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言

我为本项研究进行的实地工作是靠哈佛大学的一项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1936—1940年）。从1937年2月到1938年5月，我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 这家人在帕门特大街7号开着一家餐馆。我与凯瑟琳·金结婚以后，我们搬到同一地区内的汉诺威大街477号我们自己的公寓里，这个地区就是波士顿北区，我称它为科纳维尔。在1940年7月我离开波士顿之前，我已经写完了《街角社会》的初稿。1940年到194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又重写并压缩了在波士顿写的初稿，但对我的分析和理论方向未作任何改动。《街角社会》的第一版于1943年出版。

如果没有研究员学会赋予我的支持和完全自由，我绝不能进行对科纳维尔的这项研究。我个人深深地感激社会人类学家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他作为一名青年研究员的时期与我的这一时期有所重叠。我在开始我这项研究之前就曾与他讨论过我的计划，在研究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都得益于他的忠告和批评。埃利奥特·D.查普尔和阿伦斯伯格曾共同拟定了研究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而这也正是我在全书中使用的框架。

关于我最初的研究计划，我曾从研究员协会主席劳伦斯·J.亨德森那里获得了使我很伤脑筋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忠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则指导我学习了我在研究中使用的访谈技术。

约翰·霍华德和我一样，是一名青年研究员，他曾在科纳维尔从事过为期两年的实地研究。是他首先提出，对领导层的分析将提供一种使整个研究成为一体的方法。

凯瑟琳·金·怀特与我一起度过了我在科纳维尔的最后两年。她绘制了图表，并在撰写这部书稿的各个准备阶段对它提出批评意见。她以前曾为纽约的出版商们设计过书的护封，因此，她志愿为本书的第一版设计了护封。

在芝加哥大学，我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曾得到社会人类学家W.劳埃德·沃纳和社会学家埃弗雷特·C.休斯有益的建议。除《街角社会》外，他们还帮助使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的经历成为一种令人振奋的学习过程。

为了这本书的第二版（1955年），我写了附录一，描述了我在北区生活和工作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个人的经历。

为了这本书的第三版（1981年），我增写了“重访科纳维尔”一节，跟踪描述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截止到1980年以前的经历，并简单提到了这一地区本身的变化。在第三版中，我首次说明了研究地点是波士顿北区，并道出了几个主要人物的真实姓名。

附录二，即“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是我的最重要的研究助手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萨姆·佛朗哥）在一次标志着我退休的康奈尔大学讨论会上的致辞。在这里，奥兰代拉雄辩地说明了我们曾如何在一起工作，以及我们发展的方法曾如何有助于他在后来的军队和平民生活中担任领导工作。

所有这些资料略经修改之后，都被包括在这个50周年的新版本中。我在附录一中增加了“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一节。促使这一版问世的动力是学术界突然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1991年，彼得·弗罗斯特和他的同事们编了《重新构想组织文化》一书，并用很大篇幅介绍《街角社会》，其中包括重印了我的关于论述方法和经验的附录，作为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板”。随后是4位行为科学家有关《街角社会》的文章以及我对于这些评论的反应。1992年4月号的《当代人种志杂志》上刊登的则完全是有关“重访街角社会”的文章。在编者序言之后，这期杂志先刊登了W.A.玛丽安娜·贝伦的文章，在我于1940年离开北区之后的30至45年之间，她曾几次访问北区，并访问了我曾研究过的一些人和其他一些人。根据这些资料，她论证说，我对北区的描绘是一种歪曲，并违背了职业道德。接着是我本人对此进行的反驳以及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文章——他原来是个街角青年，曾在我这项研究中与我一起工作。这期杂志最后刊载的是由3位行为科学家撰写的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

在这两份出版物中，这7位行为科学家都承认《街角社会》是一个里程碑。然而，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涉及在过去50年内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标准的变化。此外，这些争论还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社会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或者，社会学家是否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一门科学。

我在“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即附录一的最后一部分中论述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