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太阴阳明论》云：“阳道实，阴道虚。”道，即规律。从阴阳的基本属性来看，此语概括出了阴阳的基本内涵，即凡属于阳的事物，皆有充实、满盛、向上、向外的特点；而属于阴的事物，则有柔弱、不足、向下、向内的特点。元代朱震亨《格致余论》云：“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于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也。”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即以“阳道实，阴道虚”等论述为立论依据，认为自然界有“阳道实，阴道虚”的规律，运用“天人相应”之理，以日恒圆、月常缺的自然现象，类比人体的阴阳消长规律，同时分析了人类生、长、壮、老过程中阴阳盈亏的状况，以及“人欲”引致相火妄动（阳有余）的事实，指出阴精难成易亏（阴不足）、相火易于妄动，是发病的关键。明代张介宾则认为“阳非有余”，重视阳气，《大宝论》有云“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即应遵循天地“阳道实，阴道虚”自然的规律，谨防其阳气不足。明代马莳从经脉之气解，云：“人与天地相参，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内主包于天。人身六阳气，犹天气也，主运于外；人身六阴气，犹地气也，主运于内。阳运于外者为实，阴运于内者为虚。”亦有道理。

根据“阳道实，阴道虚”中所论述的阴阳基本内涵，后世医家又结合临床而多有发挥。

第一，以脏腑病变而言，说明人体脏腑的生理特性与病理演变规律。五脏属阴，主化生、贮藏精气，藏而不泻，静而“主内”，易于耗伤故多不足；六腑属阳，主传化水谷，泻而不藏，动而“主外”，易于积滞，故多有余。故脏病多虚，腑病多实。临证时，在诊断上，虚证多责之于五脏，实证多责之于六腑；在治疗上，五脏病应以补益为主，六腑病应以泻实为主。

第二，以邪气侵犯而言。虚邪贼风为外邪，性质属阳，易伤阳经，致病多为邪实证；饮食不节，起居不时为内因所伤，性质属阴，易伤阴经，致病多为正虚证。明代张介宾曰：“阳刚阴柔也。又外邪多有余，故阳道实；内伤多不足，故阴道虚。”

第三，以脾胃病变而言。阳明之病，易伤津液，多从燥化、热化，故以热证、实证多见；太阴病多虚，寒湿不化，故以虚证、寒证多见。正因为脾病多虚，胃病多实，故中焦之病有“阳明多实，太阴多虚”“实则阳明，虚则太阴”之说。如在临床上，太阴脾之病症多见脾气虚，动力不足，运化无力，水谷不化的纳呆、神疲、倦怠等虚证和脾阳不足，不能气化升清和温运水湿而致的泄泻、小便不利、水肿等虚实夹杂证。阳明胃之病症则多见胃家(胃与大肠)实的脘闷、腹胀而痛、拒按，或嗳腐吞酸、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等症。以此理论指导临床，治疗脾胃之病，实证多从阳明而泻，虚证多从太阴而补。虽然胃病亦有虚证，但治疗时也多从脾而补，如理中汤为治疗胃中虚寒而设，但方中之药，人参、干姜、白术、甘草，多为补脾之品；脾病亦有实证，但治疗却往往从泻胃着手，如泻黄散虽为泻脾热而设，但方中清热之石膏、栀子均为泻胃热之品。

值得说明的是，从原文语境看，《素问·太阴阳明论》开篇云：“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愿闻其异状也。”从而引出了“阳道实，阴道虚”这一重要的理论，实则是用“阳道实，阴道虚”来阐发脾胃的阴阳表里相合思想。对于脾胃相合理论，清代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中结合临床进行了很好的发挥，其云：“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其所著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汤，诚补前人之未备。察其立方之意，因以内伤劳倦为主，又因脾乃太阴湿土，且世人胃阳衰者居多，故用参芪以补中，以二术以温燥，升柴升下陷之清阳，陈皮木香理中宫之气滞，脾胃合治……盖东垣之法，不过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耳……今观叶氏之书，始知脾胃当分析而论。盖胃属戊土，脾属己土，戊阳己阴，阴阳之性有别也。脏宜藏，腑宜通，脏腑之体用各殊也。若脾阳不足，胃有寒湿，一脏一腑，皆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则当遵叶氏养胃阴之法。观其立论云：‘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又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大升阳气，其治在脾。’此种议论，实超出千古。故凡遇禀质木火之体，患燥热之证，或病后热伤肺胃津液，以致虚痞不食，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燥熇热，便不通爽，此九窍不和，都属胃病也，岂可以芪术升柴治之乎？故先生必用降胃之法。所谓‘胃宜降则和’者，非用辛开苦降，亦非苦寒下夺，以损胃气，不过甘平或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而已矣。”“总之，脾胃之病，虚实、寒热、宜燥、宜润，固当详辨，其于升降二字，尤为紧要。盖脾气下陷固病，即使不陷，而但不健运，已病矣。胃气上逆固病，即不上逆，但不通降，亦病矣。”治疗脾胃病从东垣升脾阳举陷，到清代叶天士养胃阴助胃通降，始终围绕着脾胃感受邪气后的病理特点而谈，即脾多虚证，胃多实证。

