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讲的是过去三四十年间工人阶级文化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因为这些变革正在受到大众出版物的鼓舞。我认为，如果一些其他形式的娱乐——特别是电影院和商业广播——被拿来进行举证的话，那会得出类似的结果。

我倾向于认为，那些论述大众文化的书籍常常丧失了某些力量，因为它们并未充分澄清“人民”到底指的是谁，因为它们并未充分把对“人民”生活特定方面的考察与他们过着的那种更加宽泛的生活联系起来，并未与他们带到娱乐活动中去的态度联系起来。因此，我想方设法给出这样一种背景，而且尽我所能，去描述那些独具特色的工人阶级之关系和态度。在描述背景之处，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并未标榜说会具有社会学调查的那种经过科学检验的特性。这样明显存在着一种从有限经验中进行概括归纳的风险。因此，在看起来有必要的地方，主要是在注释中，我纳入了社会学家的一些研究结果，要么作为对正文的支撑，要么作为对正文的限定。我还特别提到了一两种案例，在这种例子中，他人的经验与我的类似，但看法却不同。

人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会找到两种类型的写作风格：一种是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类型，另一种是对于大众出版物所进行的更加具体的文学分析。乍一看，这两种类型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不相配的伙伴，而且在第二部分中，方法之变化一定是非常突然的；但我希望读者会发现这两种方法，因为在我看来，这两种方法是相互启发的。

我认为自己首先要对付的是来自各个阶级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普通读者”和“聪明睿智的外行人”。就这一点而言，我并不是说我尝试着采取任何特定的语调，也并不是说我避免使用任何专业术语而几乎全都使用最让人一目了然的典故。但是，我尽可能把我对所谈话题的理解清楚明白地写下来，只有在那些专业术语和典故看起来可能是、以往也知道能够证明是有用的和具有启发性的情况下，我才会使用它们。“聪明睿智的外行人”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人物，而且大众化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在我看来，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为这种人写作是件当务之急必须要做的事情之时，就必须继续想方设法去接近他。因为我们当前文化形势的最明显、最不妙的特点之一便是，在专家的技术性语言和非常低级的大众传播渠道之间存在着隔阂。

理查德·霍加特

赫尔大学

195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