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从1840年至1927年的中国历史，涵盖了晚清和民国初叶两个历史阶段。这是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压迫，从苦难、抗争走向反思、复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史学经历了巨大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外国史学的输入有关联，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输入的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引起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大变革，改变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和评价。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诚如梁元生所说：“晚清的政治运动、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及思想学术的发展和变化，跟西方势力的侵入及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不可分的关系”，“西方的刺激和挑战，无论是武力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乃是产生这种‘求变’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注1晚清学者邵作舟对中西文化交汇有这样的评价：“道光以前，通泰西文字语言者甚寡，不知其书，后乃弛海禁，而泰西人士之稍稍译传于我中国，亦特设同文馆，闽、粤、津、沪之地，皆颇立学，招徕英秀子弟肄习其中。傅兰雅、丁韪良之徒所译书益众。若律令、公法、史记、地舆、算数、器艺之学，大略有之，中国因以知其学问政事。又读日报，而诸国政令条教、盛衰大势，小有举动，朝发夕知，非复前日蒙昧之象，可谓盛矣。”注2这一时期的学人对西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过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的发展，他们对西学的认知和了解也在不断地深入，学习的内容也从最初的枪炮船舰延伸到声光化电、历史、地理、法律、政治，再到制度、文化、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在士人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参考依据。“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注3，“史于学居十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居其四”注4，“经以治道，史以经世”。不仅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要读历代史书，就是已经为官一方的官员也将读史作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旅华的西方人认识到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一独特特征。来华的传教士花之安就说道：“且史之作关乎人情，关乎风化。唯综全史而互为考订，将如见其心，如睹其事，史与人两相感复两相通。”注5为此，传教士在中国不仅进行宗教宣传，而且注重引介西方史学，他们译介了一批属于历史范畴的著作，并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评论的文章。中国的留学生、驻外使节、社会名流等有识之士也非常重视史学，他们利用各种途径了解西方国家发展史，不仅译介西方史学著作，还撰写有关西方历史的著作，并通过横向比较认识中国史学，引进西方史学流派，推动中国史学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范围是广泛的，媒介物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既有语言文字符号的传递，也有非语言文字符号的传递。它们发挥了文化的“意义”“启示”“暗喻”功能，共同构成一种多元文化荟萃的社会氛围。由于开放程度和学者接受能力的差异，这一时期西史东渐的传布范围及其所产生的反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如晚清的北京，学者感叹书肆中寻一本西书甚难，而同时期的上海，俨然是一个西方小世界。无论是心理上的强烈抗拒还是全盘接受，人们的历史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在不同的层面受到了影响，并在历史撰述中有所体现。
本书所使用之概念“西史东渐”中之“西史”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史学著作中蕴含的历史观念、历史知识、史学理论与方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学亦深受西方史学之影响，本书所论及的日本史学，也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之下的日本史学，当归入此列。同时，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本书也谈及了苏联史学的输入。本书将1840年、1927年作为起讫时间，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还因为以这两年为显著标志，中国学术史上有了新动向。1840年前后，近代中国学人编纂而成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外国史地著作，开始关注域外形势的变化；1927年前，西方史学观念、思潮与流派在中国史坛异彩纷呈，并没有真正影响中国史学的走向。1928年后，唯物史观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著作。例如，郭沫若从1928年8月到1929年11月先后写成五篇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史学论文，即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人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拓荒之作。注6可以说，从1840年前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研究的艰难起步，到“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新气象，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得以确立，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提上了建设日程。在中国史学演进过程中，既有西史东渐对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影响，更有中国史学家的努力和史学自觉意识。
一、中国史学演进的主要动力
一切运动变化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1840—1927年的中国史学发展变化亦如此。中国史学演进的动力，既有史学以外的社会原因，也有与史学相关的学术方面的因素，还有史学内部的矛盾。
这一时期史学因革与社会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19世纪初期的中国，依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与西方世界基本没有交往。清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日新月异几乎茫然不知。而在国内，康乾盛世已经渐渐远去，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形势的变化，是史学演进的根本动因。
社会危机的出现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引起了学术风气的变化。学风变化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是促进史学演进和变革的直接动力。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考据学的没落与学术自身求变的取向。学术的发展也有自身规律。清代历史考证学方法虽然精善，但是研究范围过于狭小，和平时期还能够做出成绩，社会发生动乱时期则不能够提出应对世变之策。梁启超认为：“凡一有机体发育至一定限度，则凝滞不复进，因凝滞而腐败，而衰谢，此物理之恒也。”注7处于“主导”地位的考据学不仅受到宋学派的攻击，还受到本学派内部的批评。于是，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汉、宋兼采的大家。王国维对清代三百年学术这样描述：“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后学术自身发生变化，“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仍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注8王氏关于清朝学术的论述，准确地指出了学风转变之特点。历史考据学不再是人人追捧的对象，史学以经世和阐发变革思想成为时代话题。传统学术自身求变的趋向，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部驱动力。晚清、民初史学作为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渡阶段，若没有中国史学内在的求变要求，仅凭西方学术思想的嫁接，是不会具有强劲的学术生命力的。
第二，中外文化交汇和西方史学的输入。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论，此不赘言。
第三，史学优良传统的弘扬和今文经学的复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从来都是入世的，“述往事，思来者”，鉴往知今。司马迁撰写《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意图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德，跻无前之至治”。正如冯天瑜所言：“经世主义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晚清勃兴的经世实学，即是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今中西冲突融合的历史大变局中的一次绝唱。”注9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在晚清体现得尤其明显。“经世文编”的编纂即是其中一个例证。继贺长龄、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在晚清至民国初年，仿照其体例而撰写的各种经世文续编、新编层出不穷，多达二十余种。这些文编著作收集了大量关于政治、外交、商贸等方面的文章，以达到经世目的。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的饶玉成在“例言”中写道：“洋务为千古创局，前编略而不详，近日有志经世之士，类皆于此，力肆讲求，兹编于臣工之奏章，私家之著述，凡有涉海防、通商事宜皆为采入，冀为留心时务者之一助。”注10经世思想推动了史学著述和文编的纂辑工作。章清在谈到中国史学的转向时也说：“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张扬的是‘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这也构成中西史学沟通的基础；‘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注11更有些学者特别强调了经世思潮的作用，认为“导致考据学衰落的直接外因不是来自西方的冲击，而是经世思潮的再度兴起”注12。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是推动传统史学在晚清出现分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梁启超将今古文经学之争视为清学分裂的“导火线”注13。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了。清朝中期，今文经学又走向了复兴，其复兴根源于时代的变革。今文家重“致用”和“更化”，强调“改制”、变革的必要性，适应了时代的主题。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都对今文经学有所阐发。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集“政治活动家”“史学家”“经学家”三者于一身，他们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获得与阐发今文经学不无关系。晚清今文学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与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紧密结合。《春秋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其中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词语，也成为论述社会变革的历史理论依据，“公羊三世说”对晚清历史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今文经学也融入到了中国史学转型的进程之中。
