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的劳动力报酬

在18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分离是斯密本人名誉转变的必要条件。和法国一样，在英国，政策中的决定性议题是食物与经济自由之间的联系。参考一下斯密假定的匮乏与饥荒的“一般性原则”，在几乎两个世纪里，他作为一名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的名声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食物危机期间，人们发现了这些原则，在之后很长的时期内，这些原则都是斯密被视为保守理论家的标志。

在1795～1796年，以及1799～1800年，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在英格兰引发了关于工资率与贫困资助的热烈讨论。一个片段——萨缪尔·威特布莱德（Samuel Whitbread）提议的1795年的最低工资法规——为我们提供了对斯密思想解释发生变化的一个尤为清楚的例证。威特布莱德是一个改良派议员，而且他的法案会给予地方法官通过确定最低工资来“调控农牧业劳工工资”的权力。他受斯密的影响很深，并通过阐明“他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应该像其他每种商品那样，由它自己来寻找它的（价格）水平”，来介绍下议院对这一法案的辩论。但是他能够并愿意批准一些“立法干预”来保护穷人的“权利”。

威特布莱德在他的议会演讲中密切效仿《国富论》。毕竟，斯密本人对一些工资干预是容忍的：“当这些干预……有利于工人的时候，它总是理所当然的、合理的；但是当它有利于雇主时，它有时却并非如此。”斯密在提到现行的确定最高工资的干预时说过，它们是“有利于雇主的”；威特布莱德补充道，它们给了地方法官“压制劳工的权力”。更为普遍的是，在公平基础上，斯密支持高工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肯定会是繁荣而幸福的，它们中的成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贫困凄苦的。而且，那些为全体人民提供衣食住行的人应该占有这样一份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以使得自己尚可温饱，这是很公平的。”威特布莱德的目的与之相似：“通过给予占有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来使得整日不停辛苦劳作的百姓能够为他的家庭提供一些舒适的吃穿住用。”

然而，威特布莱德的斯密式的言辞使人对政治经济学有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皮特用一个“原则的独立运行”的著名辩护来答复威特布莱德。他援引“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作者”来证明议会应该“考虑到一般原则的运作，并信赖它们自由应用的效果”。他的解决方法是消除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并开始改革关于居住的法律［济贫法（the Poor Laws——译者注）］。威特布莱德和他的朋友们指出，这样的改革“会花掉相当多的时间”；与此同时，一条面包的花费比“劳工的每日工资的全部”还要多。但是对皮特而言，“目前的情况”“不足以成为例外”。

议会中辩论的双方都涉及斯密。和皮特一样，斯密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工资高（至少在18世纪80年代以前）。他认为公正合理的规章比那些威特布莱德的提议还要更受限制。但是，正如皮特的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他对它们的形容与威特布莱德的更为接近，而非皮特。他对一般性原则的看法与皮特的十分不同。他强烈反对“成体系的”政治学的积极运用；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把斯密的严厉批评理解为“对一般原则的实际运用的警告”以及明显地对“不受限制的贸易自由”的警告。他的贸易原则总是受到其他的公正与平等规则的约束。高工资有利于繁荣，也有利于“平等”。工资由供求来决定，也受到“普遍仁慈”的“调控”。

与威特布莱德一样，斯密被看作穷人的朋友。在《国富论》中，他把“慷慨的劳动力报酬”称作“最好的公众繁荣的必然结果和原因”；在这部书的“早期底稿”中，他曾写过“劳动力的高价格”是“公众富裕的本质”。马尔萨斯在他1798年的《人口原理》中指责斯密犯了混淆两个有区别之探究的“错误”：对“国民财富”的探究和对“社会较低层人们的幸福与舒适”的探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证明了斯密更多的不当之处，包括使用有关地主的有争议的语言、把利润看作“一个从劳动产品中扣除的量”、过分低估“资本家所贡献的产量”、谈论仁慈；马尔萨斯曾写过，“如果仁慈能够成功地进行干预，它早就已经发生作用了……但不幸的是，普遍仁慈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资源”。

