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决斗与贵族意识觉醒
18世纪末19世纪初,决斗是俄国文学的一个突出情节并成为作品的主题。在同时代的贵族阶层出身的著名作家格列鲍耶多夫(А.С.Грибоедов)、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涅克拉索夫(Н.А.Некрасов)等人的作品都曾出现决斗的场景或主题,并且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曾参与决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还为此失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参与决斗目的是维护个人或家庭的名誉,从深层次看,他们的极端行为是贵族阶层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俄国贵族反抗情绪的一种表现。
俄语“决斗”(дуэль)音同于英语(duel)、法语(duel)、德语(duell)、意大利语(duello),表明均来自拉丁语(duellum)。在俄国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也常将“决斗”写为“最后的较量”(решительная борьба)。英语中的决斗(duel)来源于拉丁语duellum,由“duo”(两个)和“bellum”(战争)合成,意谓“一对一的战争”。它还有其他几种表达:meeting(会战),rencounter(交战),encounter(遭遇战),satisfaction(报偿),affairs of honor(荣誉事务)等。决斗是作为“时尚的”欧洲上流社会文化和习俗伴随着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大规模的欧化改革,作为欧洲的社会风尚进入俄国的。[1]然而,决斗在俄国贵族和上流社会中迅速流传的程度却是彼得一世始料未及的。为此,彼得一世于1701年下诏严禁决斗,1715年他颁发的军法条例重申前旨,规定决斗者开枪便可判死罪,而不问其是否造成伤亡。若出了人命,更要处以绞刑,连被杀者也要悬尸首示众,以儆效尤。[2]然而,尽管彼得一世出此峻法,但并没有制止决斗的发生。
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7年颁布《关于决斗的公告》。公告中认为决斗是异域文化入侵之物,决斗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证人)将被处罚款,决斗双方中的胜者(造成对方死亡或重伤者)将被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然而,在179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军官间争端审理准则》,规定如果一个贵族军官的名誉被人玷辱,军官委员会认为只有决斗才是他唯一的报复手段,他就必须提出挑战,以保持自身的尊严。要是他不肯决斗,又不在两周内呈请辞职,他所在的团队的长官可径直禀报上级将他罢免。这一法令在客观上宣布了决斗行为的合法化。
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继位的保罗一世(ПавелⅠ)的统治使决斗在俄国的历史重新改写。保罗一世出于对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政策的逆反心理,对决斗采取了暧昧不明的态度。一方面,他极端重视荣誉并试图参加决斗,另一方面,他严厉惩罚决斗者甚至包括要求得到上级尊重的军官。而且,保罗一世在其执政的6年里暴虐蛮横,喜怒无常,对贵族阶层的压制引起极大反弹。1790年,库图佐夫元帅曾给好友洛普欣写信,表示:“痛心呀!祖国,一切都隶属于君主的意志,而不是法律。个人的安全感在减弱,对法律的信任感也在降低,法律本身在失去原有的作用。”所以,当保罗一世压制贵族军官们决斗的时候,他也点燃了军官们保卫自己荣誉和尊严的欲望。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早期的自由氛围,被军官们视为一个信号——先前被禁止的行为现在被允许了。这促使许多决斗者,开始为保卫自己的荣誉与尊严而决斗。当时许多社会上举行的决斗起因都是很微小的事情,而在贵族精英中也盛行这种无意义的决斗,尤其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当代美国学者伊莲娜·列芙曼(Irina Reyfman)认为:“这些贵族之所以冒不必要的风险为无意义的小事决斗,激情来源于决斗不仅仅是表现他们勇敢的方式,还证明了他们是自由的人,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是他们自己的意愿,不是政府能控制的。”[3]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决斗在俄国已经成为合法的行为,并且蔓延至整个俄国社会,在平民阶层之中也颇为流行。
俄国贵族阶层之所以热衷于决斗,除了政府态度和社会风气推波助澜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与俄国贵族阶层的荣誉观念相关。莱蒙托夫(М.Лермонтов)在悼念因决斗而死的普希金的著名长诗《诗人之死》(Смерть поэта)中, 曾将普希金称为“荣誉的奴仆”(невольник чести) ,直言杀害普希金的罪魁祸首是俄国上流社会。[4]俄语“荣誉”(честь或почет)包括了勇敢(мужество)、美德(добродетель)、尊敬(уважение)、诚实(честность)、身份(личность)和地位(положение)等含义。在俄国,荣誉观念的形成伴随着贵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荣誉是一个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欧传来的。[5]以后,贵族逐渐脱离了落后的人民,在“低贱的”人与“高贵的”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深深的、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贵族自身的荣誉感不断增强,参加宫廷政变培养了贵族的等级精神,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御赐高尚贵族权利、特权和优惠诏书》,宣布贵族的“荣誉、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由此,俄国贵族们从法律上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的个人尊严得以真正建立,成为真正的特权阶级,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了。而决斗的出现与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同时发生的。
到18世纪末,在俄国,决斗已经从历史上为荣誉而决斗的单一原因的社会现象发展为为个人权利和个人荣誉的双重原因的社会现象。呼唤个性解放首先触动了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迫使他们从传统的、共有的价值观危机中走出来,社会地位的丧失、专制主义理想学说的弱化在贵族意识中引起了震动。他们希望获得新的价值学说,他们希望远离和相对独立于沙皇政府、官僚机构、世俗社会之外,逐渐摆脱沙皇专制主义的压迫获得个性解放。而决斗被俄国接受的过程,从很大程度上看是俄国精英贵族追求平等的斗争历史。决斗作为贵族同沙皇在权力斗争中的武器,对促进贵族的独立性起了很大帮助。俄国贵族通过参加决斗,声明了他是独立于政府的,他有权不通过沙皇的参与而自行解决某些特定的冲突。决斗使俄国贵族精英注意到了个人权利的问题,并促使他们思考捍卫这些权利。
[1] 卡芬加乌兹、巴甫连科: 《彼得一世的改革》,郭奇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册,第235—236页。
[2] 米罗诺夫: 《俄国社会史》,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下卷,第16页。
[3] ИринаРейфман.Ритуализованнаяагрессия:Дуэльв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еи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2002.с.76.
[4] 莱蒙托夫于1841年5月与老朋友马丁诺夫(Николай Мартынов)发生言论冲突,他接受了后者决斗的挑战,于1841年 7月27日决斗中饮弹身亡,年仅27岁。
[5] ИринаРейфман.Ритуализованнаяагрессия:Дуэльв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еилитературе.Москва,2002.с.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