第四，新式印刷技术和史学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此时期，西方石印铅字印刷技术传入我国，提高了印书速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广智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等机构出版了众多图书，有的图书印数多达几千册，更有畅销书，印数达到了几万册。新的交通工具提高了新出版史书的传播速度，产生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反响。以往史学的传播载体主要是史著，此时期报纸、期刊、图书馆、新式学堂的出现，使史学的传播方式多样化。报刊以其便利的方式，使史学成果更迅速地为广大民众了解和接受。“五四”时期，创刊的《史地学报》《史地丛刊》《史学与地学》等史学专业期刊，扩大了史学成果的传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泰西新史览要》《中东战纪本末》《自西徂东》《俄国志略》等史书都是先在报刊上连载，而后结集出版。学堂、图书馆这两个文化场所，是文化和史学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广学会和益智书会所办的学堂课程表里面，无论是初级学堂、中级学堂，还是高等学堂，都开设历史科目。如广学会的学堂规定，初学阶段学习希腊国史、罗马国史、古史探源；中学阶段学习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高等阶段学习十九周史。注14历史知识内容基本按照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当代史的顺序进行讲授。中西学堂入学也比较严格，还要通过各科目的考试，不阅读西史，是肯定不能考过的。湖北自强学堂法文堂考试题有“默写《欧洲史略》各一段”，翻译“大彼得传略”“合众国自主一章”“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战纪”等注15。上海格致书院为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各种知识，特举办了“课艺”注16，“课艺”题目由清政府的官员设置，都是关于最新国际关系和时政的内容。根据考试成绩，可获得不同的奖励，特别优秀的士子可以被授予一定官职。这种方式提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和西方史著的关注程度。同样，20世纪初年，中国亦进行了学制改革，“历史”作为一门课程，被纳入到各级学堂的教学内容之中。
上海图书馆创办于1849年，截至1911年藏书量达到11904册。上海图书馆对外开放，《申报》曾经刊登借阅图书广告，每年需用银十两，图书可取出披阅。注17为吸引读者，图书馆保证每年都会增加新购图书。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为史学走出皇宫密室、学者书斋，走向社会，创造了条件。史学走向社会产生了积极反响，又促进了史学的新发展。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中国史学演进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政府官员的推动、新交通工具的使用、教育制度的变革、自然科学知识的流布以及新兴传媒的促进等。留学生群体发挥的作用同样不能忽略。
二、西史东渐在中国史学演进中的地位
1840—1927年，外国史学的输入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留学生从日本翻译的史学最新成果，也是日本在西方史学影响下取得的，所以也统称为“西史东渐”。西方历史著作的译介带来的历史观念、历史知识、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有着广泛的影响，促成了人们从以往习惯的纵向思维模式转向横向比较的思维模式，进化史观的传播更是整个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观念，唯物史观的输入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西学的传播，特别是西方史著所传递的西方历史知识、历史观念，输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因革起到了关键作用。西方作史方式，包括简洁的撰史风格、民史的提倡、国际化的史学视野、科学著史主张，以及对外交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民众生活史的关注，都对中国史学家影响很大。晚清以降之史学界，无不以西方史学为标尺，不断吸收西方史学的成果以发展壮大。正如顾颉刚所论，在1949年前的百年历史中，“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其中进步最为迅速的，“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便是史学。注18东渐之西史不仅是中国政治运动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演进的助推器。
第一，西史东渐促成了中国人世界史观的形成。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士大夫还认为“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不遵则）绝茶与大黄不使出”注19，则可使夷人屈服。这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念。随着中外接触的增多，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更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世界观念对国人的影响，《时务报》创设的目的就是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注20。一些史学家更是站在了时代前沿，通过阅读西方史著，了解了西方各国发展历程，更掌握了国际形势的新动向。由清政府官方主持编写的《筹办夷务始末》，延续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时期的对外交往记录，表明对中外交涉历史的重视。从处理“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下中国人世界观念的改变，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每走一步都滞重而且艰难。注21在沉重步伐的前进中，外国人和先觉的中国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自西方输入的史地著作发挥的作用不容忽略。过去，中国人心目中“不过如汉儒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已，知识未周，见闻不广，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数十年来，海禁开放，宗教、贸易、外交、学术、技艺之会通，我国民耳濡目染，则世界之观念，宜其勃然兴起，以成世界史，而沾溉同胞矣”注22。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随处可见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俄国史等国别史以及“万国史”著作。王国维接触西学较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世界史之观念。他在《东洋史要·序》中写道：“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至20世纪初年，先进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已经与世界形势发展实现了接轨，这在史学著作中有明显的例证。对中国遭受侵略历史的研究，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放在了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中去考察。研读“西洋史”“万国史”成为国人了解域外形势的主要途径，“吾人最重要之主脑，不广储世界之智识以营养而补充之，欲其智周，其可得乎？故欲生存于今日，必不可无世界知识，而欲有世界知识，要非读西史不为功”注23。“天朝中心观”一去而不复返了。
第二，西史东渐带来了历史观的变革。历史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历史观是人们认识和解释历史发展进程的法则。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和讨论，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说”等，但它们没有完全说清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面临时局动荡，龚自珍、魏源企图再次阐发今文经学的变革思想，唤醒人们对社会形势变化的关注。由于没有新思想输入，他们的论述并没有走出经学的束缚。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输入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关于进化论的介绍。如1873年，华衡芳和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中就有进化论学说的论述。1883年，同文馆出版的《西学考略》一书，介绍了“物种起源”和进化论学说。蔡尔康和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全书以社会进化论观点为指导，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改革案例，说明各国强盛并非与生俱来，而在于勇于变革。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救亡决论》等文章中对进化论观念的阐述。传教士带来的进化论思想具有前期铺垫之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与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变易思想相结合，使中国学人很容易地接受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成为“新史学”的核心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进化史观的认识和讨论，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著作的撰述。进化论历史观摆脱了以往“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分析问题的新观念。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也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突出历史进程是向前发展的，而不是循环往复的。“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十八世纪的个人观念与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注24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的历史，把历史看作是有规律可循的，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指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唯物史观不仅在中国传播，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认识历史的工具。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李达、瞿秋白等都有专门的论著。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新气象，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如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成为热点，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三，西史东渐对新史学家思想的影响极其明显。中国学术（史学）的现代转型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文化启蒙、政治制度变动顺序基础之上的。相反，学术思想的变革明显快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因革。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接触到了西学。康有为在1874年阅读了《瀛寰志略》和地球图，“知万国之故”。1879年，他得到了《西国近世汇编》等西书数种，认为“西人之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遂大量购求和阅读西学之书，为他讲西学和阐发新的历史观奠定了深厚基础。1883年，康有为攻读西学书，对声、光、化、电和各国史志一一涉猎，并欲纂辑《万国文献通考》。之后，他又多次购买西书，足见其思想深受西学的影响。注25梁启超1890年见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西书若干种，可惜无力购买。梁启超早岁跟随康有为学习，受康氏思想影响较深。听康有为讲西学后，“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注26。梁启超中西比较的思想是在这时奠定的。其后，他们又吸收了严复输入的进化观念。变法失败后，他们开始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反思。