《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明代张介宾曰：“物之根于中者，以神为主，而其知觉运动，即神机之所发也；物之根于外者，必假外气以成立，而其生长收藏，即气化之所立也。”历代注家多从动物、植物分别予以释解，认为动物以神为主宰，依靠的是饮食呼吸之出入，故出入废则神机化灭而动者息也；植物以外气为主宰，依靠的是气之升降，故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而植者败矣。实则我们认为，动物是以神为主宰，但也依赖“气立”，其精气运动有出入，亦有升降；植物之精气运动有升降，亦有出入，理解不可过于拘泥而片面。神机与气立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揭示了生命体生化运动及其内外环境整体联系的两个重要的方面。

所谓“神机”，相对于“气立”而言，主要指神对生命体内气化活动的调控与主宰。机，即关键，如扳机。如明代张介宾注曰：“凡物之动者，血气之属也，皆生气根于身之中，以神为生死之主，故曰神机。”故神昌则生命活动旺盛，“神去则机息”。由此可见，作为“根于中者”的神机，是生命存在的内在根据，是生命之所以能存在的根本，即生命体的生命力。它通过有组织、有目的的自我调控和运动，实现了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同时在“气立”过程的协助下，维持着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同时，它也是区别动物与植物、动物之间不同种属的关键所在。另外，神机的自我调控能力，也是中医治疗赖以奏效的内在根据。《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神不使也。”即脏腑气血竭绝，神机衰败，则任何正确的治疗技术也将无能为力。明代张介宾注曰：“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故施治于外，则神应于中，使之升则升，使之降则降，是其神之可使也。若以药剂治其内而脏气不应，针艾治其外而经气不应，此其神气已去，则无可使矣，虽竭力治之，终成虚废已尔，是即所谓神不使也。”可见，“神应于中”是治疗的关键，神之“使”与“不使”是治疗获效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气立”，主要指生命体与自然环境之间“气”的交流与转化，也可以说，是生命体与外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活动，是生命体赖以生存的条件。《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即阐明了其重要性。由于外环境中存在着生命赖以存活的自然条件，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故称“气立”为生命体“根于外者”。人体的气立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命体有选择地摄入外界的物质，如“五谷”“五畜”“五菜”“五果”、自然界空气、阳光、雨露等，经过体内加工，将代谢物排出体外。二是在神机的主持调控下，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进行调节及适应性生理活动，如《灵枢·五癃津液别》所说“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等，以保证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第三，人在神机的主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创造外界物质与环境，以供人体所需；有意识、有目的地调节心身状态，以主动地适应天地变化。正如《灵枢·本脏》所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气立”活动一旦停止，生命体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活动也就自然终止，因此称为“气止而化绝”。

神机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是主宰调控生命活动的机制；而气立则是生命得以维持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着生命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而生命活动又是以气的运动变化为基础的，《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出了“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的观点，指出气的运动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形式和固有属性。气运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概言之有四种：升、降、出、入。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人体的生长壮老已，无不赖之以变化。升降出入是其共性，也是其基本运动方式。生命体与外环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活动，主要体现为气的出入运动，如水谷入口、呼吸精气等；而生命体内的气化活动则主要表现为升降运动，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腑。”脏腑的功能也靠升降维系，如脾升胃降、肝升肺降、心火下达、肾水上腾等。可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神机、气立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相互渗透，密切相关的。因此，《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认为人体生命活动异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失调，因而也才有“百病生于气”的著名论断。所以《内经》的藏象、病机、诊法、论治、养生理论，均用精气升降出入以分析人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其目的就是维护或恢复神机、气立的正常运动，以达到《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