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风暴:大变革前夜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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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

在俄国早期的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一般来源于军事堡垒或居民定居点,俄语中“城市”(город)一词本身就来源于“篱笆”(ограды或забора)。从18世纪初开始,城市被称为居民点,正式得到国家的承认。15世纪下半期开始,政府调查城市和农村居民点的法律、经济和职业的情况。纳税的居民点获得专门的城镇居民点的名称,在1649年进行了城镇改革。1721—1724年地方行政官改革(магистратскаяреформа)推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的城市化进程,首次确定了居民从事贸易和工业活动的权利,首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城市阶层属性的特征,如职业特质、居住在城市中、属于城市社区和自身拥有法律权利等。1775年政府确定了市长(городничий)作为城市和县镇以及农村居民点的唯一代表者的职权,自此,城市成为沙皇政府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与具体的政府机构。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的《俄罗斯帝国城市权利与利益诏书》(Грамота на праваивыгодыгородамроссийскойимперии)最终完成了俄国城市地位的法律确定程序,不仅确定了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且确定了城市所有居民享有自治权利,有权享受城市生活的好处,包括医疗、教育、慈善、公园及其他设施。到18世纪末,沙皇政府承认的“正规城市”(официальные городы)的数量得到巨大增长。1678年为200座,1708年为339座,1727年为342座,到18世纪60年代为337座。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实施地方行政改革后,在1775—1796年有271个村镇变成城市,到1796年城市总数达到673座。保罗一世执政时曾撤销171座城市,但到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就全部恢复了。

城市最初兼有军事、行政、居民、商业和宗教等综合功能,但是随着国家版图扩大、城市数量和城市居民人数的增加,城市的功能日趋专业化或单一化,18世纪下半期,不仅俄国城市数量有较大增加和城市人口大幅度的增加,城市的职能也有越来越多元化和单一化的特点。据统计:18世纪60年代俄国有城市216座,其中行政—军事城市为10座,农业城市129座,混合型城市67座,商业城市5座,工业城市8座。到18世纪90年代城市总数已上升到489座,其中行政—军事城市19座,农业城市266座,混合型城市179座,商业城市19座,工业6座。[1]

在18世纪6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进行了数次针对城市居民职业和生活状况的调查,调查由科学院专家制定30个问题,交由什里亚赫特斯基武备中学学生深入城市各部门进行调查和咨询。1764年商会对城市市政机关和城市自治局进行了调查,在回答“居民从事何种手工业?”“居民从事何种手工业状况最好?”问题时有147份问卷回答有效。“格列米亚切夫城万民不从事任何手工业,家中只有耕地” “德米罗夫城市多数市民种菜,而裁缝匠、鞋匠和做手套的人很少”,“莫扎斯克城居民主要务农,家境好的有余粮”。据此可以证明上述城市是农业城市。在调查中也有回答是:“弗拉基米尔城商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多数人经营皮革工场,加工用于出口的油性革,居民也经营雅罗斯拉夫城需要的手工业品”,据此证明弗拉基米尔是工业城市。而“雅罗斯拉夫城有少数手工业者,还有不少的商人,还有从事园艺和种菜的人”,证明这类城市是混合型城市。而“雷勃诺城居民主要依靠向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向彼得堡出售商品,城市中没有农业也没有工厂”,显然这类城市是典型的商业城市。[2]

在进行城市分类时,将城市设立时间、按等级和按职业人口分类和数量、商业和手工业企业数量、展销会集市日及贸易额、城市土地及其类别、商人数量及申报资本额、城市位置及其地位、外出打工人数、畜牧业和各种副业的资料作为重要的标准。18世纪60年代农业城市是城市居民点的主导形式,农业城市居民95%从事农业活动,其中种庄稼、种菜和从事园艺业的分别占88%、11%和1%。此外,几乎所有的农业城市都兼任行政中心的职能,大多是县的中心。77%的农业城市也具有商业职能,成为集市和固定的贸易中心。29%的农业城市除行政和商业职能外,还有工业职能和文化职能。以上数据说明18世纪60年代俄国城市尚处在由农业人口的居民点向专业分工细致的近代城市的过渡之中。[3]18世纪60年代,有37%的城市主要是商业、工业和混合型城市。在混合型城市的经济中农业职能最为明显,只是在商业和工业城市中农业居于次要地位。5%的城市主要履行行政—军事职能。到18世纪末,虽然农业城市占据主要比例的城市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混合型城市和商业城市增长了3%和1.5%,农业城市数量减少了4%。到18世纪末,俄国境内的489个城市中农业城市占73%,行政—军事城市占5%,工商业城市占16%,6%城市为混合型城市。[4]

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分类:2万居民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2万至10万居民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居民人数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为大城市,17至18世纪的俄国只有一个大城市——莫斯科,其余城市都是小城市。到1722年,有3个城市上升为中等城市,到1782年有5个城市成为中等城市,彼得堡成为莫斯科后的第二大城市。到1856年才有39个城市成为中等城市,此时敖德萨成为莫斯科、彼得堡之后的俄国第三大城市。[5]另一个统计数字是,1646年俄国城市平均居民人数为2700人,1722年为4600人,1782年4700人。