梁启超同陈炽、宋恕、唐才常、徐仁铸、夏曾佑、陈庆年、刘师培等早期接触西学的人，交流思想，砥砺学术，共同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发展。而到了新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新史学，这些学者更是深受西方史学理论和思想的影响。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何炳松、陈衡哲、李大钊、傅斯年等人都有在国外的经历，或认真研读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或接受西方史学著史模式。顾颉刚、钱穆等人，虽未出国留学，但是早年受进化史观和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很大。顾颉刚回忆道：“他（胡适）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注27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受早期新史学家的启蒙，同时留学经历和社会实践丰富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第四，西史东渐促使史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史学多以帝王将相和重要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的史学演进过程中，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世纪初年，历史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化史”方面，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与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的内容为研究对象。不仅研究对象大大扩展了，而且提高了普通民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这些变化都与西方史学著作的译介、西方史学流派的输入有关。传教士慕维廉、林乐知、傅兰雅、丁韪良等人在华生活多年，熟悉中国史书典籍，参与翻译了西方史学著作，并且撰写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探讨了中西史学的差别。如慕维廉在《大英国志》序例中专门讲述了中西史学差别的五个方面。艾约瑟的《西学略述》以及介绍西方史学成就的文章（《英国新史略论》等），论述了西方史学发展动态，讲述了西方史学重视叙述民史的特点。传教士不仅与中国上层官员有联系，而且与治史的学者、官员都有长期的交往，他们出版的历史著作成为维系其与中国学者交往的重要纽带。传教士译介的西方历史著作以及中国学者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史学著作，其编纂模式、横向比较的思维特点、专门史的撰述意识、对民史的重视等，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国家、民权、进化等观念更成为促进史学变革的重要思想源泉。就“民史”思想传播而言，1897年10月《译书公会报》连续刊出西方“民史”的代表作——英国史家格林的《英民史略》。该书《序言》云：
观是书命名之意，即知非述英国帝皇及战争史记，乃英民史纪。世之著史纪者，每饰词使人动目，吾则于争战交涉，及亲见之帝皇暨诸大臣，与夫朝廷华胄、宠臣计谋，皆略而勿陈。所志者惟国中律法、生民知识，与世情进益之道。俾世之读此书者，亦可了然于一国之事，故吾以为多记超色（英所推为诗伯者）愈于记克而来赛（法国战地）；多记开克司登（英始造印书机器者）愈于记耀开克司忒及兰开司忒里恩两族争战之事；多记爱立实勃夫（英之女主）未尽善之律法，愈于记堪敌士（西班牙地名）战胜之事；多记埋扫敌斯忒（耶稣教监督会之称）之复兴，愈于记小伪皇（英皇却尔第三）之遁走。注28
“序言”论述了该书撰述的指导思想和“民史”的主要内容。这本“民史”著作的译介对已经了解了一些西方“民史”概念的维新之士影响更加深切。注29文明史观下的中国史专著——《支那文明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古物学及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之起原发达变迁进化之大势，调查闳博，钻核极精致”注30。李守常也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注31。唯物史观的输入，“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在新史观的指导下，史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五，西史东渐使史学研究扩大了范围，在史料运用上注重利用域外史料，研究外国兴衰发展经验和制度因革。在四部分类法中，地理学（舆地学）位于史部之下，正史中多有地理志或地形志。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地理学研究侧重于古代历史地理的考证，偏重于地理的沿革部分。晚清以前，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并不多，与周边国家形成的是“朝贡体制”之下的对外关系，关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史记载极少。晚清以降，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通过“闭关锁国”维护旧秩序已不可能。国门被打开了，中国面对的是新世界。被强迫拉进国际关系中的清政府，急于了解世界各国。这些信息已从中国传统史书中寻求不得，“正史所载外国传，大都得诸传闻，非所亲历，以今日东西诸史较之，疆域、政教、风俗事实，舛误时出”注32。《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史书在史料上，都运用了传教士带来的域外材料。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过去史书撰述只注重中原地区发展史的现象，史学的视野扩大了。因为政府一时也不能撰就所亟需的史书，所以从西方译介和输入的世界史、区域史、国别史著作就成为国人阅读的重要资料。传教士编译的《四裔编年表》《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法国志略》《联邦志略》《米利坚志》《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泰西新史揽要》《西洋史要》《泰西史教科书》《万国史记》等，是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必读书。清季学者王树枏撰有《彼得兴俄记》（1896年）、《欧洲列国战事本末》（1902年）、《欧洲族类源流略》（1902年）、《希腊学案》（1902年）、《希腊春秋》（1905年），王先谦撰有《日本源流考》（1901年）、《五洲地理志略》（1910年）、《外国通鉴》（1916年）等，李文田撰写《元秘史注》、洪钧撰写的《元史译文证补》、柯劭忞的《新元史》等著作，或参阅了近代输入的西方史著，或利用了域外史料。可以看出，他们史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明显带有阅读西方史学著作所受影响的印迹。阅读外史，进而反思己族，探讨本民族兴盛发展的道路，是近代国人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叶瀚说：“今地球五洲，互通往来，彼族无论商人、教师，皆深知中国古今风教政俗，而我中国上下宴安，俨如无主之国，无主之民，有心之士为太息久矣。不习外情，何由兴立，故人士亟宜购读已译西国史志，方知其内政自强开化之迹，反思己族不兴之由。”注33王韬撰写的《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及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留日学生从日本译介的史学著作，都注重对外国兴衰、改革经验的探讨，分析制度变革对国家发展的意义。
第六，西史东渐对近代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影响。在史书编纂上，近代史书出现了新体裁，纪年上逐渐采用公元纪年法，使用简单的逗号、句号标点，文献引用趋向与西方接轨。中国史书体裁丰富，传教士在译介西方史著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像慕维廉在《大英国志》的译介中，为适应中国史书体例，专门整合材料撰写了“志略”。但是，从西方译介的大多数史著还是保留了原来的史书体裁体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的史志类书籍章节体居多，它们明晰的撰述风格，对中国史书体裁变革有着重要影响。在纪年上，中国采用皇帝年号纪年法，西方采用公元纪年法。为了实现中西时空的统一，传教士编纂了中西年表，如《华番和合通书》《东西史记和合》《四裔编年表》《五彩中西年表图》《中西合历》等。在《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万国通史》等史著中，附有中西年表。这一时期不仅和外国签订的条约要用公元纪年，在聘请传教士担任教师或翻译人员的合同中也使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法最终取代了以往的纪年法，成为民国以后法定的纪年方式，这不能不说源自晚清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翻译和出版的图书中，多数都有标点以示停顿，提高了读书效率，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启用新式标点具有拓荒之功。西方史书的编纂规范和原则也对学者有影响。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期间，专门编纂了译书规范，以减少舛误。益智书会还编撰了统一的历史专有名词。中国学者徐继畬是最早提出注意外国地名、人名规范的人。西方传教士编著图书大都附有人名、地名索引，中英文名称对照表。这种编纂方式对后来史学发展具有影响，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五四”时期的历史著作普遍采用这种方式。
第七，西史东渐对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确立具有先导的意义。西方治史方法的大量输入是在“五四”前后，包括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在内的异彩纷呈的西方史学流派。在19世纪，传教士译介的史著和论述中也有关于西方史学的介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经书》《西学略述·史学》《自西徂东·史学琐谈》《地球一百名人传·史学列传》等，以及译介的史著的序例中都有对西方史学的论述，介绍了西方史学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趋势。从日本转介的欧洲文明史成就，更是为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史学过去一直重视自身建设，很少关注外国史学发展。外国史著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强调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等观点，都对中国史学有重要影响。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学研究还要运用经济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种学等他种学科的知识，章太炎希望新的中国通史要打破旧的王朝史的编纂方式，将心理、宗教、社会等内容全部容纳进来，应该说，都与他们接触到西方史学有关。王国维、胡适、李大钊、何炳松等人对史学系统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论述。从经学的终结到历史学科的建设，从西方史学的输入到中西史学的融合，从近代科学观念的传播到科学精神的提倡，西方近代治史方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略。
第八，西史东渐过程中所办的各种报纸、期刊是后来史学期刊之创办的先导。报刊是近代新兴传媒，以其特殊的手段传播知识，受到读书爱好者的欢迎。很多学者都有看报纸的习惯，林则徐、魏源、宋恕、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很多思想，都是先从报刊上得到的。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手录上海《申报》，以为此“实今时务之急也”注34。西方各国的史地知识也多在报刊上连载，以至于像唐才常、谭嗣同等人认为西方的报馆即中国的史馆。报刊的史学专栏或副刊在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激励爱国热情、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以后史学专业期刊的出现，提供了铺垫，起到了催化作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以札记的形式保存下来，报刊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话语空间，学者的最新观点和论述此时都以学术文章的形式首先发表在报刊上。报刊上的新书广告，也提高了新出版史学著作的知名度。唐才常的《史学论略》、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徐仁铸的《輶轩今语》、陈黻宸的《独史》都是最先在报刊上发表的，然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时务报》《湘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是讨论“君史”“民史”的报刊。“五四”时期的《史地学报》《史地丛刊》《史学与地学》《学衡》《东方杂志》等专门性的史学期刊的出现，均受到了早期报纸期刊的影响。
