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易学思维研究

本书是一系列阶段性研究工作的总结。

最近的研究源于“儒藏”工程。从文字规模和编纂人员的广泛性而言，“儒藏”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最为庞大的学术项目。工程中有一项研究性较强的内容，即“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面向社会招标立项。易学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易学思维的内在结构规律和外在表现形态不仅为儒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思辨条件，而且还可以为新时代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变革提供一种方向性的指导。承蒙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先生的推荐，再加上评委们的偏爱，本人近水楼台，《易学思维研究》得以入选。

本书的初稿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出站报告，而出站报告又直接来源于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学位专业是易学，指导老师是山东大学的刘大钧先生。山东大学是易学研究的重镇，特别是象数易学。所谓象数与义理的区别，是学术界在传统上对易学研究的学派划分。我学习易学的初衷是为了“算命”，而不是为了学术。非但不是为了学术，甚至连著书立说的稍许想法都没有。由于学习的目标在于探索究竟，因此对于学术方法上的彼此分别没有偏好。也正因为如此，学习起来感觉少了许多的羁绊。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羁绊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了羁绊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定的章法，做起学问来也就显得有些杂乱无序。结果，多年的学习都只停留在自觉的心得，既缺乏学术上的流派特色，也没有什么社会化的学术成果。

从总体归类而言，我之研究易学思维，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由筮入易”的治学道路。大家说“由筮入易”，可能会有多重含义。直白地解释，就是：通过学习和练习占筮来了解和认识易。从严格的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解释会在“筮”与“易”之间形成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筮与易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或者筮是表、易是里，或者筮是用、易是体，两者合二为一。另外一种关系是：筮与易是两种事物，彼此间存在一定的关系，筮是桥梁，易是彼岸。也就是说，筮只是人们认识易道的一个中间环节，人们可以通过筮来达到易的彼岸。而在到达了易的彼岸之后，作为桥梁的筮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样，所谓由筮入易也就近似于得鱼忘筌、得意忘象。简而言之，就第二种关系而言，筮与易不是一回事。除了筮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认识易。这样的解释本来也是无可厚非，不过，从易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有些学者在言及由筮入易的时候，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潜台词：占筮并非易道的必然或者说占筮难登易道之大雅之堂。我之学易是由筮入易，出于对“易筮”的日久之情，对于这些学者的见解多少有些批判性的认识。

“易筮”可以被一般性地称之为数术，它的理论基础是易学思维体系。从易学思维的角度而言，数术活动既不是简单的是非概率，也不是任意的迷信盲目，而是在深入了解易学理论之后的知与行的结合。从易学思维体系的整体性来看，真正能够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加以运用者莫过于数术。相比之下，有关的义理研究和部分象数研究则似乎较多地停留在易学思维体系的某些个别方面，甚至可以说它们只是易学思维的表面和浅近。当然，这样的说法本身可能就极为片面，它会引起部分学者的反感。不过，在易学研究领域，常见的现象是，反感者一般不会数术，善数术者一般不会反感。毛泽东于1937年写了一篇《实践论》，文中批评过“知识里手”。主席的言辞虽然稍过辛辣，但道理却非常浅显：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完全可以讨厌梨子，即使在吃过之后，你可以照样不喜欢，但是，如果你吃过了，在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说起话来就容易有的放矢，就容易被人接受。

我之学易属半路出家，既热情于坊间的数术掐算，又喜好学术上的理论抽象。这也决定了写作博士论文的角度：从数术现象之中探求易学的思维本质。论文的题目是《京房五行易学研究》。在易学发展史上，京氏易学可谓雅俗共赏。五行与八卦可能原本是两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京房通过五行原理解卦，将五行与八卦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一种极为复杂的多元思维结构。京氏易学不仅涉及阴阳、五行和八卦三个方面，而且既说义理，又举象数，因此在整体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易学研究的形式与内容。写作的方向虽然确定了，但动起笔来却明显地感到眼高手低。从论文完成的结果来看，至少有两点尤其不尽人意。其一，《京房五行易学研究》一文基本上只是停留于京房的易学思想，缺少与其他学者的比较，在立论方向上较为狭窄。其二，就文章的内容而言，由于初次接触这一专题，在研究的深度上显得非常不足。