更为普遍地说，斯密的语言与皮特的不一样。皮特在批评有关居住的法律时效仿斯密。但是，斯密所谓的“对自然的自由与公平的明显违背”（“穷人”认为自己被这种违背的痛苦所压迫着）在皮特看来却只不过是一种“牢骚”而已：（这是）“干预束缚了工业的例子”。与斯密一样，威特布莱德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把痛苦的穷人们从一个没有独立性指望的国家中解救出来”。劳动者不应该“像一份施舍的礼物般那样收到他应得的部分”；穷人的依赖尤其是有害的，因为那些已经接受援助的人被阻止参加选举，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宪法权利。但是对皮特而言，穷人们是与价格而非权利有关系的；若出现最坏的情况，穷人被阻止“进入他能将自己的勤奋发挥到最大优势的市场”。

我们可以将1796年的辩论理解为一次两个不同的“斯密”之间的论战：威特布莱德理解的斯密与皮特理解的斯密。威特布莱德所理解的斯密在许多方面更为接近“真正的”斯密或是真正的《国富论》。但是直到1800年第二次食物危机为止，皮特所理解的斯密一直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埃德蒙·伯克的变化着的经济观点提供了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斯密和伯克关系密切，至少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伯克关于政府的观点与斯密有很大不同，例如在涉及国家用于桥梁、宗教和公众崇敬上的开支产生的良好的商业影响方面。到1795年，伯克已经对他现在所说的政府“干预”变得怀疑起来。一份他为皮特准备的论文可能已经影响到了对威特布莱德的议会评论。伯克说道，“现在所做的事是假定农民压迫劳工”。但是“市场准则”或者“一般政策的原则”不承认偏差。上天有时候拒绝给予穷人们生活必需品，“上天的不满之所以会得到缓和，并不在于打破商业法则，而这些法则同时也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法则”。

伯克的论文首次出版于1800年，是与另一篇文章《纪念》（“memorial”）一起作为作者去世后出版的小册子《关于稀缺性的思想与详情》（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的一部分。它在几个方面几乎开始公开反对斯密。在这本小册子中伯克没有提到斯密。但是他在几个地方解释了《国富论》，并在其他地方反驳它。他说，“没有什么会像政治的伪善语言‘劳动的穷人’如此卑鄙和不道德的了”；斯密在他关于工资的那一章的几个段落中使用这一词语达六次。斯密说过，工资是由“利益绝不相同的两个党派”之间签订的合同决定的；伯克认为“在农民和劳工的例子中，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伯克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它的宗教信仰的外在确立”；斯密支持“数千个小派系”的竞争。在斯密看来，垄断是一场糟糕的自然秩序的错乱；在伯克看来，“资本的垄断……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尤其是一种给穷人的实惠”。斯密认为穷人的子女应该接受教育来参与政治讨论；伯克认为尽管他们能“从较少的有用性成长到较大的有用性”，但他们只不过是“现存的下水道和血吸虫”。

然而，到1800年，伯克的小册子仅被作为斯密“原则”的一个解释性说明而普遍接受。编辑在介绍中声称，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伯克的观点给予了“最大的尊重”。仿佛所有不同的斯密——威特布莱德所理解的带有对劳动产品的权利观点的斯密，或者准法国的、准无神论的、准革命性的“经济学家”——都已经消失于经济自由这一简单的处方之中了。《绅士杂志》上对伯克小册子的简要评述是有典型性的：“这位著名的作者继续着亚当·斯密的原则，即所有的贸易应该是自由的；政府不应该通过强制性的法令与规章来干涉，尤其是在谷物与农业方面。他同样反对公共粮仓。”《每月评论》确认了包括伯克的在内的五个不同的小册子，它们涉及“亚当·斯密的所有的贸易应该是自由的原则”；其中的一位作者甚至被称为“斯密主义者”。在18世纪末，伯克和斯密不再被当作对手了；他们同样都是经济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