关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白寿彝先生在《史学概论》一书中作了精炼的概括，他认为史学转型表现为四点：一，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二，传统的某些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研究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跟研究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得到一定的联系；三，在史料方面，利用了古老的文化遗存，利用了出土的文献，利用了佛教、道教的典籍和档案材料，利用了域外的材料和语言学的材料；四，用新的有系统的形式写的中外交通史、各种专门史和有系统的长篇论文相继出现。专门性的历史刊物也相继出现。注35史学现代化的这些特征在1840—1927年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特征是在西方历史译著的推动下形成的，是新史学思潮形成、发展的“助力”。西史东渐为中国史学的反思、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方向，是中国史学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必要积累。历史学科专业地位的不断确立，新式人才的不断培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直接从西方引介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西方史学著作的输入，与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及政治、哲学、经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著作的输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处在没有严格学科概念过渡时期的学人来讲，输入的西学知识都是他们阅读的对象。梁启超在1898—1903年先后发表了三十余篇介绍西学的文章，如《论希腊古代学术》《格致学沿革考略》《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政治学学理摭言》《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卢梭学案》《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等，这些论著包含了多门学科知识。1840—1927年的学者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此种现象在当时特别普遍。分析西方史学著作（知识）对士人、学者的影响，自然也不能忽略同时期西学中其他学科带来的科学观念。
三、中国史学演进特点及对20世纪史学的影响
中国历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发生了分化。一方面表现为一些学者继续沿着传统史学的老路子从事史学研究；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汇下，一些学者重视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开始撰写反映时代思潮的历史著作，萌发了新的历史观念。尽管此时期从事历史考据的学者做出了一些成就，但中国史学演进的主要特点和趋势是“求新”“求变”，关注域外。
第一，史学发展与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中西之间的沟通，是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的。“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注36所以，早期的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都是历史、地理二位一体的著作。随着思维空间的扩大，中国人认识到，西方除了炮舰，更有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于是他们汲汲于阅读西方的历史书籍。19世纪60年代以后，史家对西方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在洋务运动“求富”“求强”的口号下，对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的关注不断上升，出现了“史政”密切结合的显著特征。当然，对西方学术、政治、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较多的磨难和曲折。如当年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盛赞西洋气象和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结果不仅出国日记被毁版，而且遭到同僚的质疑。编修何金寿参他“有二心于英国”，他的好友王闿运说他“已中洋毒”，李慈铭说他“不知是何肺肝”注37。由接触洋人到接受他们的著述，再到学习他们的制度，经过了一个为时不短的历程。探求世界地理知识是近代学人认识外国的开端，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则是史学关注社会现实、与现实更加紧密联系的重要反映。梁启超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对西政尤其关注，出版了《西政丛书》，内容分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工政、商政、兵政八门，都是讨论西方政事的切要之书。梁启超给山西好友刘光贲的信中也说：“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注38唐才常认为处理好西学与史学的关系，就要揭示“古今各国政术异同”，考察“各国立国源流、种类迁徙”，比较“中西帝王人物”，述明“各教派，别善否”，分析“各国和战机要”注39，其目的是达到以中西之古为鉴。郑观应认为，《局外旁观》《中西关系论略》《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以及日本的《论中外交涉》《隔靴搔痒论》等政书都是非常有益的。注40史学内容由“史地”结合逐渐转向“史政”结合，正是史学与社会紧密结合的体现。“五四”时期，在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下，史学更加关注社会，近代学人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社会的著作，如《社会进化史》《社会进化简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大纲》等。李大钊提出了“历史即生活”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注41唯物史观输入以后，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注42。
第二，爱国主义是史学发展的灵魂。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始终与救亡图存、关注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相结合。史学家自觉地将史学作为一种实学，使之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近代中国遭遇了历史大变局，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社会的动荡，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精英阶层，首先思考的问题是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解决现实问题以挽救民族危机。史学地位提升和经世致用功能，成为近代学人激发爱国心的选择。正如梁启超所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43爱国主义史学家一方面撰述社会急需的世界史地著作，使国人对世界形势有清晰的了解；另一方面撰写当代史著，揭露侵略者的野心，谴责投降派。魏源针对国门洞开后，清政府对域外世界的无知发出感叹：“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于是，他钩稽史料，创榛辟莽，撰成爱国主义史著《海国图志》，以期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夏夑以“沥血叩心、忧危入告”的著述精神撰成当代史著《中西纪事》，歌颂爱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和投降派的卖国行为。学者还积极汲取西学中的知识，结合中国现实探讨经济、制度、军事等方面的应对之策，如《弢园文录外编》《救时揭要》《筹洋刍议》《盛世危言》《庸书》《六斋卑议》《新政真诠》《危言》《治平通议》《时务论》等论议类的著作，均饱含近代学者的爱国之情。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不仅仅论述国际形势，更揭示了法国、日本的发展道路，成为历史借鉴。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大大加深，爱国学者往往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作为宣传内容，惊醒国人。20世纪初年，学者们编译的几个国家的亡国史著作得到出版，论述亡国史鉴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撰写有《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文章，激发了读者的救国热情。有的人还明确提出：“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注44在“五四”时期，仍然有部分学者把“亡国史鉴”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注45爱国主义的史学传统在史学发展历程中尤为突出，成为史学的灵魂。
第三，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羁绊走向独立。经学与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二者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在“经”被立为官学前，经、史是不分的。在汉代是史附于经。汉代之后，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晚清以前，一直是经重于史。自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至清王朝灭亡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经学的中心地位在动摇，逐渐地被“边缘化”。龚自珍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绌”的观点，提出“尊史”之论，强调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注46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重新阐释，是在社会危机的形势下，对史学的重要性所发出的呼唤，是对当时沉闷的尊经重经学风的沉重打击。注47从此，经学的地位受到挑战。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依靠经学中的忠孝观念，以及以之匡正人心风俗以救世显然无济于事，经学的地位更为下降。沉迷于经学的考据无补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康有为等人重振今文经学，利用今文学的三世说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也不过是把今文经作为工具而已。因此，康氏被人认为并非真正的经学家。清季虽有章太炎、刘师培、廖平等经学大师出现，但他们却高喊“六经皆史”的口号。可见，经学的神圣地位丧失了，经学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标志着经学在制度层面寿终正寝。20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将主题确立为“民主”“科学”。这是西方文化长时期输入的结果，“反传统”的认识使经学失去了以往神圣的光环，而民主与科学是不可能被经学用来“充实自己改造自己”的。陈寅恪在1935 年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的序中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注48史学的转变若此，经学的衰落和终结标志着进步，标志着理性的觉醒。史学地位不断提升，通过吸收西方史学的营养，史学挣脱了经学的羁绊，逐步实现了独立。
第四，史学研究的视野不断开阔，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史学与域外史学的沟通；史学内容的扩大。中国史学独立发展几千年，与西方史学不通声息，自19世纪30年代，西方史学开始输入中国，中西史学交流逐渐展开。中国史著中给予外国史以恰当的地位，再不像过去的“外夷传”，置而不观。中国学者和史家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中西关系和历史。至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家对中国史学道路进行新探索，掀起了“新史学”思潮，这种思潮在“五四”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史学家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历史哲学等知识，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反思、批判。中国史学走出了原先封闭式的狭小圈子，致力于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军事史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史学内容与传统史学相较，大大扩展了。
