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科范式的正式确立

经过20世纪初以来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上的启蒙，到20年代，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获得最重要的沉淀，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设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这段时间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自觉期，也是百年古文论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主要是指1927—1949年。192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作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正式形成（在学界有广泛的共识）。1949年则具有划分时代的明显特征，一个国家的独立，在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上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它直接影响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和基本形态特征。

一

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术转型，已然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构建了一个模糊的发展方向，即以科学的方法来梳理传统的文学批评，但它仍然是模糊、混沌的，急切需要明确方向。这个过程来自当时众多学人的点滴积累，同时也多少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因为在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后附的“参考书”中，陈钟凡列了日本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儿岛献吉的中国文学考以及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等书籍。应该说，这表示陈钟凡在写作时，已经注意到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铃木虎雄的关于中国诗论史的书籍，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后来经孙俍工翻译，改名《中国古代文艺论史》，1928年由北新书局印行（分上、下两册）。全书由“论周汉诸家对于诗的思想”“论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论格调神韵性灵的三种诗说”三篇论文组成，虽未对中国文学批评进行全线综合研究，但对这三部分的论述仍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正是在诸多历史因素共同推动之下，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回顾历史，我们再次体会前辈学者的学术建树。由于学科化的成果最集中地沉淀于一些批评史著作中，所以我们主要以此为观照对象，追寻学科化的中国古代文论。

陈钟凡（1888—1981），又名中凡，号斠玄，江苏盐城人。他完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作的批评史，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正式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初由中华书局于1927年4月印行。全书共178页，约7万余字，分为十二章，以历史为线索勾勒了从孔子到章太炎关于中国历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因篇幅短小，涉及的内容既广又多，论述较为简略。并且由于陈钟凡写作的资料来源主要集中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在今天看来缺乏翔实的证据，所以还谈不上建立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朱自清曾这样评价这部著作：“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朱自清无疑对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评价一般，我们回到他的出发点来看，就可以知晓这一结果内在的逻辑了。朱自清是在评估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审视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两者在资料的搜集上差距甚大，有此评价亦属当然。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陈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价值，发凡之功，筚路蓝缕，在学科框架、线索勾勒、著作体例等方面都给此后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该书1927年初版，到1940年已出六版，从出版量可见其影响力，同时也看出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盛况。郭绍虞承认自己的研究受陈钟凡的启示，罗根泽、朱东润等学者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曾参阅陈氏《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说，作为一名拓荒者，陈钟凡的贡献主要在于抢先划定学科研究的领域——一种类似于跑马占地，圈定版图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对学科领地作细致耕耘的话，那么后来的研究者则在这块地上进行了建设性的劳作。”也正是从陈著开始，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并且确立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

作为中国本土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者，陈钟凡非常注意对学科的定义，从而有效地指明了研究对象。他明确指出：“言学术者，必先陈其义界，方能识其旨归。”在这种自觉的学术意识下，陈钟凡对“文学”“文学批评”的具体内涵进行了梳理。陈著开篇就以专章“文学之义界”来展开自己的探寻之路，他考察了“文”的本义和引申义，以及中国历史上“文学”义界的变迁，然而，他发现“文学”的内涵仍然复杂难定，“晚近学者，或以文为偶句韵语之局称，或以文为一切著竹帛者之达号，异议纷起，迄无定论。”面对现状，他引进了探究“文学”义界的新思维：“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以此为视角，他写道：“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知彼之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采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今以文章之内涵，莫要于想象、感情、思想，而其法式，则必借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的定义，也是中西综合的结果。陈钟凡对学理义界的探究还更加深入，对“文学批评”的内涵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诚然，“文学批评”术语来源于西方文论体系，中国古代虽有诗文评与其有近似之效，但仍有差异，陈钟凡分析说：“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故其于批评也，必先由比较、分类、判断而及于鉴赏，赞美、指正特其余事耳。若专以讨论瑕瑜为能事，甚至引绳批根，任情标剥，则品藻之末流，不足与于言文事也。”由此，陈钟凡借重西方对“文学批评”的理解，确立起基本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框架也因此得以建构。陈著重视厘定学科义界的洞见，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对此也继续进行了探究。