通过写作京氏五行易学，我对易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形成了一些个人的认识。关于易学研究的对象，学界通常将易学定位于《周易》或者八卦。这样的学术定位似乎流于简单、生硬，有些脱离实际，起码与有关的大众意识相左。日月为易，易的本来含义是阴阳。从易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来看，所谓易实际上全面地涉及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等内容。这些内容彼此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共同形成了一种非常完整和有机的知识体系。如果人为地将八卦与其他内容割裂开来，其结果更多地只是满足某种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不利于对易道本质的认识。关于易学研究的方法，学界历来存在象数与义理之分。学者间甚至会因此而相互攻驳、诋毁，以至对于学术纷争的热情胜过易道本身。易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认知体系。从数千年易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似乎还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完全地揭示其中的奥秘。不管是义理还是象数，它们不仅都是易学思维的当然组成部分，而且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单独全面而有效地反映易学思维的整体形态。在我们还没有对易道的本质具备基本的了解之前就囿于方法和特色，实在不利于求真务实。有鉴于此，我一直想对易学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和综合的研究，即以阴阳为基础，全面地涉及五行、八卦等内容，且综合运用象、数、理等多重手段，努力地探寻易学的本质内容。

读完易学的博士学位之后，我原来的打算是不再工作，待在家里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原因并不是学过多少传统文化，要效法古人，而是慵懒加迷茫。之所以慵懒，是因为本性，长久以来，胸无大志，得过且过。之所以迷茫，则多少与学习易有些关联。易学可以算命，从实际的操作者而言，虽常有错误和牵强，但我更看重其中偶尔的精准与确凿。它给人的启迪不是简单的多与少的比例，而是人生的本来与世界的本质。于是，在辗转反侧而又不得其法的同时，世俗的纷繁终于让人产生了一种情绪：原来，一切的是非善恶好像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一切的成败得失又都只是那么一回事。有了这样的情绪，人生的态度也就不免有些消极。这或许也是一种易学思维。孔子近五十而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在知道了天命之后，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1]面对既定的命运，圣人也曾表现出无奈。

不过，孔子的处世哲学总体上是积极的。终其一生，无处不在勉为其难。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儒家思想的主导精神。我的慵懒之所以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正是因为一位儒者：汤一介老先生。我在山东大学读博士期间认识汤老师，他当时担任山大周易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自从相识之后，老先生就一直关心我，先是指导我学习的方法，后来又敦促我努力从事研究。他鼓励我说：只要坚持做下去，一定能够有所成就。于是，我就跟随老人家进行博士后研究。于是，在进校三年之后完成了一份出站报告。

我之决定读博士后，并不是为了“有所成就”，而是被老人家的精神所打动。记得有家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则广告：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与老人家交往多了，这样的感受非常强。我们都属兔，汤老师比我长三轮。但是，在他面前，我倒很像只老兔子或者说未老先衰。我没有期盼取得像老人家那样的成就，但我应该学着拥有那股朝气。师母乐黛云先生（汤老师这样称呼她，一代风流）更是充满了生活的激情。她完全像个小姑娘，简直就是一位拥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青春少女。教化众生、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命。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这大概也是我的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借用佛学的说法，我们有这样的缘。

要完成博士后的学业或者说研究工作，必须写一份出站报告。汤老师认为，出站报告最好还是围绕学位论文写，争取将有关问题深入、升华。结合老师的指点，我就确定了写作的方向：以京氏易学为基础，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易学思想。不过，从确定方向到正式动笔，其间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之所以犹豫，除了许多知识性、资料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之外，还在于选择写作的角度。具体而言，首先就是要确定报告的题目。最早是想写“易学思想”，中间又改为“易学逻辑”，后来才定格为“易学思维”。

