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嬗变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
一、19世纪的中外世界及文化交汇之趋向
从18世纪末期开始，由英国发端的现代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和北美等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英、法等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阶段。美国通过战争实现了独立，国体初成，蓄势待发。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可谓志得意满。西方各国国内有限的市场和资源逐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为了获取原料产地和开拓市场，西方列强开始了海外市场的开辟活动。处于东西方世界的各国“联系”日趋加强。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113
1792年，英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但是，清政府却视他们为“贡使”。使团所带来的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以及装备有110门火炮的战舰模型等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成果，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的进行贸易、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更是遭到乾隆皇帝的断然拒绝。注114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了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为首的使团，中英双方还是因礼仪问题，最终不欢而散。注115对清政府而言，这未必不是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学习西方文明和世界接轨的绝好机会。但清政府的行为，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而且让西方列强看清了它的腐败面目。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认为“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英使两次来华，虽均未达到目的，却导致英国敲开中国大门的愿望越发强烈。
同一时期，“闭关锁国”时代的清王朝，与在煤、铁、纺织品生产及铁路方面获得巨大进步的英国相比，已明显落后。清政府“闭关”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中外贸易上的限制，其二是禁教。注116成立于1720年的“公行”（又称“十三行”）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官方特许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场所，清政府在谕令中明文规定了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贸易的章程，并限制中国人远洋贸易。在禁教方面，雍正朝制定了全面的禁教政策，并将之定为基本国策。乾隆、嘉庆、道光朝都严格执行这一国策。嘉庆朝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惩罚条款：“西洋人有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拟绞立决；……”注117西教与西学虽不可等同视之，但二者也有紧密的联系，禁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清王朝面临多重危机。18世纪末年的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农民运动对清政府产生了巨大冲击力。此时的清王朝表面上天下太平，文章、名物都像盛世，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衰落道路。龚自珍对当时的社会景象描绘道：“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注118简直就是一种社会惨象。在道光年间，清朝中央政府统治力量更加衰弱，“帝国国库的白银储备已经枯竭，……帝国军队的力量已被侵蚀。皇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十七和十八世纪时期的雄伟气魄”注119。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人口数量激增，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士兵吸食鸦片，军队战斗力下降。道光十二年的一份奏报称：“臣窃见近日粤、闽各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者亦复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愈众。将不能禁弁，弁不能禁兵，远近成风，恬不为怪，无事则偷安懈怠，有事则孱弱不堪。”注120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近代史专家陈旭麓评论道：“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历史的运行不会使盛世长存。这种转机在乾隆后期已经出现，渐积而渐多。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疮。”注12119世纪的东西方世界，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国势蒸蒸日上，加紧海外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是清王朝国势衰微，日趋闭关保守，尽量减少与“天朝”之外世界的接触。
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欧洲在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上的新理论、新思想、新发明，蜂拥而起，日新月异，西方世界的面目本质均与过去大大的不同”注122。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乐观主义气氛。而在清政府的学术体系中，根本找寻不到清晰的世界各国分布图和对各国发展情况的记载。传统的学问一直在继续。19世纪初年，虽然大部分学者继续研究古代经籍，但是这个时期新的学术思潮在酝酿，关注现实世界的经世致用思潮逐渐复兴。
当19世纪的西方人来到东方，文化成为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首选对象。在西方外交使团、商人来华的同时，新教传教士开始踏上中国的土地。西方经历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基督教新教，伴随着海外扩张运动，出现了所谓的“福音奋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陆续形成了向海外非基督教民族传教的新教使团。注1231807年，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成为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不包括台湾地区）。新教传教士克服种种限制，初期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创办期刊杂志，编辑书籍，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担当者。
二、国势变迁与历史考证学的衰落