1840—1927年西方史学之东渐，对中国史学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顾颉刚在论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时，指出了史学发展的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的进步；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注49顾颉刚所说的五个“助力”，均与这一时期的西史东渐有着密切联系。
20世纪初期形成的“新史学”思潮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是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的一个果。
第一，确立了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次重要变革，即引入了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进化史观的引入，产生了中国“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引入，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5019世纪末，严复等人引入的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学者加以学习吸收，并运用到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和学术发展上来。至20世纪初的二十年中，进化史观被越来越多的革命派、先进学者所接受，特别是经历过新式学堂教育和留学经历的新一批知识分子，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对他们而言一去不复返。这一批人包括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唯物史观是社会进化史观，社会进化论是它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哲学形态。唯物史观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国民党的民主革命者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也积极地介绍唯物史观，并认为唯物史观的出现，“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注51。在进化史观以及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传统的某些观点受到了批判，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史、国际关系史联系在了一起，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被纳入到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中去考察，中国史学发展呈现多途发展。正如学者所论：“西方史观的引进，把史学的重点从帝国政府的政治事件转到社会和经济事件上来。”注52“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史学的长期孕育，诞生了“新史学”。20世纪前半期史学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以唯物史观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其他“新史学”流派基础之上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梁启超早年倾心于汉学，曾受教于学海堂。1890年后，他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思想上开始发生变化。后入康有为门下，接受了今文经学的观点。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接触了更多的西方书籍。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都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作和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最早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明确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任务。在此基础之上，章太炎、夏曾佑、汪荣宝等人在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们主张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认为史学的功能是研究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民史、社会制度史、文化史等；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主张研究人类生活的整体，从经济结构入手分析社会的基本构造，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4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以及所取得的史学理论成就和史学研究成果，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史学都是在“新史学”理论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20世纪一些著名的史学家都曾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著名史学家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钱穆、柳诒徵、蒋廷黻、顾颉刚、邓之诚、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傅振伦、周谷城、何兆武等，都曾阅读过这一时期输入的西史著作，并深受影响。王国维较早接触到了西学。在东文学社学习期间，他学习了英文、日文、算术、代数，并研读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与日本教师藤田丰八关系密切。他说：“藤田剑峰学士，性伉直诚挚，久处，交谊日深。”注53王国维撰写的《东洋史要》序，思想也大多来自于其师藤田，“吾师藤田学士乃论述此书之大恉，而命国维书其端”注54。王国维主张历史应为一门“科学”，而非“史料之堆积”，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不谋而合。他对中西学术的互动关系评论道：“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55王国维在20世纪初的史学研究中能做出成就，不能否认这同他早期接触外国史学有关。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回忆辛亥革命爆发后，决定自己的人生选择时说：“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苦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注56作为他人生抉择参考的麦尔斯通史就是广学会所出的书籍。注57民国时期，柳诒徵在为修清史提出的建议中说：“仿欧美之例，著专门之史。凡民所资，如农商渔牧、工艺医药、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宗教风俗以及兵事外交、政治教育、路电邮航、矿山水利，上起古初，下迄今日，详其原委，抉起利病，庶足征前民之矩矱，备当途之考镜，轨躅合乎六洲，徽美彰乎五族。”注58这种史学观念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著名史学家钱穆上学时读过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名学》等书，后来他还读过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余对此书得益亦甚大”注59。戊戌变法失败后，顾颉刚的父亲顾柏年从南京“苏学会”分得了《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成为顾颉刚了解世界史的起点。注60
要之，此时期史学的“求新”“求变”，使20世纪初期成长起来的新史学家，既受到传统学术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某些新的学术观念。新与旧、中与西的融合与交汇，造就出具有茁壮生命力的学术，诞生了伟大的史学家。20世纪前期，出现了众多大师级的学者，在历史学界，也可称得上群星灿烂。他们是“时事造英雄”的产物。这是史学演进的一个必然。离开了此时期史学的发展背景，就很难解释这种现象。多种异质学术因素的交合产生新的学术，极大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大概是学术发展史的一个规律。
四、基本脉络与发展线索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1840—1927年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可以1901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间还可再分为若干个阶段。下文就以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的几个主要阶段为主题，阐述西方史学著作的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流派的输入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分析中国学者对史学演进的反思和总结。在时间断限上，有些问题的论述可能超出了某个时间阶段的范畴。
（一）发轫期（1807—1840）
西方史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至清雍正年间实行禁教政策，延续了140余年的文化交往活动受到限制。自此，中国与世界之间产生了隔膜。19世纪初年，虽有禁教与闭关政策，西方文化的传播还是在中国渐次展开。面临即将变革的中国社会，士大夫、学者及一批开明人士、官僚阶层，逐渐突破传统学术的束缚，开眼看世界。他们了解了西方传来的世界史地知识，阅读了世界史、国别史的历史著作，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中国史学发展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时代大背景下，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内容，反映了强健的时代声音。
乾隆后期国势渐行衰微。嘉庆、道光年间，学术思想发生嬗变，传统史学要求突破限制，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兴起。与此同时，继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美国、欧洲的传教士接踵而来，他们在南洋、广州等地翻译书籍、创办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传播西方史地知识的代表期刊，里面刊发了麦都思和郭实腊等人撰写的史学篇章。这一时期，以王大海、谢清高、陈伦炯、李兆洛、叶钟进、萧令裕、何大庚、俞正燮、梁廷枏等为代表的中国人，也通过各种途径探求域外世界。
（二）初兴期（1840—1860）
腐朽的清王朝在与外国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游历、经商、传教，扩大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这为西方史地书籍在中国的流布提供了有利条件。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地理全志》就是在这一时期编纂、刊刻的，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梁廷枏的《合省国说》，既有对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内容的采择，又有对文本的删削、存疑和体例的因革，反映了学者编撰外国史的主体意识。以林则徐、陈逢衡、魏源、徐继畬、姚莹、夏燮、梁廷枏、何秋涛、蒋剑人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写出了一系列经世著作，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变化。