初念“思想”，马上就联系到人性的善恶与社会的是非，很快就写不下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方面的著述太多，难得创新。古往今来，易学的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微言大义”，也即都是涉及修身养性、安邦治国等有关道德伦常和社会政治等思想性议题。面对众多广博专深的著述，就我而言，首要的任务在于阅读，努力兼收并蓄。在这个领域之内，即便是学习，哪怕是穷尽百年，也只能学习再学习。如果勉强去研究，除了联系一些时下的流行话题，拼凑些老生常谈的文句之外，在思想意识上实在难有什么突破。没有了新意，也就做不成文章。二是思想通常需要对社会价值进行一定的取舍，而在我的认识里，易道阴阳，似乎可以与德性无关。日月相推，寒暑消息，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生五行，五行类万象。生克制化是一切存在与变化的共同本质规律。六十四卦由三百八十四个阴阳爻所共同组成。其中，无论是爻的个数还是卦的结构，阴阳两种要素都是完全对等，彼此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易学应该可以超越人类的社会情感而独立存在，但是任何思想的结果都无法离开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评判与选择。人们虽然可以从易学中产生特定的思想，但思想并不是易学研究的必然。至少，“思想”不是我目前对待易学研究的态度和兴趣所在。

“思想”的思路不通，就不敢下笔。于是转向“逻辑”。

关于“易学逻辑”和“中国逻辑”，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有吴克峰先生的《易学逻辑研究》、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等。凡馆中与“易学逻辑”有关的著作，只要能够找到的，我都尽量借来阅读。除此之外，根据这些书的指导，还翻看了其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至于学校之外的有关资料，没有继续查。因为，读过这些手头就近的作品之后，我已经不打算写“逻辑”而改写“思维”了。不写“易学逻辑”，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对西方逻辑的了解非常有限，而学者们从逻辑的角度对易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刻和广泛。他们的有关作品也几乎已经穷尽了迄今为止西方逻辑学的所有研究手段，并且还在既存相关理论模式的指引下尝试了一些新的突破，就学术整体形势而言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对此，我所要做的也仍然还在于学习与领会。第二个是争取尽量采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易学。现代逻辑学源于西方，运用逻辑学研究易学既是做学问的一个门径，也是易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像我们运用西方学术中的“哲学”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圣贤们的“道”或“理”等“智慧之学”一样。不过，也像“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本土化”一样，易学研究也需要“传统化”，即运用传统中国人的语言文辞，遵循传统中国人的思辨习惯，总结传统中国人所关注的问题等。

开展“纯中国式”的易学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易学原本就在中国土生土长。在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前许久，易的思维就已经存在，而且体系完整。既然易学研究的对象能够独立于外族的语言形式与思维模式而自行存在，易学研究的手段也应该可以纯粹中国式。关于易学思维，在我们的学术史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虽然尚未产生具备完整系统的现代学术著作，但内容已经都分别存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研究首先不过只是进一步的整理和加工而已。

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易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学问，其中的许多问题似乎暂时还无法完全和彻底地运用西方逻辑或在传统中国学术之外的其他方式加以理解和表达。逻辑学的基本内容是探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这些有关思维的基本要素和规律为全人类所共有。西方有，中国也有。比如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提出“飞矢不动”，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惠施也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2]作为一种思维体系，易学确实具有许多逻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过，易学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体系，它除了蕴涵着普遍的逻辑因素之外，还存在一些超出一般逻辑的东西，特别是超出我们所常见的西方逻辑。易学思维中的一些内容，不仅不为现时西方逻辑学所涉及，而且似乎远非目前西方的逻辑智慧所能解读。对于南美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蝴蝶翅膀与北美得克萨斯的龙卷风之间的变化关系，西方逻辑可以求证，因为可以推理。一个人的心脏不适，中医可能会舍心不顾而大谈“补肾”。对于中医的此病彼治，在纳入了易学的相关知识之后，西方逻辑或许也可以理解，因为肾水可以制约心火，其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但是，对于宋人邵康节因二雀争梅而断定次日女子折花伤股的故事，恐怕就只有易学本身才可以解释。