陈氏《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内容的分布上，偏重于唐朝以前历史线索的描述，从而对唐以后有关历史资料着力不够。与同时代其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相比，陈著确实存在诸多的缺憾，无论是材料的搜集，还是对材料的组织、宏观把握、内涵挖掘，都显得不够卓著。但是，陈钟凡以7万余字，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线索，为此后更加深入地研究开启了道路。

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构过程中，有一位被公认的开创者或奠基人，这个人就是郭绍虞。郭绍虞（1893—1984），原名郭希汾，江苏苏州人。他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全书约75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影响最大的著作。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上下两卷，上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下卷则由同一印刷机构推延到1947年印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郭著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自先秦至北宋，下卷则从南宋迄清代。与此前陈钟凡选材主要集中在《四库全书总目》不同，郭绍虞的视野更加开阔，材料丰富、翔实。朱自清评说郭著取材的范围广大：不限于诗文评，也不限于人所熟知的论文集要一类书，而是采用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序、笔记、诗论等；也不限于文学方面，郭君相信“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所以随时引证思想方面的事件。这已不止于取材而兼是方法了。用这个方法为基本，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广取博收的资料工作，是学科建立、发展必需的条件，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而言，它分布在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中，如果不广泛网罗，就难以建立其令人信服的学理体系。这个工作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草创期，显得尤为重要，而郭绍虞在这方面显然起到了奠基作用。朱自清说过：“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在这个基础上，他除了完成批评史的写作，还出版了《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

郭绍虞写作文学批评史，具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和问题意识。他在回顾当时自己学术研究的状况时说：“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自序中，他更直接点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问题的一部分。”这就促使他在写作批评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文学问题的追问，对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做出了清晰的考察，并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为文学观念的“演进期”；隋唐五代到北宋为文学观念的“复古期”；南宋以后直至清代，为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演进”与“复古”是郭绍虞基于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提出的概念，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他始终围绕着文学观念来展开，从先秦时期“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到两汉“文学”和“文章”的分别，再到魏晋南北朝更加独立于其他学术之外，并有“文”“笔”之分，与近代的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相似。而在“复古期”，文学观念又“以古昔圣贤之著作与思想为标准”，“文以贯道”（隋唐五代）或“文以载道”（北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的独立价值，文学观念与周、秦时代没有多大的分别。当然，郭绍虞并不是随意地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划分为几个时期，他从文学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变迁方面做出了解释（详见《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论》第四、第五章）。并且，他的分期方法也引入西方进化论的观念，这使他能够较好地阐明“复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历程中应有的步骤。盖在文学观念演进期中所讨论的问题，是以文学之外形为中心；而在文学观念复古期中所讨论的问题，则又以文学之内质为中心。此所以虽似复古，而实际则不过移转问题的中心而已。近人因反对此期文以载道的说法，遂且抹煞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要亦未为公允也。”在郭绍虞看来，假如上卷的文学观念演进期为“正”，则复古期为“反”，那么下卷所述内容即为“合”。因此，在叙述体例上，“上卷所述，以问题为纲，而以批评家的理论纳于问题之中，即于刘勰、钟嵘诸人，犹且不为之特立一章。至本书下卷所述，恰恰相反，以批评家为纲而以当时的问题纳入批评家的论理体系之中，即因当时的批评家能自成一家言之故。”正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郭绍虞才能够将那些纷繁复杂的材料前后融通，构建起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体系的整体架构。

郭绍虞的批评史写作与西方理论存在一些联系，他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理念，除了上文提到了进化思维，西方的一些科学方法也给他带来了重要启示。他在书中反映出来的对历代人们“文学”概念异同的敏感，并且以归纳的方法予以分析，清理出文学观念、思潮传承的历史线索，这在理论逻辑上与当时引入的西方科学方法有相似之处。他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文中也承认：“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然而，郭绍虞并没有走向以西方理论来曲解中国古代材料的道路，而是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尊重与认同，因此，郭著“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审慎”。

当然，作为一部奠基之作，郭著也存在一些缺憾，它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批评理论视为核心，而对小说、戏曲理论极少涉及。不过，这种缺憾具有一些时代局限，是20世纪早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共同遗憾，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强求前辈学者。

二

在这个时期，除了以上两部开创、奠基之作，还有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傅庚生等学者的著述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设贡献着智慧。