正如学者所言：“当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六十年乾隆盛世已经过去了。与‘盛世’相比，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注124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断断续续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帝国。这种辉煌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积压的社会矛盾到乾隆晚年一并爆发出来。清王朝在经历恢复、发展、鼎盛的过程中，已经潜伏下了经济、政治上的危机。至乾隆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政治愈加腐败，社会危机加深，激起各民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经嘉庆初期五省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之后，清王朝迅速衰落，一蹶不振。注125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士人的注意。有些人提出要进行社会变革，而且改革的问题也一再被拿出来考察。嘉庆皇帝一上台就发布了进行改革的圣旨，但腐败的毒瘤已经深入骨髓，根本不能开展下去。有些学者、官员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变革，扭转社会局势，像林则徐、魏源、阮元、陶澍等人。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也为创造一个有学术生气的新时期提供了推动力。
学术风气的因革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清初经史大家对于晚明王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给予了批判，实学之风盛行。在“文字狱”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历史考据学坐上了“正统”学的交椅。然而，乾嘉历史考证学以倡导实学思想而兴，在其后期逐渐远离了这一宗旨，其治学方法虽然精善，但是其研究范围却趋于狭窄，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于事无补。朴学大师段玉裁晚年对于考据学进行了反思，“又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注126。他认为汉儒的小学是一艺，而朱子的小学，具有“蒙养”的功能。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搜集嘉言善行，是两千年圣贤可效法的对象。段氏还希望其他人能够引以为戒：“告天下之子孙者，必培其根而后可达其枝，勿使以时义、辞章、科第自划也。”在“八十自序”中，他再次抒发感慨之情：“回首平生，学业何在也？政绩何在也？”注127段氏并不仅仅是阐发谦虚之意，他是在对考据学的弊端有了充分反思之后，才得出这种认识。乾嘉汉学研究的问题多半停留在书本文献之中，缺乏新鲜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复古、烦琐、形而上学、党同伐异及森严的门户之见成为了考据学的特征。张瑛对走进牛角尖的考据学提出了批评：“近世言汉学者，喜搜古义，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几如秦近君之说《尚书》。当天下无事时，文章尔雅，以为润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学，当天下之变，宜其束手无策。无他，识其小，不识其大也。”注128一些人还把朴学作为追逐利禄、附庸风雅的工具。李兆洛指出：“汉学兴，于是乎以注攻注，以为得计，其实非为解经，为八股耳！一二君子倡之于前，无视者乃藉以取名，或甚以此希取富贵。”注129在考据学全盛时期，考证成为学者的“群众化”运动，然而其学业亦极单调，“胶固、盲从、偏狭、好排异己”，清初学术怀疑的精神、批判的态度、致用的宗旨几于抛弃。
即使在乾嘉考据学如日中天时，也有对这种学风的批评意见，代表人物是浙东章学诚。章氏著有《文史通义》，“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注130。章氏首先对于当时趋之若鹜的考据之风提出了异议：“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注131在《文史通义·原学》篇中，章学诚批评了考据家仅仅重视考琐，而不探求事物发展因由的现象，“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之者何所取也？”注132为此，章氏提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做学问要“持风气”，而不要“徇风气”。其次，章学诚主张学问在于求“道”。他认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词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近日学者多以考订为功，考订诚学问之要务，然于义理不甚求精，文辞置而不讲，天质有优有劣，所成不能无偏可也。纷趋风气，相与贬义理而薄文辞，是知徇一时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于道。环生迭运，衰盛相倾，未见卓然能自立也。”注133不注重义理分析，这也是宋学派对汉学派进行猛烈攻击的把柄。第三，章氏针对考据之弊，倡导史学经世致用。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注134章学诚不随波逐流，论述高屋建瓴，指出了考据学存在的问题，“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然而“曲高和寡”，在汉学统领学术风气之时，能真正认识到汉学之弊端者寥若晨星。故此，章氏之学术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反响，但他所倡导的这种学风对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了影响。
嘉庆朝以降，在汉学家内部，阮元（1764—1849）、焦循（1763—1820）、凌廷堪（1757—1809）等学者对汉学的学风、理论、研究方式都进行了反思。阮元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学术上的重要人物，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他以汉学自任，对汉学家株守传注式的经学研究颇感不满，“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注135。阮元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诠释儒家的仁学思想，强调以礼代理，融合汉宋学术。嘉庆十五年，阮元兼任国史馆总裁，承担纂修《国史儒林传》。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注136阮元编纂《儒林传》，坚守的标准是“不立门户、不相党伐”。阮元认为，圣人之“道”好比宫墙，文字训诂好比门径，门径错了是不能够登堂入室的；“道”太高，鄙视章句训诂，犹如高空翱翔，高则高矣，然屋内的情况就看不清了。所以仅仅重视“名物”，不重“圣道”，只能在屋檐下徘徊，始终不会走进堂室之内。焦循对考据复古倾向、强烈的门户之见也提出了批评：“循尝怪为学之士，自立一考据之名，以时代言，则唐必胜宋，汉必胜唐。以先儒言，则贾孔必胜程朱，许郑必胜贾孔。凡郑许一言一字皆奉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词。窃谓此风日炽，非失之愚则失之伪，……循每欲芟此考据之名目，以绝门户声气之习。”注137他在与孙渊如、刘端临的信中反复表达了“考据之名不可立，不可不除”的认识。焦循主张学术研究要注重“实证”和“贯通”。他认为考据家“征实过多，发挥过少”，经学研究应该“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注138。凌廷堪不仅指出了乾嘉时期汉学家存在的学术局限，而且提出了改革汉学的主张：“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约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将一二人开其端，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数百人靡然从之。”注139对汉学的批评和检讨，学术求变的呼吁，不仅是一种学术取向的变动，也是汉学家进行学术创新的行为。