此时期边疆史地学日渐兴起。在嘉庆时期，地理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近百年来则为实用的，偏重于近代部分”注61，注重边疆史地的研究。这虽然和前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渊源，但却自成一种思潮。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朝疆域扩大了，系统地研究边疆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适应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来自沙俄和英国等外来侵略势力侵扰边疆地区，清朝边疆出现了危机，这在鸦片战争后表现更加突出。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等已开始注意研究边疆史地，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在前者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更大成绩，对蒙古地区的沿革及与俄罗斯的关系加以详细叙述。姚莹的《康輶纪行》论述了西藏以及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
（三）发展期（1860—1894）
洋务派提出的“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观”，解决了接受西学的理论问题，为西学书籍特别是历史著作的译介提供了前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西方史志类书籍繁富。这些著作既有万国发展史如《埏紘外乘》，又有国别史如《法国志略》《俄国志略》等，涉及最新的国际发展形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传教士艾约瑟翻译“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1886年出版了包括《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在内的“西学启蒙十六种”；艾约瑟撰写的《西学略述》一书，探讨了西学源流。这四本书论述了西方古典史学、希腊史、罗马史、欧洲史以及西学发展源流。同一时期，中国开始派大臣出国考察，并派遣了驻外使节，向美国、英国、法国派遣了留学生，他们的出游日记记述了国外见闻，介绍了国际新形势；日记的刊刻引起了学者的思考。王韬、黄遵宪具有丰富的国外经历，他们对外国历史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深刻，两人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和史学家的影响更加显著。受西方史学传播的影响，学者对“华夷观念”，对中国史的内容、体裁、体例不断进行反思，要求撰著外国史的欲望愈加强烈，并有一定的实践。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分世界为四大洲、五大洋，到冯桂芬批评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观点，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建议；从宋恕提出编纂欧洲史的题名、体例的建议，到康有为提出学习世界史的重要性，“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的认识，都反映出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时代大潮中，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地了解世界知识，更新思维方式，重构世界观念，用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社会形势。尽管站在旧体制之上看世界还是雾里看花，世界观念的树立毕竟为现代史学的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
需要认清的是，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进行宗教宣传；但是为了扩大宣传，西方的史地知识、医学、天文、历法、科技等内容也传播而来。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方言馆以及新式学堂专门聘请传教士作为西学教习，翻译了有关西方史地知识的书籍，扩大了晚清读书人对外国史的了解。传教士创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土山湾印书馆等，编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地理学、学术史著作，世界通史、国别史、战争史、名人传记等著作均被译介过来，成为维新派、革命派汲取西学知识的思想资源，在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国人或依据翻译的史地书籍稍加改编以出版，或将西方史著中的内容视为论据，写成议论著作，成为变法维新的建言之策。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扩大了传统史著的内容和视野，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有些西方传教士不仅是李鸿章、曾纪泽、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座上客，而且还与林则徐、姚莹、徐继畬、王韬、陈炽、宋恕、孙宝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着或深或浅的来往和交流。
（四）转折期（1895—1911）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一批有识之士对世界形势和日本崛起的原因格外关注，掀起了一个翻译和了解世界史、日本史的高潮，中日之间的史学交流加深。1887年，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成立。该会在1911年前出版了一系列世界史、国别史、名人传记等方面的历史著作。从邻邦日本传来的世界史著《万国史记》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很大，该书著者冈本监辅与中国学者也建立了良好关系。作为中国派往英国的留学生严复，对欧洲的进化论和“群学”思想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严复翻译和绍介了西方进化论学说，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史学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随着世界观念的形成，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徐仁铸、严复等人将今文经学中的变易观念与西方进化论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进化史观。此时期学者既有对前一阶段史学发展的继承，又反映出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特别是救亡、维新的时代特色。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以西方学制为参照的学科分化为西学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条件，历史作为一门课程贯穿于初级学堂至高级学堂的各年级中。进化史观的传播以及西方史著中的“国家”“国民”“社会”“民史”“群”等概念，成为新史学家批评传统史学的理论依据。史学学科逐步独立，运用进化史观，批判“君史”，倡导“民史”，采用章节体编纂史书，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这些奠定了史学现代转型的新范式。留日学生将最新的日本史学成果和欧洲文明史成果引介到国内，对“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重评以往史书，甚至提出“中国无史”的观点。编纂适应新式学堂需求的历史教科书提上日程。夏曾佑、柳诒徵、刘师培、陈庆年等人在新式教科书编写上做出了表率。新式历史教科书改变了以往的历史观念和编纂模式，标志着史学现代转型的初步实现。
梁启超不懂西文，他所获知与向国人介绍的西方史学知识主要是通过日本输入的。20世纪初，日本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和世界的窗口。至于20世纪初在中国传播的域外史学具体有哪些内容，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在各种混杂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如科学史观、人种史观、英雄史观、地理史观等）中，对我国史学影响最大的是文明史学。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基佐的文明史学，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学，日本的文明史学，在不同程度上输入中国，对本土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史学”思潮的灵魂就是文明史学，所以时人也把梁启超《新史学》视为文明史著作。文明史学得到广泛传播，缘于当时中国的学术和政治最需要的是文明史学的批判特性。然而，随着欧风美雨的大潮流，同时期传入的兰克史学并没有得到“重视”。兰克史学以史料批评为特征，由于大学历史系和历史专业研究机构尚未真正建立，中国学界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兰克史学的到来，兰克史学也就失去了栖身之所。
（五）勃兴期（1912—1927）
此时期又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五四”之前，知识分子主要是探索挽救民族危机的策略；“五四”之后，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找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从史学发展而言，此时期是中国史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西方史学流派异彩纷呈，纷纷出现在中国史坛。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中国学界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视，近代史学家运用西方科学的治史方法，在中国古史体系建设及具体的史实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兴起，通俗史学得到推广。中国史学界呈现新旧交织、流派多变、众家纷起的状况。此时期，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各种新学说、新思想一时涌进中国，虽然能激发中国学人探索理论问题的兴趣，但对西方各种新思想的输入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的现象十分严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史学新学说、新理论在中国学界昙花一现，多数没有扎根于本土。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社会运动的两面旗帜，自然而然成为学术界衡量史学观念的权舆，只有包含执着的科学精神的西方史学方法或者理念，才能执中国史学界之牛耳。注62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流派的交锋中获得发展，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
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经历的变革是巨大的，以至于当时人称作“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人从各方面认识这个新时代，探寻社会的应对之策，龚自珍、魏源、陶澍等人首先阐发了社会改革思想。西方文化的输入，对清王朝有重大的影响。政府举办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求强求富运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较早接触了西学，寻觅“批判的武器”，开展了“武器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是深远的。严复译介的进化论更是影响了整个时代。“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北京高师等高校的学者，如胡适、何炳松、陈衡哲、陈训慈、缪凤林、李大钊、蔡和森等史学家引介了西方的史学流派，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承担起了时代使命，编纂出版的外国史著作，发挥了启蒙民智的作用。