罗根泽（1900—1960），字雨亭，河北深州市人。在原拟的批评史写作计划中，罗根泽打算分为四册，自周秦至六朝为第一册，唐宋为第二册，元明为第三册，清至现代为第四册。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中也说过：“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但由于1960年作者去世，这一计划未得实现，实乃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一个莫大的遗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是未竟之作，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断代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于1934年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内容涉及周秦至六朝。到40年代，罗根泽又写至晚唐五代，同时对此前的著述进行了修改，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1943年）、《隋唐文学批评史》（1943年）、《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44年）、《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45年）。新中国成立后，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把《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合一，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册，把《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为第二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1961年又印行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这是罗根泽的遗著，内容指涉两宋的文学批评。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三个分册的内容，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局。

罗根泽本来想构建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所以，在资料的搜集、罗列、分析上非常详细，这与郭绍虞的著作可以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郭著还要翔实。郭绍虞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作序时就指出：“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筚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把浩如烟海的材料、纷繁复杂的内容书写成有规律的批评史体系，编写的体例非常重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体例，采取的是“综合体”:“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如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隋唐为一期，晚唐五代为一期，两宋为一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前者如隋唐的诗论分为两章，古文论分为两章，史传文论及史学家的批评合为一章。后者如魏晋南北朝的文体论为一章，文笔之辨为一章，音律说为一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如东汉的王充自为一章，南朝的刘勰与钟嵘各为一章。遇有特殊的情形，则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由此可见，罗著的“综合体”是非常灵活的，对材料的组织既融入“问题”意识，又顾及文学批评发展的基本历史面貌。

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对“文学”“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概念、内涵的论析。在第一册的第一章“绪言”当中，罗根泽明晰了文学界说、文学批评界说、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等十三个方面的问题。这奠定了罗根泽写作的基本格局，对批评史体系的建构无疑是卓有成效的。在罗根泽看来，“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先确定‘文学批评界说’；欲确定‘文学批评界说’，必先确定‘文学界说’。”他总结此前各种关于“文学”义界的认知，辨析了“广义的文学”“狭义的文学”和“折中义的文学”，并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采取了“折中义”的文学界定，包括诗歌、乐府、词、戏曲、小说、辞赋、骈散文七种。在此基础上，罗根泽探究文学批评的界说，他指出：“按‘文学批评’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译语。Criticism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Literary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的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者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他结合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情况，认为文学批评的义界应该采用广义上的。此外，他还就“批评”一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它“既不概括，又不雅驯”，所以应该改名为“评论”。他注重西方的“Criticism”与中国相似词语内涵之间的直接对应，在考察了中国古代“论”“评论”的发展之后，才提出以上观点，显得有理有据。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所以他们以原训‘文学裁判’的Literary Criticism统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我们的文学批评，则依鄙见，应名为‘文学评论’。”由此可见，罗根泽在写作过程中对各种概念、关系的处理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并且他既关注文学批评史与文学、文学史的内在联系，又意识到批评史的独立性：“文学批评中的文学裁判既尾随创作，文学理论又领导创作，所以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但文学批评不即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不即是文学史，所以文学史上的问题，文学批评史上非遇必要时，不必越俎代庖。叙述一个人的文学批评，不必批评他的文学创作，更不必胪举别人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批评（自然如批评他的批评，可以举他的文学创作为证，也可以举他人的批评为证）。……文学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真象，文学批评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批评真象，文学批评真象不即是文学真象，所以文学史上不必采取甚或必需驳正的解说，文学批评史上却必需提叙，且不必驳正。”罗根泽精心辨析的概念、揭示的问题，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独立意识、学理框架来说都是深刻的，虽然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未竟之作，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宽广视野、宏伟架构、学理层次为后学考察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诸多启示。

方孝岳（1897—1973），名时乔，又名乘，安徽桐城人。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5月由世界书局出版（上海），是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丛书》八种（后改名《中国文学八论》）之一。该书并不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舒芜在《中国文学批评》（重印缘起）中解释说：“书名为什么不叫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呢？我一直以为，它实在就是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无非限于那一套《中国文艺丛书》的‘合之则为文学大纲，分之则为各别的文体专论’的旨趣，书名上不标出‘史’的字样罢了。这回才发现并非如此。书中的导言明明说：‘我这本书，……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卷下第四十三节又说：‘本书的目的，是要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可见‘史的线索’仅仅是一个线索，理论上的探讨才是此书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然而，学界论述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时，多将其纳入考察的视野，是因为它具有研究的必要，也可视作习惯使然。毕竟，《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史”的意识，在论述具体的文学问题和批评家的观点时，仍积极关注了前后发展的脉络，因此，虽不观以“史”之名，读者阅之却有“史”之感。