内忧外患之下，文化专制政策已渐有松懈，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自嘉、道以来，“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源，归咎于学非所用，自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注140。历史考证学如此兴盛，考据成果如此之多，而社会现实却越发混乱难以收拾，汉学与现实的脱节促使人们思考。历史考证派不仅面临着本派内部“异军突起”的变革要求，同时还经受着外部不同学术派别的指责。考据学独霸学林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三、宋学地位的上升与“汉宋会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开，大量的汉学家被起用，标志着汉学走向了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正统”学。在汉学如火如荼、备受追捧的情形之下，宋学家也没有放弃对程朱理学的宣扬和对汉学的抗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局势的变迁，汉宋对垒的局面逐渐被“汉宋会通”的时代要求所取代。
在乾嘉考据学达到极盛之时，对这一时期学术进行总结的是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江藩（1761—1830），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著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尔雅小笺》《经解入门》等。一般认为，《国朝汉学师承记》在嘉庆十六年初（1811）撰成初稿。嘉庆二十三年（1818），阮元作序并在广州为之刊刻。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江藩对乾嘉考据学进行了系统考察，梳理了其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在书中，他对宋学以鄙夷的态度视之，也给其戴上了“标立门户”的帽子。其论如：“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注141可以看出，江藩对宋学的评价与汉学相比，确实相差不少。
在将汉学奉为圭臬的乾嘉时期，与汉学标新立异的首推安徽桐城方苞、姚鼐及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在四库馆内，姚鼐力挺程朱，终因势单力薄，选择了退出都门。在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刊刻后，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方东树。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晚号仪卫轩主人，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师从姚鼐，著有《汉学商兑》注142《书林扬觯》《仪卫轩文集》等。在《汉学商兑》中，方东树对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的论述给以有力回击，书中开篇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注143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虽然站在理学卫道者的立场上，但也能切中时弊。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征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千条，反之身心己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江藩、方东树所作二书，多被学者批评为门户之见太深，走向了两个极端。对两书的评价，也不尽一致。与方氏同时代提倡经世思想的李兆洛认为：“得先生倡言之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复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注144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认为：“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注145梁启超对桐城派对抗汉学派一事，评价不高，唯对方东树之《汉学商兑》有较高评价：“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并称其著“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注146实际上，梁启超是从学术风气的开新上肯定了《汉学商兑》的价值。方东树《汉学商兑》（初刻本）言辞虽然出于门户意气之见，与汉学派进行抗争，目的是希望宋学以此获取同汉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在1831年《汉学商兑·重序》中，他的门户对立立场明显减弱了。他打比喻说，“经”就像一个良苗，汉儒进行辛勤耕耘，宋儒收获而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而群生无以资其性命”，“由今而论，汉儒、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攸赖，有精粗而无轩轾，盖时代使然也”。他批判《国朝汉学师承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清儒不关注现实。《书林扬觯》写于1825年，并于六年后刊行。方东树在此书中反复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注147方氏这两部著作刊印时，盛极一时的考据学已经走上了下坡路，他试图从义理上挽救考据学的缺陷，解决现实问题，只是方式有些保守。同样是桐城派后学的姚莹，则通过关注经济和边疆史地研究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这种门户对峙局面也并非绝对，从“桐城”受义法的恽敬、陆继辂，与从事考据学的张惠言、李兆洛相交好，号称“阳湖派”。从江藩对汉学的学术总结，到方东树、姚莹对现实的关注，都反映了时势变化对学术发展的新要求。
晚清理学的倡导者唐鉴（1778—1861）、曾国藩（1811—1872）、朱次琦（1807—1881）、夏炘（1789—1871）、徐桐（1820—1900）等人，都是理学大家，他们的论述提高了宋学地位。虽然他们也有对汉学的批评，但批评的声音已没有初期那么强烈，而且趋向于汉宋融合。曾国藩指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注148曾氏将考据与义理并列，作为孔学中之一门，这样就有了汉宋融合的基础。曾氏还认为汉学、宋学都是通向“圣人之道”的途径，《礼》是缓解汉宋之争的有利方式，“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是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理学名臣，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社会局势的发展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所以在其倡导之下，得到理学士人的响应，逐渐形成了一种不重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气。一些理学士人还写出了别具特色的汉宋兼采著作，邵懿辰和夏炘就是代表。
汉学方面，阮元也是开汉宋融合风气的人物。江藩、方东树都是其幕中学人，他将两人的著作都进行了刊刻。阮元有汉宋融合的论述，上文已有说明。和阮元基本同时代的黄式三（1789—1862）也反对强立门户之见，在《汉宋学辨》一文中表达了看法：“汉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宋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各用所长，以补所短。经学既明，圣道自著。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注149黄式三的经学“会通”思想还表现在对江藩门户之见很不赞同，他在《汉学师承记跋》中认为，汉宋二分只会给后人增加迷惑。稍晚的陈澧和朱一新更是坚持“汉宋兼采”的代表。注150陈澧在总结清代学术时指出：“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注151朱一新亦认为：“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注152
此时，无论汉学家还是宋学家，讲求“会通”是两派的共同点，论述更多的是强调两种学问互补，来达到“矫弊”的目的。面对现实，发挥经学、史学的“经世”功能已是当务之急。
四、经世致用史学思潮复兴