五、研究趋向与史料基础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外史学交汇始于何时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也没有哪位学者专就此问题撰文来论证。但在一些学者刊发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台湾学者王家俭在1969年发表了《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1807—1861）》注63一文，认为西方史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二期自马礼逊1807年来中国始。该文并未明确表明是“中西史学的交汇”或者“西方史学的输入”，而称为“史地知识”的传播。台湾学者杜维运在1976年发表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注64，认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初期在晚清，分为三个方面。在1981年再版《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时，他说：“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以中国方面言之，十九世纪末叶以前，中国史学独辟蹊径，不受西方史学任何激荡。”“西方史学的输入，大致在清政权即将结束的十余年间”注65，并认为西方史学首先输入中国的是历史进化论，输入西方史学的第一功臣是梁启超。复旦大学张广智认为：“近世以来，西学东渐，但迄至19世纪末，中西史学才日渐互通讯息，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涵化的历史进程。”注66他在另文中指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始于近代，这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就我个人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西方史学的输入，当始于梁启超。”注67随后，他引用美国学者伯纳尔的话进行论证。在最近的著作中，张广智再次表明“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伊始，借助东邻，给我们带来了域外史学的最初信息”注68。复旦大学的邹振环教授认为：“西方地理学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传入的，而西方史学的输入则是在晚清。”注69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启能研究员认为，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过程中，“西方的历史学此时尚未输入”，19世纪初开始了西学传播的第二阶段，“西方的历史学知识正是从这时开始传入中国的”注70。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各位学者一致认同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中国史学的变革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中西史学交汇”的时间界定的认识还是存在分歧的。注71西方史学的输入经历了一个由史地“知识”，再到“史学”这样一个过程。笔者认为中西方史学的交汇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
对西史东渐进行阶段性总结其实在晚清就已经开始。1896年，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1896年时务报馆代印本）中，介绍了输入的外国史志著作，并在附录中罗列了中国人撰写的地志、游记、论议著作。在随后发表的《读西学书法》（1896年时务报馆代印本）一文中，梁启超将西史区分为专史、通史、纪事本末体等类，对影响较大的西史著作进行了简单评价。1899年，徐维则出版了《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了《增版东西学书录》（署名为“会稽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书录共分四卷，在卷一中首列史志，“先通史，次编年，次古史，次专史，次政记，次战记，次帝王传，次臣民传记”。与梁氏著作相比，该书录介绍的书目多，评论也较为详细。在20世纪初，还出版了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沈兆袆《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等书，为了解19世纪输入的西学书目提供了比较直观的图谱。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介绍了日本的地图书和历史书籍。历史和史学书籍有史学原理、历史哲学、中古史、万国历史、欧罗巴文明史等35种；日本开化史、日本文明史、日本史学新说、日本史纲等日本史204种。1920年冬，梁启超在撰成的《清代学术概论》第29节中专讲西学，对西学输入中国的过程做了简单的分期：第一期为自明朝译书至清前期；第二期为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前后；第三期为洋务运动时期；第四期为戊戌变法前后。
自20世纪20年代后，诸位前辈学者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了总结性评述。1941年，周予同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他认为，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史学属于“转变期”，中国的文化仍未脱离经学的羁绊，所以“学术思想界虽有心转变，而凭藉不丰，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二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注72。他着重讲述了今、古文经学对近代中国学者的影响，并肯定了进化论等“西洋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影响。注731949年，齐思和发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注74齐氏认为中国史学落后，“不是因为过去百年中中国史家不争气，而实是近百年来西洋史学突飞猛进的结果”。他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方面分析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原因，将中西史学置于比较的境遇下进行分析。注75同时期，顾颉刚撰写了《当代中国史学》，对1845—1945年间的史学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方豪撰写了《民国以来的历史学》，注76概述了民国成立前的史学，对民国成立以来的史学成绩分阶段进行介绍。1983年，张芝联先生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史学史会议，提交了题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特点》的论文。他讲述了1895—1905年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三个倾向：修正、改造或摈弃封建历史编纂的基本思想；人们对外国历史的强烈兴趣以及对西方史学著作和方法的引进与介绍；历史研究方法的输入。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本国特点及符合国情的中国史学，从总体来说，是与同时代的世界史学主流并行发展的”注77。俞旦初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1983年第2期）、《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初考》（《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等。注78这些研究成果材料丰富，爬梳细致，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对认识这一时期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目前的研究趋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史东渐这一课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复旦大学张广智先生在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同时，关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反响，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如《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主要考察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中国学者在20世纪对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对有些问题，作者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如，他认为“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并不甚清楚，还有待继续考察”。注79另外，张广智先生对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之研究用力颇多，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注80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将宗教和实用知识传入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在亡国的形势下纷言变法图强，对域外历史关注，“但西方史学的引进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的西方史学之引进，大晚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的引进，亦晚于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引进，或至多只能作为这些学科传入的伴生物”。注81陈其泰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论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成就。注82王学典先生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对20世纪前三十年“新史学”与“新汉学”的交替、30年代后唯物史观跃居主流及其意识形态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注83胡逢祥教授论述了在西方学术影响下的中国科学主义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推动。注84南京大学张佩国教授发表了《东西文化交汇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该文从文化史、心理变化、史学史的角度分析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史学的演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史学）的输入，“这一过程又构成了晚清史家激烈的内心冲突，近代文化意识与传统经学观念的矛盾”注85，形成了救亡与启蒙的两难选择。他还论述了在西方史学输入后，中国近代史家历史观与治史方法的变化。2001年，由鲍绍霖、姜芃、于沛、陈启能等共同撰著的《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出版。书中第一章对西方书籍及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的论述，第二至五章对西方代表性的史家和流派的传入做了专题探讨。注86书中侧重于西方史学传入的研究，而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影响方面论述较少。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从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中，探讨“科学”对史学变革的影响，分析了考证派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史观派”的崛起，指出了学人在“科学”观念上的歧义和选择路向上的差异，总结了史学家对“科学史学”的反思以及史学科学化的新趋向。注87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也较早关注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表了《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和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普法战纪〉：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等系列研究成果。《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是他多年来研究西方史地在晚清传播的又一心得之作。该书是专门探讨传教士与近代史学关系的著作，正如著者所言，以“西方传教士及其西史译著为考察对象，重点解剖西方传教士的史学视野”注88，选择了11位西方传教士进行了专门研究。刘俐娜研究员的《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论述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过程，分析了在此过程中历史科学的规范化、现代史学理论的初构、史学方法的完善，在史料整理和史学编纂方面的成绩。注89张越先生的《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论述了中国史学在“五四”时期从观念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的复杂景象，重点探讨了“五四”时期史学在史料观念上的变化、经史关系、中西史学交汇、对传统史学的借鉴、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特点、“五四”时期史学思想的变化、疑古思潮、史学方法、现代史学规模的初建等重要问题。