《中国文学批评》全书有三卷四十五节，所论及的批评家只有五六十家，似乎在广度上稍有欠缺，但方孝岳本来就无意于历史的完整，而是“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所以选取有特色、有影响的批评家也在情理之中。在论述的过程中，每节专列题目，“立片言以居要”，点明内容的主旨所在。因此，这部著作虽然在材料的铺展上难以媲美同时期的一些作品，但是却可以集中笔触对核心问题做出精当之论。

探源中国文学批评，方孝岳从“诗文评”上溯到“总集”，他认为：“我们如果再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象《文心雕龙》、《诗品》这种括囊大典的论断，虽然是人人所推戴，但是事实上实在不曾推动某一时的作风。象《文选》，象《瀛奎律髓》，象《唐宋八家文钞》，这些书就不同了；他们都曾经各演出一番长远的势力，都曾经拿各人自己特殊的眼光，推动一时代的诗文风气。所以‘总集’在批评学史中，实占着很重要的部分……”这种观点恰好表明了方孝岳并不是以“史”为写作目的，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是难以逾越的经典，但方孝岳从批评学的角度，重新评价了总集和理论著作之间的价值对比，以一家之言，切入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方孝岳对方回诗学思想的评价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方著全书不到18万字，却以1万多字来论述方回诗学。方孝岳极力推崇方回的《瀛奎律髓》，称“他这书是把有宋一代的‘诗话之学’和‘评点之学’两种体裁，综合起来，是很有规模的书”。甚至认为：“除了《瀛奎律髓》而外，我国文学批评界，恐怕还找不出传授师法有如此之真切如此之详密的第二部书。”并进而将该书的瑕疵消融于诸多优点当中：“方回的《（瀛奎）律髓》，并非全无流弊，引用故事，也偶有错误，但都是小疵，对于这部书的大体，没有妨碍。”

方孝岳对新思维也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认为文学批评与批评家的眼界、眼光具有内在关联，从而指出：“‘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寻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显然，方孝岳具有很强的学术感知能力，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最后提出这个话题，开辟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领域，虽然他未有完整论述，但是先见之功，对学术发展开启了新的思路。

朱东润（1896—1988），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由作者3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修改而成的，本来1937年就已经排印，但是由于抗战爆发，一再拖延。该书约27万字，1944年出版后，1946年再版，1947年出第三版，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古典文学版发行，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由章培恒导读的版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坚持以批评家为纲的写作体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脱胎于讲义有关。朱东润在自序中还指出了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采取这样的写作方式，虽然对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的描述或有遗漏，但是却可以保证批评家关于文学批评思想的完整性。《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叙述的内容上，采用“远略近详”的方式，有志于改变多数著作只注重论述唐代及以前文学批评的状况，因此，他将小说、戏曲等批评纳入视野，这是当时其他的一些文学批评著作缺少的。由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于1944年，当时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还没有印行，罗根泽的著作始终没有完成，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因为是开篇之作，存在诸多的缺憾，因此，“《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实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完整架构，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做出富有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

傅庚生（1910—1984），笔名肖岩、更生、齐争，辽宁辽阳人。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为三编，是一部将中国文论置放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视野下进行观照的研究著作。这就使《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具有同时代批评史著作所缺乏的特征，无论是郭著、方著，还是罗著、朱著，他们虽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理念，但是在基本的体例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史传结合模式。傅庚生则以20世纪前期在中国影响甚大的美国文艺理论家文切斯特（C.T.Winchester）的文学思想为框架，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有关内容安插进去，划分为情感、想象、思想、形式四个方面来分析和论述。他先通过追溯中国对文学的界说，然后借鉴西学理论，将文学定义为：“文学者，抒写作者之感情、思想，起之以想像，振之以辞藻与声律（形式），以诉诸读者之感情而资存在之文字也。”为了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傅庚生将白居易的观点与文学四要素进行对比，指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揭示文学上感情、思想、形式三要素也。……比，运用联想的想像以行文者也；兴，运用创造的想像以成章者也。”经过理论准备，傅庚生在“本论”部分，以四要素说，对中国文学批评展开全面论述。《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参考西学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几十年之后，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也采用了相同的做法，来解读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但是，它同样走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给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