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时，康节先生偶观梅，见二雀争枝坠地。先生曰：“不动不占，不因事不占。今二雀争枝坠地，怪也。”因占之，辰年五数，十二月十二数，十七日十七数，共三十四数，除四八三十二，余二，属兑，为上卦，加申时九数，总得四十三数，五八除四十，余得三数，为离，作下卦。又上下总四十三数，以六除，六七除四十二，余一为动爻，是为泽火革。初爻变咸，互见乾巽。

断之曰：详此卦，明晚当有女子折花，园丁不知而逐之，女子失惊坠地，遂伤其股。右兑金为体，离火克之。互中巽木，复三起离火，则克体之卦气盛。兑为少女，因知女子之被伤，而互中巽木，又逢乾金兑金克之，则巽木被伤，而巽为股，故有伤股之应。幸变为艮土，兑金得生，知女子但被伤，而不至凶危也。

《梅花易数·观梅占》所描述的情节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但它却切实地反映了易学思维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文中所论综合运用了易学的多种思维方式：阴阳、五行、八卦以及象、数、理等。在如此众多的特殊易学思维方式之中，理与数的部分可以总结出逻辑，象就很难完全类比于一般的逻辑。将易学思维运用于数术则更是不被一般逻辑所接受。也就是说，易学中的一些内容可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或者没有逻辑。如果我们运用西方逻辑学来研究易学，就会忽视或丢失部分内容，从而无法对易学的全部内容进行完整的概括。或者说，这样的研究至少会带有浓厚的西方逻辑色彩。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虽然易学学者和易学著作之多远非其他学术领域所可比拟，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从纯粹思辨角度全面地论述易学思维体系者。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力图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对易学思维体系进行本土化的总结。易学思维现代化当然离不开西方逻辑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可以不尽相同。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形式上，有的可以从纯粹西方逻辑的角度对易学进行分析，有的或许能够在主观上尽量减少西方逻辑的影响，从而力争运用易学本身的方式研究易学。这样，就没有必要按照另类的思维模式对易学的内容进行他样的调整与鉴别。不管象、数、理三者分别是逻辑还是非逻辑，也无论阴阳、五行与八卦等诸项内容到底孰重孰轻，一切都力争恢复到原状，即按照各自本来的面貌去研究。

易学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紧密相连，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汉民族文化特色，很难通过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表述。比如象思维中的文字之象：“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卯者，冒也；冒者，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藏也。……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这些易学内容一旦脱离汉语文化环境就无法得到完全彻底的解释。因此，唯有中国式的研究才能真正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这门古老的学问。

关于“思维”一词的来源，本人并没有进行深入地研究，或许它也来自某个外族。舍弃“易学逻辑”而用“易学思维”不是为了排外，而是为了试图表明有关研究工作努力的方向：“全面”与“本土”。学术界也有用“思维”一词来概括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辨方式者，如高晨阳先生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刘玉平先生的《易学思维与人生价值论》等。其中虽然也有关于中国独特思维方式的内容，但其基本的研究手段似乎主要还是源于西方哲学思维。

之所以选用“思维”为题，除了借此表明研究工作的方向之外，还因为“思维”范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标题“易学思维”，或许可以不受传统易学研究分类的限制。根据我们初步的认识，“思维”的含义可能要比“逻辑”宽泛。逻辑的东西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而“思维”则不然，任何一种思辨形式都可以称之为“思维”。所谓易学思维可以广义地解释为有关易学的想法，不管是象数还是义理抑或是非象非理，只要是与易学有关的东西都可以研究，也就都可以称之为易学思维。

我之所以选择“思维”为题，第三个原因是写作的深度不够。易的产生太过久远，对于易学中的许多内容，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先贤圣哲皓首穷经、孜孜以求，但至今都无法取得彻底的认识。本人虽有探求之愿，却无超越之能。著作本文，事实上也就只是尽可能地对相关内容进行有限地搜罗，再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简单地综合。就本书的实质而言，没有什么能够超出前辈圣贤者。不管是“思想”还是“逻辑”都需要有像样的体系，而“思维”或许可以相对零散，或成熟，或肤浅。

总之，本书只是一次探究易学思维模式的初步尝试，疑问远多于结论。至于深入地研究，则既有待于来日，更有待于他人。

[1] 《论语·宪问》。

[2] 《南华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