注90叶建博士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1902—1949）》，分析了近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大势、近代史学对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探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注91还有一些学术前辈，如何兆武、瞿林东、吴怀祺、于沛、李长林、张艳国、桑兵、周文玖等也有相关论述，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下文有相关分析和论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学者不断拓宽研究视野，从报刊学、地理学、翻译学、教科书、翻译机构、传教士、学科的近代化、留学生、今文经学等多种角度，阐述西学与近代史学的互动关系，发表了颇多研究成果，对于推进近代史学研究，乃至整个史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刘兰肖的《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是将近代报刊的创办与近代史学的发展密切结合进行研究的一部著作，着重考察“晚清以降的报刊媒介在西史东渐与‘民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注92。该书断限于1895—1911年，并追溯了1815年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延伸到20世纪20年代专门性学术期刊的出现。关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有舒习龙的《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张越的《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陈德正的《晚清外国历史课程与教科书述论》（《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王艳娟的《试论清末民初世界历史知识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等。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一书，专设一章来探讨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的影响，着重探讨了从日本介绍来的历史教科书，认为“汉译历史教科书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带有很深厚的功用色彩。……‘以史为鉴’‘思镜外情’是汉译历史教科书的主旨，纯粹的历史知识追求显然不是国人的初衷”注93。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从译介学的理论出发，结合思想史、文化史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进行了研究，成为认识晚清传教士对西学（西史）输入的另一个视角。文中研讨的问题诸如“传教士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传教士译介词语与再造观念”等注94，有颇多参考价值。
同样，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就某一专题展开讨论，对深入认识西史东渐与晚清史学演进也有很大帮助。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过去，从翻译学、基督教、中外文化交流等角度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举办学术会议，围绕一定主题进行商讨，加强史学研究的交流。台湾的中兴大学分别于1985年、1986年、1990年、1998年，先后举办了四次“中西史学史”研讨会。注95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联合国内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先后举办了“20世纪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等主题学术研讨会，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山大学文献馆联合澳门利氏学社、波兰波兹南大学举办了“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与思想、具体学科的传播、“中学”在西方的传播、西学东渐与文化自觉方面的研究方法等多个主题。中山大学文献馆还举办了“西学东渐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了“西学与儒学”“儒学与基督宗教”“中国观念的变迁”等多个主题。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举办了“建立文化交涉学——‘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学术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注96
同时，也不应忽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直接将“严格意义”上的西史东渐断限至梁启超的“新史学”，对19世纪中、后期的西史东渐活动忽略不讲。有的学者认为“晚清西学的传播，在1860年以前主要仍靠传教士，1860年至19世纪末是传教士与中国官方机构共同进行，20世纪初年则是留日学生中译日本书的天下”注97，这种笼统的概括（认识）是不科学的。这反映了在西学东渐问题上，特别是对西方史学输入研究上，还有很多薄弱之处。无论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还是中国史学史上看，这一阶段的西史东渐研究尚处于边缘的地位，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二）史料基础
民国以来的学术著作再版较多，没有再版的图书在图书馆亦易于找寻。前期的史料基础主要集中在1840—1911年。
近代中外期刊、书目文献整理为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提供了方便。1980年，由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近代译书目》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共收录近代译书目8种，分别是《泰西著述考》《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冯承钧翻译著述目录》《中译德文书籍目录》《德籍汉译存目》。2007年，由熊月之主编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入本书的有《增版东西学书录》（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译书经眼录》（顾燮光撰）和《新学书目提要》（通雅斋同人撰）的书目提要。中国期刊的创办始于近代时期。报刊传播的内容对史学发展同样具有影响。北京大学张晓编著的《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依照当前的学科划分，将明末至1919年的图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注98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注99汇集了从1857年至1918年比较重要的期刊篇目，计期刊495种，1100多期。按照创刊年月先后排序，注明创办起止日期，编者、卷次、出版年月、所藏地点等，是检索近代期刊的重要参考书。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对了解民国以来的图书出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分册共上、下两卷，专论与此有关的图书出版细目。
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华期间撰有《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传教士略传和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注100（上海, 1867），书中从第一位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讲起，到贝德士（James Bates）止，共概述了338名传教士的活动及著作。该书后有三个索引：其一是传教士人名索引；其二是中文（汉字+拼音）出版物索引；其三是英文出版物的索引。傅兰雅（John Fryer）参与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工作，撰有《译书事略》（An Account of the Department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t the Kiangnan Arsenal）。该书主要介绍了翻译馆设馆缘起、译书方法、译书益处、译书的书目等。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分别于1877年、1890年、1907年召开了在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分别形成了记录报告分别是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Records（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07）。研究这些报告，对于了解传教士在华文化传播方案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至1907年，正好是新教传教士来华100周年，季理斐（Donald Mac Gilivary）撰写了《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07］），全书正文有677页，另有大量篇幅的附录。正文分别叙述来华各新教教派，内容包括各教派在华活动历史、宣教、医疗、文字、教育等项事业，以及统计资料等，书末附录有大事年表、书目、人名索引，以及来华传教士名录。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来华差会史著作，并兼有工具书性质。一些传教士在华期间的回忆录或者书信交往也是研究文化交汇问题的重要资料，如马礼逊夫人编的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注101，卫斐列编著了卫三畏生平和书信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注102，丁韪良撰写的回忆录A Cycle of Cath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注103，李提摩太的回忆录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注104等。一些档案的整理，也为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如傅兰雅档案注105（the John Fryer Papers），将傅兰雅在华活动的书信、日记以及发表的讲演汇集刊刻。
20世纪，英、美等国的一些学者利用传教士带回的资料，开始对19世纪的中国进行研究。如英国约·罗伯茨（J.A.G.Roberts）撰写《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美国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撰写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 Concept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1840—1876）等注106，通过这些书，可以从国外视角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关对中国近代问题的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很多。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注107，全书分上、下两卷，共21个专题，由保罗·柯恩（Paul A. Cohen）注108撰写的《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由马里乌斯·詹森撰写的《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对本书有较多借鉴意义。另外，柯文还撰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注109（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等。曾在中国海关长期任职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撰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论述了1840—1911年间中国的社会状况与对外关系。注110
关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美国理查得·H.伊尔万（Richard G. Irwin）博士编有《傅兰雅书目录》收录了傅兰雅在翻译馆期间翻译的大部分书目，并根据《译书事略》英文单行本考察所出书依据的英文底本。美国学者贝奈特（Adrian Bennett）将此目重新编排，收入其著《傅兰雅译著考略》（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注111以上史料的译介、整理、出版，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