俄国城市居民数量也随之增加,到1782年俄国不包括高加索、波兰、芬兰和中亚的城市居民约为285万人。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俄国城市居民分布(不包括高加索、波兰、芬兰和中亚)[6]

城市居民从事职业的比例变化也是从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变的一个重要指标,从俄国旅行家马克西莫维奇(М Л.Максимович)和谢卡托夫(А.М.Щекатов)1801至1802年编写《俄罗斯国家地理辞典》(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城市居民职业的变化。他们分别统计了1765年的131个城市和1797年110个城市的居民从事职业占全城居民的百分比情况。[7]

商人阶层是俄国社会中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俄国新兴的城市中最为活跃的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其经济地位在俄国社会中处于较高社会地位,以至于一些人得以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他们是伊凡四世所依靠的重要的经济力量,成为缙绅会议不可缺少的成分。

到18世纪中期,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彼得堡、基辅、阿尔汉格尔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已经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城市中出现了商人阶层组织的裁判所、审判庭和反省庭。这样,商人在18世纪中叶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组织上同农民以及贵族都有所区别。据统计,1766年,全俄的行会商人人数已经达183500人,经商的农民也有5500人[8]

叶卡捷琳娜二世懂得独裁统治除了主要依靠传统的统治阶层——贵族之外,还必须顾及18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必须借助于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因此她在1785年4月21日颁布《御赐高尚贵族权利、特权和优惠诏书》的同一天还颁布了《俄罗斯帝国城市权利和利益诏书》。

这项法令宣布赐予城市自治权,城市自治机关为城市联合会、城市杜马和市政局。城市杜马选出6位公职人员,主持城市的管理。城市联合会和城市杜马的选举活动受总督的监督。城市联合会每三年召开一次,拥有5000卢布资本的市民有资格成为城市联合会的成员。城市杜马由市长和市议员组成。

城市居民基于财富分为六个等级,包括所有的城市有产者,不论其原来的等级和出身:

第一等居民是“真正的城镇居民”(настоящие городские обыватели),拥有这一身份的“实质在于它在这个城市里有住房或建筑物或土地或地产。

第二等居民是加入三家行会的“行会商人”(купцы гильдии),其在三家行会的资本最低不可低于100卢布。

第三等居民是“杰出公民”(именитые граждане):包括资本超过5万卢布的商人,资金不低于10万卢布的大银行家(богатые банкиры),以及城市知识阶层:建筑师、画家、作曲家和科学家。

第四类万民是外国商人(иностранные купцы)和非本城商人(иногородние купцы)。

第五类居民是在车间注册的“工匠”(ремесленник)。

第六类居民是“城镇人”,其职业包括裁缝、养殖者和奶妈,他们虽然住在城里,但是没有不动产。[9]

这项法令规定拥有财产500卢布以上的“顶级商人”(верхушки купечества)免受体罚、可交纳金钱免服兵役和免交人丁税,只征收1%的资本税。法令规定第一等居民的“真正城镇居民”、第二等万民“行会商人”和第三等居民“杰出公民”免于体罚。杰出公民的第三代人的代表可以提出贵族称号申请。

但是也有历史学家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极大地增加了收入和提高了社会地位,一些贵族的经济状况有所下降。美国历史学家布留姆指出一些贵族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占有的农民少于从前。1777年有三分之二的地主占有的男性农民少于30名,三分之一的地主占有的农民少于10名。许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贵族,缺少合适的衣服和鞋子。[10]克留切夫斯基也写道,一些在海军军官学校读书的贵族子弟因家庭贫困不得不领取每月1卢布的奖学金。[11]

[1] МироновБ.Н.Русскийгородв1740—1860-егоды: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социальное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Л.:Наука,1990.с.202.

[2] МироновБ.Н.Русскийгородв1740—1860-егоды: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социальное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Л.:Наука,1990.с.202.

[3] МироновБ.Н.ВнутреннийрынокРоссиивовторойполовинеXVIII-первойполовинеXIXв.Л.:Наука,1981.с.56—57.

[4] МироновБ.Н.Русскийгородв1740—1860-егоды: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социальное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Л.:Наука,1990.с.203.

[5] ВишневскийА.Г.(ред.)НаселениеРоссии2008:Шестнадцатыйежегодный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доклад.Москва,2010.c.29—30;НародноехозяйствоСССРза70лет.c.376..

[6] МироновБ.Н.Социальная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периодаимперии(XVIII-началоXXв.):Генезис личности,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семьи,граждан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иправов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СПб.,2000.Т.1.c.287;НародноехозяйствоСССРза70лет.c.376.

[7] МироновБ.Н.Русскийгородв1740—1860-егоды: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социальное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Л.:Наука,1990.с.207.

[8] 雅哥夫柴夫斯基: 《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敖文初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0页。

[9] 第五和第六等级的城市居民称为“平民”(мещан),这个词来自于波兰语,通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传入俄国,最初的意思是“城市居住者”(жителя города)或者“城里人”(горожанина),其词根是用于城市的“地点”(место)和用于镇的“地块”(местечко)。

[10] Blum J.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From the Ninth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64,p.367,376.

[11] КлючевскийВ.О.Курсрусскойистории.ЛекцияLXX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