小对经济活动的布局有影响（Golubchikov, 2006)。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一体化能够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地理格局，以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强调自我强化机制对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影响，现在我们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来解释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建立在简单的两区域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正如Fujita和Mori（2005)所阐述的那样，必须超越简单的两区域模型，使用非对称的贸易和地理格局的模型来实现更大的现实意义。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尝试运用了多区域模型（Monfort and Nicolini,2000;Paluzie,2001)，但是，他们很少讨论非对称地理格局（非对称的区域位置和区域大小)的情况。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释了聚集存在的原因，但是没有说明经济活动聚集在什么地方。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以往学者研究贸易政策对一国内部地理格局的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对称地理结构进行分析；另一类是基于非对称地理结构进行分析。

1．基于对称地理结构

Krugman和Elizondo（1996）将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扩展到了两国三区域，开创性地把国际贸易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该模型包括国内两个相同的区域和一个海外市场，通过模拟的方法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容易引起区域的趋异，一个开放的国家容易引起区域的趋同，这一结论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相符合。该结论也与Behrens（2007）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即贸易开放能够引起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分散布局，但是Behrens的研究框架与传统的模型框架是不同的，Behrens引入了OTT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能够得到解析解。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得到了相反的结论。Paluzie（2001）通过两国三区域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贸易一体化扩大了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差异。Behrens（2011）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向我们说明了区域差异与贸易成本（一国内部的区域贸易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之间复杂的关系。在Behrens的模型中，每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是属于对称地理结构的。

2．基于非对称地理结构

上文所介绍的研究都是基于对称地理结构来考察贸易政策对一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但是这一假设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不论是区位还是要素禀赋都不是完全对称的，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学者把非对称的地理结构纳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Alonso Villar（1999）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了模型中，但是Alonso Villar没有探讨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是怎么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Brulhart等（2004）、Crozet和Koenig（2004）把门户区域纳入模型中，其研究结果显示，国内区域的聚集依赖于贸易一体化，但是其模型忽略了一国内部的贸易成本。Behrens等（2006）基于OTT的分析框架考察了贸易成本和国内运输成本的综合影响，虽然成功地解析了区位优势的影响，但是其模型没有考虑区域的大小，也就是没有考虑市场潜力的影响。Zeng和Zhao（2010）基于区域大小的非对称性，利用两国四区域模型分析了区域差异（国家差异）与贸易成本的关系，但是其模型没有考虑区域位置的非对称性的影响。

在本章中，我们把区位优势和区域大小（市场潜力)都纳入模型中，这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成为我国开放的前哨，区位优势明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批准了一批内陆开放城市，2012年国家又批准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内陆地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在此我们分两步进行讨论：第一步首先利用数理模型模拟沿海开放使中国内陆和沿海的区域差距扩大，人口和资本不断向沿海地区流动；第二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区域差异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