从史学发展特点看，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真正形成的史学思潮之一注153，并且不断受到当今研究者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复兴于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潮，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学等各个方面，是由社会局势变动、学派自身的反思、学风转变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一些学者还拓宽了研究范围，认为当时士人间兴起的“修褉雅集”活动也是传播经世意识的重要媒介。注154史学研究作为实学的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达到应用的目的。
龚自珍、魏源为好友，治学旨趣相近，学界一般将二人合称为“龚魏”。二人都出生于乾隆末年，经历主要是在嘉庆、道光年间。龚、魏都曾问学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龚、魏是通过利用公羊学的变易思想来实现经世目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倡导变革的思想。龚自珍利用公羊三世说揭示历史必变：“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注155龚氏认为，历史中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对前代的变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之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之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注156魏源也有关于历史变革思想的深刻论述，“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注157，“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利简而能变通之法”注158。龚自珍、魏源倡导的变易史观，已站在了时代潮头，对当时社会风气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二，批判琐碎的考据学。龚自珍、魏源生活的时代，社会变动更大，他们对脱离实际的考据学风提出了批评。1819年，龚自珍写了著名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注159“虫鱼学”代指烦琐的考证学，“卖饼家”代指公羊学说。龚自珍还否定了流于心性的理学，认为考据学是“涉颠而弃本”，理学是“循本而忘颠”注160。龚自珍致信江藩，认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书名不当，立此名目“有十不安”，“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注161魏源同样对乾嘉考据学进行讥讽：“自乾嘉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音声……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注162
其三，倡导史学经世致用。龚自珍一生治学发扬了公羊家法把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主张学术要“探世变”和“忧天下”，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成为嘉道时期复兴经世之学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他留心边疆史地研究，对西北边疆建设问题多有议论，写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文。龚氏还提出“尊史”主张，认为“史”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有着重要关系，“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魏源推崇为学以致用为先，“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志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十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注163。魏源经世思想并非空言，他对漕运、盐法、河工、兵饷均有研究，以盐法贡献最大。1826年，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选《皇朝经世文编》，序例中进一步表明致用目的：“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经？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
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以及与他们互相交往的林则徐、姚莹、李兆洛、周济、包世臣、张际亮、沈壵、张穆、贺长龄、贺熙龄等人形成了嘉道时期的“经世派”，经世思潮一时风起云涌。近代学人齐思和分析近代“经世思想”兴起时指出：“当此贫弱交困之时代，当时奉为正统学术之汉学，所研究之声音、训诂、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非不邃密博雅，远胜于理学家之空疏。然而此等纯学术的研究，其为无用，则较理学殆尤甚焉。于是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注164包世臣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学术兴趣发生转变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少时喜欢诵词赋、诗选，青年以后又感于时局变化，转向研究漕运、盐法、货币等实学，成为著名的经世学者。注165
这一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西北史地学的研究。19世纪以后，英国、沙俄对中国西部边陲觊觎已久，并不断策动变乱事件，日趋紧张的边疆局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些进步史学家力图通过对西北史地的研究，来辨明形势，提供治理边疆的措施。代表人物有祁韵士、徐松、龚自珍、沈垚、张穆、何秋涛等。成就最大的当属张穆和何秋涛。张穆撰有《蒙古游牧记》《昆仑异同考》《俄罗斯事补辑》《魏延昌地形志》等；何秋涛撰有《朔方备乘》等。这些学者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的共同点就是注重经世致用，他们进行实地考察或者考证，都是为了解决边疆实际问题。
第二，重视外国史地的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有感于日益严重的外患局势，已经开始对西方和周边国家进行初步研究。如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姚莹的《俄罗斯通市始末》、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对外国史地研究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代表人物有林则徐、姚莹、魏源、梁廷枏、徐继畬。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为中国近代的世界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梁廷枏撰有《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贡国说》，合称《海国四说》；徐继畬撰有《瀛寰志略》等。这些著作介绍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国家制度等，促使处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统治者开始睁眼看世界。
第三，重视当代史的记述。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一些学者力图通过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来获取挽救局势的经验教训，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代表性的为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这些著作揭露了清廷的腐败统治，表现出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应对外侮的策略等。这一时期的当代史著还有一些私人笔记，此处不再赘述。